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春晚小品审美文化研究
发布时间:2020-06-28 07:40
【摘要】:“小品”本是佛教用语,后也在文学中被使用,继而扩展为一个在文艺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在戏剧中,“小品”原本被用来指一种考核学生表演能力的短小戏剧。这些领域中的“小品”,一直具有“去官方性质”或“非官方色彩”。央视春晚既是文艺晚会,也是“国家晚会”,小品因是央视春晚所有节目中最具有叙述性和喜剧性的节目,所以成为了央视春晚舞台上承载宏大叙事和发挥政治修辞的绝佳载体。因此,央视春晚小品不同于一般的“小品”,其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根据主旨立意和价值取向,数百个央视春晚小品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工具型小品”、“批判型小品”和“娱乐型小品”,与之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审美文化范式:审美工具范式、审美批判范式和审美娱乐范式。不同审美范式的小品指向审美文化的不同层面:审美工具范式的“工具型小品”指向的是政府层面;审美批判范式的“批判型小品”指向的是社会道德层面;审美娱乐范式的“娱乐小品”是指既不涉政治又无关说教的“超意识形态”的小品,但“超意识形态”的“娱乐型小品”并非是“无意识形态”的,因为它在无意中既迎合了社会文化心理,也契合了新的国家意志。由此看来,三种审美范式在内涵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同一个声音的变奏罢了。从不同的视野审视央视春晚小品,其扮演的文化角色和发挥的文化功能是不一样的: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央视春晚小品既是笑话,也是神话,是表征现代民族国家的审美文化符号;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央视春晚小品既在逃离宏大叙事,又在走进新的宏大叙事,是迎合大众娱乐需求的审美文化实践;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角度看,央视春晚小品既在拒斥主导文化,又在与主导文化合作,是实施多元文化谈判的审美文化场域。可以看出,在央视春晚小品的笑声中一直都有“国家在场”。当下的央视春晚小品内部存在着三组关系—政治性与艺术性、宏大主题与民间叙事、教化话语的与娱乐成分—的失衡,不堪重负官方话语和意识形态是央视春晚小品的阿喀琉斯之踵。
【学位授予单位】:贵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J827
【图文】:
角与配角》采用“戏中戏”的模式,以朱时茂扮演作风正派的八路军队长与陈佩斯扮演的叛国投敌的汉奸身份,明确了朱时茂与陈佩斯的正反对立形象。《警察与小偷》与《姐夫与小舅子》中,朱时茂都扮演了正直的警察,而陈佩斯则分别以小偷与涉嫌违法乱纪的小舅子形象与其抗衡。“在《主角与配角》和《警察与小偷》中,身份明确地呈现为陈佩斯所饰演的人物动作的目的。前者中,配角一系列破坏动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主角身份;而后者中,小偷在接受了警察的教育与目睹了人民群众对警察的尊重及信赖之后,开始模仿警察的行为——扶盲女过马路、为路人指路、指挥交通,最终以违规却自觉地完成抓捕自己犯罪同伙的‘警察’动作,彻底认同了自己‘警察’的身份”1,让人捧腹大笑。在这里,“主角”与“配角”的“纠葛”,“警察”与“小偷”的“置换”“知识分子”与“基层劳动者”的“争夺”等所表现的是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关于身份界定和话语权力的斗争或谈判。这种“谈判”不是发生在“明码标价”的谈判桌前,而是在春节这一“神圣时刻”,以央视春晚小品为平台开展的“博弈”。
本文编号:2732757
【学位授予单位】:贵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J827
【图文】:
角与配角》采用“戏中戏”的模式,以朱时茂扮演作风正派的八路军队长与陈佩斯扮演的叛国投敌的汉奸身份,明确了朱时茂与陈佩斯的正反对立形象。《警察与小偷》与《姐夫与小舅子》中,朱时茂都扮演了正直的警察,而陈佩斯则分别以小偷与涉嫌违法乱纪的小舅子形象与其抗衡。“在《主角与配角》和《警察与小偷》中,身份明确地呈现为陈佩斯所饰演的人物动作的目的。前者中,配角一系列破坏动作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主角身份;而后者中,小偷在接受了警察的教育与目睹了人民群众对警察的尊重及信赖之后,开始模仿警察的行为——扶盲女过马路、为路人指路、指挥交通,最终以违规却自觉地完成抓捕自己犯罪同伙的‘警察’动作,彻底认同了自己‘警察’的身份”1,让人捧腹大笑。在这里,“主角”与“配角”的“纠葛”,“警察”与“小偷”的“置换”“知识分子”与“基层劳动者”的“争夺”等所表现的是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关于身份界定和话语权力的斗争或谈判。这种“谈判”不是发生在“明码标价”的谈判桌前,而是在春节这一“神圣时刻”,以央视春晚小品为平台开展的“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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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硕士学位论文 前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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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73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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