语言论转向与西方诗学中的叙述-模仿之争

发布时间：2020-09-05 09:04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探究语言论转向前后,不同的思想流派对“叙述”与“模仿”的相关争论,分析流派之间不同观点的思想背景,以及该理论可能引发的学术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并针对解构之后叙述-模仿之争的终结所导致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缺失所引发的相关问题提出可能性解决方案。“叙述”与“模仿”最初由柏拉图提出,他针对诗的语文体裁提出两种叙述方式,一是“单纯叙述”,二是“摹仿叙述”,前者是指诗人以自己的身份说话,后者是指诗人扮演故事中的人物来说话,二者大致奠定了后人所说的“叙述”与“模仿”的范畴。柏拉图认为模仿既无知识,也无有见解,是不真实的,而且容易败坏城邦的道德风气,因此应该将其驱逐出理想国。相反,他认为叙述是好的,因为叙述可以受到诗人的控制,可以传达特定的教育规范。由此,柏拉图拉开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叙述-模仿之争。柏拉图提出叙述-模仿之争的焦点是文学的真实性和道德性两难的问题,对此,后来学者各执一端,众说纷纭。对于西方文论而言,语言论转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理论转折点,以此作为界限可以区分语言论转向前后对叙述-模仿之争的不同阐释和观点。语言论转向前,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反映客观存在,可以言及在场和真理。柏拉图推崇叙述,根本原因在于叙述比模仿更贴近真理,而亚里士多德为模仿的辩护也是认为模仿可以带来在场的真实感。英美传统小说理论更是从真实性的角度出发大力继承和发展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只是与亚氏不同,他们认为真实性应该是细节的逼真感,倾向于独特性。然而逼真的模仿容易陷入道德的模糊地带,因此如何平衡模仿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两难是英美传统小说家孜孜不倦进行探讨和改良的目标。奥斯丁提出自由间接引语和有限视角将现实主义小说推向高潮,似乎意味着模仿与叙述的配合才能突破真实性与道德性两难的困境。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英美传统小说所面临的困境源于文学语言的自我指涉和自我解构的潜能。语言论转向作为一个新视角,对叙述与模仿的阐述可谓是洞隐烛微、一语中的。语言论转向后,语言从工具论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语言不再是反映现实世界的镜子,而是建构世界和意义。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意义也随之不间断地滑动,文学语言中所指的指称与意义之间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语言的起源和结构是比喻性的意味着语言是不及物的,语言与外界的联系不是必然的。我们相信模仿的存在,是基于语言具有勾画可感觉画面的能力,而这是语言形象化表达的误导。模仿并不能言及在场,模仿与语言的意义一样,根本不受作者和读者的控制。因此,模仿既不能言及真实性,也不能传达道德性。如果我们认为叙述或者模仿具道德意义,只是人为强加的结果。而正如语言指称功能的不确定性,叙述与模仿之分是不可能的,这是语言论转向后对叙述-模仿之争的共同看法。取缔模仿的存在价值,抹除叙述与模仿之争的必要性,似乎意味着叙述-模仿之争的终结,然而解构之后的叙事理论并没有妥善解决柏拉图所提出的两大忧虑。解构主义认为语言不言及真理,只表达情绪和见解,因此与真理无关,似乎解决了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而对于道德性,德曼认为,语言的物质性恰好是揭开意识形态的异常行为的利刃,是破除特定意识形态神话的有力工具。对此辩护,庞代并不认同。他认为德里达提倡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将文学引向一个死胡同。如果文本只是能指的游戏,那么将无法说明写作的必要性。德曼将叙述者、受述者等这些概念视为命名的扭曲,是一种幻影,是语言隐喻的结果,即意味着没有叙述者可以为他的故事的道德影响承担责任。如果语言与真理无关,即意味着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评判真实与错误,似乎最终只能由强权来决定相互之间竞争的结果,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将会是一个可怕的前景。因此,解构之后的叙事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柏拉图所提出的叙述-模仿之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语言论转向”作为重点的考察视野,通过梳理语言论转向前的古希腊时期、英美传统小说理论时期和语言论转向后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政治学批评、解构主义等几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对“叙述-模仿之争”的不同观点,来探究每种观点背后的思想背景以及所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层面的影响。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首先是初步界定叙述与模仿的基本内涵,概括柏拉图对叙述-模仿之争的基本观点以及争论焦点,即文学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问题。然后,以语言论转向作为分界线,概括语言论转向前的亚里士多德、英美传统小说理论以及语言论转向后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政治学批评以及解构主义对柏拉图提出的叙述-模仿之争的回应。最后突出语言论转向作为一个新视角,在对叙述-模仿之争提出独到而犀利的观点的同时,可能引发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缺失的担忧。第二部分是梳理本文的关键词汇叙述与模仿的演变史,突出口头叙述与书面叙述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的阐释和观点。第三部分是研究现状的整理,包括对学术界关于叙述与模仿研究的相关资料进行全面的梳理。第四部分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以及论文的总体架构。第二章是语言论转向前古希腊时期对叙述-模仿之争提出的基本观点,重点选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探讨。柏拉图针对诗的语文体裁提出两种叙述方式,即“单纯叙述”和“摹仿叙述”,大体奠定后来所说的“叙述”和“模仿”的基本范畴。出于对真实性的判断和城邦教育的规范,柏拉图推崇叙述,而驱逐大部分的模仿。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更好,因为它既可以模仿真理,又可以塑造人的性格,有利于国家的教育。自此,师徒二人来开了叙述与模仿之争的序幕。第三章重点分析在认识论哲学背景下英美传统小说理论对叙述-模仿之争的不同看法。总体而言,英美传统小说理论家都是继承亚里士多德对模仿的推崇,原因在于模仿更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符合当时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取向。然而与亚氏不同,他们提倡的真实性倾向于独特性,即追求细节的逼真以及显示在场的真实感。但是在逼真模仿与我们类似的甚至带有道德瑕疵的小人物的同时又可能陷入道德伦理争议的困境。因此如何平衡模仿的真实性和道德性成为了英美传统小说家不断探讨和改良的目标。第四章选取了语言论转向后的过渡性研究范式——结构主义叙事学作为研究对象。总体而言,该理论认为模仿是不存在的,是叙述中的一种,差别在于叙述者介入的程度不同。但在分析叙事作品层次时,又提出故事-话语-叙述的三分法,故事作为叙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依然相信语言的指称能力,即模仿的理论基础仍然存在。同时在叙述行为时,又将叙述与模仿作为划分叙述距离和叙述投影的标准,可见对模仿仍是藕断丝连。同时,叙事学家提出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角色的区别其实暗含了模仿存在的必要性,比如叙述者和人物角色合二为一则是模仿的讲述方式,而隐含作者则承担起叙述的功能。同时,这些叙述交流的参与者隐含着作品应有的道德判断。可见,结构主义叙事学依然在回应柏拉图所提出的叙述-模仿之争中真实性与道德性两难的问题,是不彻底的语言论者。第五章重点分析语言论转向后的政治学批评对叙述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阐述。在政治学批评中,权力决定叙述,叙述建构真理。福柯认为叙述的真实性并非柏拉图所说终极理念,而道德性也并非是理想的城邦教育和管理体系。在规训机制内,真理与权力是相生相成的,权力可以建构真理,而真理反过来可以支撑权力的实施,一切都是为了贯彻特定的政治权力和制造出特定的角色和身份。因此面对蕴藏着政治力量的叙述文档,身份政治批评提倡抵抗式的阅读策略,并认为要为弱势群体代言,以争夺叙述的主权。然而代言者在多大程度可以表达出真正弱势群体的声音,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文化歧视?因此,代言的真实性与权威性成为一个新的争论焦点。第六章选取了语言论转向后关注语言修辞本性的一个流派,即以德里达为先驱、以德曼等人为重镇的解构主义作为研究重点。解构主义者认为语言的隐喻本性意味着模仿是不存在的,因为语言是不及物的,模仿所产生的可感觉的画面感是语言形象化表达的一种误导,叙述与模仿之分是不可能的。对于柏拉图提出的文学真实性与道德性的问题,解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与真理性无关,只是一种情绪和见解的表达,而叙述只是能指的游戏,与意识形态无关。然而,如果文学与真理无关,与道德无关,那么谁应该为叙述负责?因此,解构之后的叙事需要面临文学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缺失的困境。第七章既是本文的总结,又是针对解构之后叙事的真实性与道德性的缺失提出可能性的解决方案。虽然解构主义取缔了模仿存在的价值,结束了叙述与模仿之争的意义,然而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叙述与模仿是有所区分的。文学作品可以通过调节叙述距离和叙述视角来营造出一种模仿的效果,并改变读者观看他人和世界的角度。因此,文学可以影响个人作用于社会。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中的话语施事行为和话语施效行为是具有一定的涵义和所指的,并且不仅可以通过说话施行某些行为,还能对他人产生影响。而通过对文学的“善”挖掘和重新阐释有望突破解构之后叙事的道德性的问题。罗蒂将“善”理解为对他人的怜悯与博爱。模仿可以通过细节来切身体会他人的痛苦和残酷,从而尽可能减少可能给他人带来痛苦和残酷的言行;而具有更敏感多义与隐蔽的窥破力量的叙述更是反抗规训的有力工具。因此模仿并不是只具有审美功能,而与道德无关,而叙述也并非只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与审美绝缘。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恰到好处地平衡二者之间的“善”与“美”的关系。因此,在文学中,叙述与模仿是有所区分的,而且是有必要区分的。
【学位单位】：浙江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8
【中图分类】：I0


本文编号：281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