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姜草枣用法用量研究
本文关键词:张仲景姜草枣用法用量研究
【摘要】:目的姜、草、枣(包含生姜、干姜、炙甘草、生甘草、大枣,以下简称姜、草、枣)为仲景最常用的几个药物,且对其用法严谨,颇具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中所有包含姜、草、枣的汤剂进行统计整理、数据分析,总结出有关张仲景对姜、草、枣的用法用量特点,以期通过此研究对临床准确运用姜、草、枣提供指导和帮助。方法1.基本统计学方法。本研究采用EXCEL表格数据处理功能及基本统计学方法来处理所要研究的姜、草、枣三味药出现频次、最常用剂量、平均剂量以及剂量分布区间等。2.聚类分析的方法。①将两书中所有符合研究条件的姜、草、枣的方剂及其条文找出,然后将所有内容逐一录入EXCEL表中,建立姜、草、枣用法用量总数据库及各子数据库;②对数据库中症状描述的情况进行赋值,采用二值量化处理后,采用S PSS16.0统计软件包对姜、草、枣各子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采用Q型聚类。结果1.张仲景姜的用法用量总结。两书中使用生姜的方达68首,使用干姜的方剂有52首。张仲景对姜的使用多为生姜和干姜,仅有2方分别使用生姜汁、炮姜。仲景时期的干姜应为生姜的干燥品。姜的炮制方式主要有炮、切制、取汁三种。生姜在汤剂中用量范围13.8g(1两)-220.8g(16两),最常用量41.4g(3两),平均用量53.3g,其80%以上的用量区间13.8g(1两)-41.4g(3两);干姜在汤剂中用量范围3.45g(6铢)-41.4g(3两),最常用量41.4g(3两),平均用量32.6g;其80%以上的用量区间41.4g(3两)-69g(5两)。经数据统计分析并结合专业知识,与生姜关联度较高的症状是颈项强、头痛、表发热;与干姜关联度较高的症状是下利、厥里寒、下血出血。后世历代各时期姜的用量特点显示:生姜在隋唐时期用量范围比仲景的东汉时期扩大很多;宋代,用量较之于汉唐大幅下滑;金元时期生姜的各剂量值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减;明代,生姜的用量仍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清代略有上升,但整体上清代生姜最常用量仍不及汉唐时期的1/10:现代、当代,医家对生姜的用量普遍处于低水平。干姜在汉唐时期,平均剂量差别不大;由唐代至宋代,干姜的最常用量也是持平的;金元时期,干姜的平均剂量和最常用量大幅度下降:至清代,干姜的用量比金元时期略有增加;近现代、当代名家运用干姜的最大剂量呈现出第二个小高峰。2.张仲景甘草的用法用量总结。仲景在《伤寒论》所载112方中,有甘草者70方。《金匮要略》所载205方中,有甘草者85方。甘草的炮制主要为炙用或生用。仲景所用的“炙甘草”即经过烘烤、炒热的生甘草。张仲景在汤剂中生甘草最大用量69g(5两),最小用量13.8g(1两),最常用量27.6g(2两),平均用量30.9g,其80%以上的用量区间27.6g(2两)-41.4g(3两);炙甘草最大用量55.2g(4两),最小用量3.45g(6铢),最常用量27.6g(2两),平均用量30.9g,其80%以上的用量区间13.8g(1两)-41.4g(3两)。经数据统计分析并结合专业知识,与生甘草关联度较高的症状是汗出、恶寒、表发热:与炙甘草关联度较高的症状是体虚、肿、心悸。后世历代各时期甘草的用量特点显示:隋唐时期,其用量范围较汉代张仲景时期时有了一定的扩展;宋朝时期平均用量和最常用剂量均大幅下降;至金元时期,常用剂量以及剂量范围基本维持在宋朝时期的水平;明清时期,甘草的剂量范围更加缩窄;当代医家临床甘草用量最常剂量多为10g。3.张仲景大枣的用法用量总结。《伤寒论》中大枣入方40首;《金匮要略》中大枣入方43首。仲景东汉时期药用大枣多为青晋所出的大红枣。大枣入煎需擘开使用,仲景用大枣多以枚数计重,换算以三枚准一两,东汉仲景时期1两的量值即13.8g,每枚大枣约为4.6g。在汤剂中大枣用量范围18.4g(4枚)-138g(30枚),最常用量55.2g(12枚),平均用量约54.8g,其用量80%以上的区间46g(10枚)-69g(15枚)。经数据统计分析并结合专业知识,与大枣关联度较高是头痛、表发热、颈项强、恶寒、心悸动,不欲饮食、胃痞满呕逆不适、身体疼重痛等症。后世医家孙思邈大枣的用量明显高于仲景的使用。4.当三药相组互合使用时,对两书中的数据经聚类分析并结合专业知识,炙甘草和生姜组合时的功效可以大致分为4类,即调理脾胃、宣散卫阳、温阳补中、散寒祛邪;大枣生姜的组合时功效是调和表里、调和寒热、调和枢机、调和营卫、调和脏腑。仲景对大枣炙甘草生姜药对最常用用量比为4:2:3,经数据分析并结合专业知识判断,其功效主要为调和营卫,顾护脾胃,扶正祛邪。若以调和营卫为主,治疗表证程度较轻微时,多为常用比例的1/3到1/2;若以温补调理脾胃为主要功效时,多调整姜草的用量,且生姜用量大于炙甘草用量;若以补正气调补气血阴阳为主,则多调整大枣用量,重用大枣25枚以上。对比孙思邈对大枣甘草生姜药对的用法用量规律发现,其用法用量基本与仲景一致。5.大枣和甘草均具有甘缓之效,其用法区别如下:大枣主要缓和甘遂、大戟、芫花、葶苈子毒性或者峻烈之性;甘草常与附子同用,可解附子之毒。大枣更偏于养营、补肝脾之津血;而甘草偏于补气、补阳。在逐水峻剂之中仲景喜配伍用大枣,在肺气闭郁之水肿、痰饮、涎沫等用方时,多配伍使用甘草以和药物之性。气、阳、邪热闭郁时,用麻黄宣散时不配大枣,多用甘草,肝郁气滞证时多用甘草。甘草还可清热解毒、利咽,且清热泻火剂多用佐用甘草。甘草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寒温并用或补泄兼施的方剂多用甘草调和药性。结论通过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姜、草、枣的用法用量的总结,可以看出张仲景对于姜、草、枣的用法用量绝非随意加减,而是运用灵活,法度严谨,特别是在用量上,时有大剂量使用姜、草、枣以求取得显著疗效。本研究提示我们在临床遣方用药时一定不要轻视姜、草、枣的作用。
【学位授予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R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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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15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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