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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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注：《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作者：石佑启，
  载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必要之恶”是对公权最恰如其分的精辟界定。其实公权无所谓善与恶，只是执掌公权之人有可能进化的还不够完善。
  让我极端困惑的是：我们所谓的著名的、顶尖的、大腕儿的、重量级的专家和学者们在大量、频繁的学习乃至引用国外的书面理论成果之时，先不说是不是怀着毋庸置疑、虔诚膜拜的心情，单从引文出处观之，多为中文译作，甚至大量存在转引、转摘，且多为只言片语、支离破碎，令人不解为何引用（恐怕也只能说明是在人云亦云吧！）？。先不说“空对空”（即从书面到书面）的治学方法是否妥当，单就对原著的透彻理解而言，恐怕也差了好几层吧？社会科学的真谛是对现实社会准确、深刻的理论把握，脱离了水，任何游泳技术都将成为无稽之谈。国外理论的产生自有其适应的时空条件。至于结论，其实是最简单、明了的。恐怕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对该理论适用的条件的准确把握吧。
  合理性与合法性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合理性超越于合法性，是合法性的灵魂和主宰。万事万物皆有理，法也不例外。
  到底是还政于民，还是分政于民？还政于民合情合理，分政于民难圆其说。国家与社会是分别治理，而不是共同治理。治理的属性也各不相同。
  掌舵的应该是议会（体现多数国民意志），划桨的应该是政府（为国民效犬马之劳）。
  “没有自我”——这就是公仆的本色。
  对违法者的制裁，就是对没有违法者的最好服务！在此，原本水火不相容的制裁与服务得到了和谐统一，给狭隘的“服务论”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政府行善”，看似美妙，若失去规范，必将适得其反，
  
  2005.9.8.于北农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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