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财税改革与户籍制度的三个10年变迁

发布时间：2021-11-14 07:50

　　户籍制度自建立以来历经60年的演变,形成了具有福利粘附作用的体制。文章以财税体制与户籍制度的关系为切入点,指出财税体制约束及其福利分配安排对户籍制度是否成为问题具有根源性影响。一是揭示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于1958年正式建立的重要背景是1950年代接受外部战略援助形成的军重工业内生资本增密及其预算硬约束对中央财税经济的沉重压力,这个硬约束导致二元户籍制度延续到1980年代初的财税体制改革。二是论述了1985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调整与户籍制度同步变化的三个10年变迁。三是讨论了近十几年农民转户意愿明显低落的原因,即2004年农业税费改革以来国家财税金支持三农政策已经部分消解了城乡差距,农村户口实际的和预期的福利均大大提升。四十年改革中,粘附了福利的二元户籍制度难以单独突破的原因,在于其与财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变化存在较强相关性。新时代的户籍改革研究也需要创新,从关注过去城乡二元户籍矛盾转向生产过剩压力下城市间产业升级竞争,后者导致吸引精英、排斥低端的户籍歧视。相应地,只有建立财税金统一的制度体系才能减少城市间福利差异。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6(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及比重(1953—1983年)

图1 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及比重(1953—1983年)国家实施一五计划之前城镇与工矿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就已经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自发流迁进城,全国市镇人口从1949年的5 765万增加到了1952年的7 163万[15]。实际上,人口流动逐步经由户籍管理(2)和统购统销政策(3)被纳入到国家的计划当中来,是从1953年开始的。朝鲜战争以来苏联的“156项”战略性援助和国内数百个配套项目由中央政府计划执行,也都计入中央财政,使中央政府拥有空前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具体看,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拨款从1952年的47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124亿元(1)。所以在一五计划期间无需限制农民进城,反而需要动员农民进城支持工业建设。而除去新中国建立后因调整建制产生的新城镇人口以及城市中的自然增长人口外,城镇的新增人口主要是国家支持的计划招工流入和农民自行流入[16]。

此前(1959—1993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与地方占比约为1∶3,中央占26%,地方占74%(2)。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中国再度遭遇西方对中国制裁,在发展领域的国外投资全部撤出。此时,中央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如1993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达到350多亿元,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规模的37%(3)。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不得不推行新的财税体制,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下,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分设国税、地税两大征收机构,确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范围。这次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实力不断加强,而地方政府却失去了超过20%的财政份额。此后,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地方和中央的收入份额约各占一半(见图3)。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尤其是除了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省区之外的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度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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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J].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 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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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 陆益龙.  中国社会科学. 2008(01)
[10]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J]. 周飞舟.  中国社会科学. 2006(06)



本文编号：349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