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芳吉白屋体新诗看中国新诗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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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吴芳吉；新诗；白屋体新诗；新诗发展
　　论文摘　要：吴芳吉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身体力行写下了大量的白屋体新诗，吴芳吉主张新诗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要与西方平等交流，要继承传统精华为我所用，要创新，要有时代新精神，倡导写真诗、抒真情。

　　
　　中国新诗从1919年五四新 文化 运动算起将近有一百年 历史 了，但新诗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歌的辉煌成就相比终显逊色，这是不争的事实，鲁迅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毛泽东甚至说：“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用白话写诗，八十年来，迄无成功。”这些评价指出了新诗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新诗也确有成就。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新诗创作中的意象问题、诗体问题、 语言 问题、继承传统与学习西方问题?新诗的出路何在?
　　吴芳吉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其新诗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当代新诗发展有诸多启发借鉴意义。
　　
　　一、中西融合
　　
　　中国新诗本来就是“西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西洋诗的影响，中国新诗是不会形成的。胡适指出：“欧化的程度有多少的不同，技术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出，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 文学 的法度和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他甚至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要建设新诗，一定要打破传统诗的格律，在内容与形式方面更新，就要学习西洋诗不拘句数字数等形式，这是无疑的，吴芳吉也赞成。关键是如何学习西洋诗，是“西化”与“ 民族 化”的结合呢?还是“全盘西化”而割裂传统?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在1929年为英文版《中国基督教年鉴》写的短文《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就提出“全盘西化”主张，极为凑巧，也正是1929年，吴芳吉自编出版了《白屋吴生诗稿》，在该书叙中提出了与胡适等人完全不同的观点。首先，他肯定诗歌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说：“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与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譬之乘火车者，既已在车，无问其人之欲行不行，要当载之前趋，欲罢不止。故处今日之势，欲变亦变，不变亦变，虽欲故步自封而势有不许。”就是说，新诗的发展与变化是客观的，绝对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顺应潮流与时俱进，不能落伍，更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这段话指出了新诗产生、发展的必然性、正义性。吴芳吉是中国 现代文学 史上新旧诗都有成就的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在 写作 传统诗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新诗，如《护国岩词》、《婉容词》、《两父女》、《笼山曲》、《巴人歌》等。这些诗，形式内容都是新鲜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诗、歌行、乐府或词、曲，语言基本上都是白话，形式不拘一格，都反映了 社会 现实，具有时代新精神，以《婉容词》为例，该诗描写留美丈夫受西方自由恋爱影响，“与美国一女子善”，抛弃结发妻子婉容，婉容悲愤至极，投江自杀。作者谴责了丈夫“某生”的负心，对婉容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诗中的男女主人公“某生”的思想新潮与婉容的守旧，在当时都是比较典型的，颇有时代的代表性。在语言上，该诗是白话体新诗，通俗易懂，句式长短不齐，不拘平仄格律，押韵而铿锵，与西方自由体诗歌格式一致。吴芳吉的这类新诗。一方面不脱离传统，另一方面又具西洋诗特质，在当时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呐喊声中，一些人就看不惯，有人批评说：“非新非旧，非驴非马，其转语之痛改!其实，这“非新非旧”，即亦新亦旧，正是吴诗“中西融合，古今贯通”的特点。在这批评声中，吴芳吉不但不改，还坚持写下去，创作了大量类似的白屋体新诗。
　　其次，在中西融合上，吴芳吉主张中西平等交流，吴芳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较早提出“中西融合”说的作家之一，中国传统文学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优秀部分必须继承发扬，对于西洋文学，只能选择性吸收，不能兼收并蓄。他说：“盖吾诗虽老，固非全枯。不须迁地，更难拔除。…‘文字，中西全异者也；文艺，中西半同者也；文理，中西全同者也。舍其全异，取其全同，酌其或同或异，吾知其生气勃勃，光辉焕射，必有异于前矣。”“故余之取于外人，亦犹取于古人。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之诗，断非谄事外人，乃利用外人之诗以改良吾诗也。”“若此之行，不迁地以凭虚，笔耕文化推荐期刊，不拔根以自败，有异剪枝，乃同接木，此则余之所谓变也。”他决心“自立法度，以旧文明的种子，人新时代的园地，不背国情，尽量欧化，以为吾诗之准则”。这种平等地有选择地吸收别人优点(包括西洋文学的优点与传统精华)为我所用的变化发展观，可谓科学而远见卓识，比起胡适等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西化”来，要高明得多，他创作的白屋体新诗，算是中西融合的优秀之作。
　　第三，吴芳吉主张新诗要有中国气振，要有时代新精神，他曾批判“新派之诗”写得同于“西洋文学”，“使其声音笑貌，宛然西洋人之所为。”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中国新诗学习西洋诗，既要学其形式，学其诗艺，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近代精神，即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思想，西方人新的价值观和人格精神。 西方文化 中的这种时代精神，才是中国新诗最要具备的。吴芳吉自己写的新诗如《弱岁诗十二篇》的多数、《两父女》、《北门行》、《南门行》等都是揭露军阀残民的，《护国岩词》是歌颂讨袁英雄蔡锷的，《巴人歌》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歌颂上海军民抗战的，都能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呼声，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二、古今贯通
　　
　　“古今贯通”即继承传统要有民族性的问题，中国新诗的创作不能割裂传统，也不可能完全割裂传统。即使在五四时期，一些重要诗人的创作虽有浓厚的西洋化色彩，但其深层仍然渗透着传统诗歌的养分，流淌着传统诗歌的血脉。这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即使在 经济 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文化要完全割裂传统都是不可能的。与大众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表层文化较易发生“同化”现象，一定的 政治 基础和意识形态也迟早会随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但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 艺术 中的文化深层次结构，则有较强的相对稳定性，不会轻易地“全球化”。要说“同化”，只能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嫁接后长出的新枝，她既有本土文化的特点，也有外来文化的特点，吴芳吉的白屋体新诗就有这样的特点。 转贴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