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景区最大客流量的计算标准研究
本文关键词：社区发展是社会管理创新与和谐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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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2015-11-14
旅游景区最大客流量的计算标准研究
一、背景分析.
旅游产业作为旅游目的地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往往能够给旅游目的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旅游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同时也能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提供社会动力和文化动力.越来越多的景区、城市、国家正是看到旅游产业所能带来的巨大效益,不遗余力的进行旅游宣传和营销,希望更多的旅游者前来观赏、游玩,以旅游消费带动经济.然而,“超载”的旅游目的地往往因为游客过多,所提供旅游质量下降,旅游者旅游满意度降低,学者和业内人士开始思考到底多少的旅游者人数才是最适当的,才能在不保持高满意度的前提下为更多的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对旅游承载力的研究应运而生.
学者Lapage首先提出旅游承载力的概念,期望通过详细的阐述旅游发展容量规模,建立起能解决热点旅游区环境承载力与旅游者数量之间矛盾的理论基础.然而在当时,旅游者过度流入的现象尚不明显,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等问题尚不突出,Lapage的观点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1977年以后,因旅游者过量涌入产生的社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目的地为游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过低,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干扰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旅游者和房地居民满意度普遍降低,旅游承载力研究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学者和专家希望通过旅游承载力分析和数量计算,确定最为恰当的旅游人数,在保障提供高满意度的基础上,为更多的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
二、旅游景区旅游承载力内涵与测算标准.
关于旅游承载力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早期学者的研究观点主要从环境的角度出发,崔凤军(1994年)认为旅游承载力是某一旅游地环境的现存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及未来人有害变化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所内过程后的旅游者人数.随着旅游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学者将社会、心理与环境相融合,提出新观点.现在普遍认为旅游承载力是旅游区在某一时间段内,其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能承受的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在规模和强度上极限的最小值.
旅游景区作为微观意义上的旅游目的地,其测算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通过测算的依据和标准的角度不同,在对旅游景区旅游承载力进行测算时,可以从日空间容量、日设施容量、环境容量、社会心理容量、旅游景区旅游容量等方面进行测算.无论采用何种测算方式,都应坚持一定的标准和要求.
(一)容量测算坚持以旅游市场为导向,以旅游资源为基础,以利用产品为主体,本着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可持续获得的条件下,能够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为原则.对水土资源、生态重要性、生态系统脆弱性、自然灾害危险性、环境容量、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的综合评价.
(二)容量测算要求全面分析旅游景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优势与制约因素,以及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三)、容量测算应综合考虑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程度,既要考虑水质、大气、土壤、地质、植被、野生动物等生态环境对旅游相关活动的承载力,又要考虑人文承载力、心理承受力、设施承载力、管理承载力等社会环境容量对旅游相关活动的承载力.
(四)容量测算重点关注旅游景区的客源市场需求总量、地域结构、消费结构及其他结构,根据不同类型景区的不同需求,结合景区内活动方式的实际情况进行容量测算.
(五)容量测算要同时满足游客的舒适、安全、卫生和方便等旅游需求的原则,计算环境容量和游客数量,按照科学合理的环境容量控制游客规模,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对旅游景区旅游承载力测算是复杂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过程,无论采取哪种核算方式,都需要按照测算的要求进行科学的分析,保障测算的准确性,为旅游景区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在不损害景区环境利益、干扰当地居民生活、保障旅游者高满意度的基础上提供高质量旅游产品和服务.
参考文献:
[1]李天元.关于旅游承载力理论应用问题的思考[J].旅游管理,2011,03:57-60.
[2]崔凤军,刘家明,李巧玲.旅游承载力指数及其应用研究[J].旅游学刊,1998,03:41-44[3]舒晶.旅游承载力及测度[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03: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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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楼 2015-11-14
马克·莫尔的政府战略理论下的社会管理革新想法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作出的新判断.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探讨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对于更好地解决和处理好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管理领域的问题,提高各级党政部门的社会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社会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
社会管理创新这个话题和课题是现阶段我国学术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阐述了自己对社会管理创新的见解.卢文刚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尤其是社会自身运行规律,研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技术方法,改革传统管理模式,建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过程."[1]蓝志勇和李东泉认为,"社区发展是社会管理创新与和谐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2]祁凡骅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应该包括"拓宽社会管理认知范畴的认知创新,推进多元治理的治理主体创新,由控制、管理转向服务的治理模式创新,理性应对、畅通疏导的治理策略创新和构建'向善'文化约束机制的长效机制创新"[3].曹海林认为,"乡村组织重构作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其重心应从组织体系的重构创新向组织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健全与结构功能优化等方面转移."[4]申振东认为,"仲裁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方式."[5]张欢,陆奇斌和王新松认为,"群众工作(基层党建)、科技创新、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6]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途径.庄国波认为,"要按公共政策平衡理论的要求,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平衡功能,化解或减弱各种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纠纷,在充分关注民生的基础上,尊重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运用'和谐'理念和'控制'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讲究以人为本,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对政府目标、社会目标、社会成员的目标进行整合,从而使之趋于和谐一致,实行和谐控制."[7]
参考和借鉴众多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公共权力系统以现有的社会管理资源和条件为基础,根据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阶段性特征,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任务,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转变社会管理价值理念,调整、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全部过程.
二、马克·莫尔的政府战略管理理论
政府战略管理作为一门新学科诞生于 20 世纪 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马克·莫尔教授在《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政府战略管理理论.
(一)核心思想.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政府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在确定政府要创造何种公共价值、完成对政府职能的精确定位之后,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和大胆进行组织创新,争取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共价值.
莫尔认为,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应该扮演战略管理者的角色,他们应该能够"发现、定义和创造公共价值,其责任不是确保组织的延续,而是作为重要的创造者和创新者,根据情况的变化和他们对于公共价值的理解,改变组织的职能和行为"[8].可以说,莫尔的政府战略管理理论发展出了一套以公共价值为核心的政府管理哲学.
(二)三角模型
莫尔政府战略管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叫三角模型.该模型由一个中心和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公共价值(Public Value) 是 中 心 , 使 命 管 理(MissionManagement)、政治管理(Political Management)和运营管理(Operational Management)是三大基本要素.公共价值是政府战略管理的逻辑起点,创造公共价值是政府战略管理的最终目标.使命管理是定义公共价值的过程,就是确定要创造何种公共价值.政治管理是整合内部和外部资源,"运用各种手段去获取政治、法律、社会各方面支持"[9]的过程.运营管理是将政府战略计划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也是针对如何创造公共价值而进行的组织改革和创新过程.
(三)逻辑流程
在政府战略管理中,公共价值是核心,使命管理是前提,政治管理是基础,运营管理是手段.使命管理、政治管理和运营管理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均统一和服务于公共价值,均是为了创造公共价值而展开的管理活动.莫尔政府战略管理理论的逻辑流程是: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以公共价值为逻辑起点,通过依次进行政府战略管理中的使命管理、政治管理和运营管理,最终实现政府战略管理的终极目标---创造公共价值.
三、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
从莫尔政府战略管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借助其分析模型,可以理出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思路.
(一)采用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创造公共价值精确定位创新目标.
准确定义公共价值是政府战略管理的逻辑起点,是政府战略管理成功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可以将精确定位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任务作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逻辑起点.一是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保障和改善民生这种方向性的目标进行统筹规划,逐层分解,确定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即确定应该通过具体做些什么才能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二是以解决辖区内存在的社会管理问题为导向,从社会管理的共性问题和主要问题入手,根据社会管理问题的轻重缓急,精确定位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任务,并且确定衡量这些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和任务的标准三是以党政部门和辖区内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为事实依据,逐步调整、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和制度的具体操作,保证各级党政部门社会管理创新价值理念的转变、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具体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的改革和创新不单纯追求社会管理形式上的变化,不脱离以构建党中央提出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解决辖区内存在的社会管理问题的目标.
重视程序制度建设.
政府战略管理应该遵循一定的逻辑流程,围绕公共价值依次进行政府战略管理的使命管理、政治管理和运营管理,最终实现政府战略管理的目标.可以按照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流程和法定的程序制度进行,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修正和完善相关的社会管理创新程序制度.一是重视社会管理创新使命管理的程序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创新使命管理程序制度,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任务都是在严格执行社会管理创新使命管理程序的情况下产生和确定,避免由部门中的个别人或者少数人不按法定程序直接决定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任务,避免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工作安排而单纯的追求社会管理形式上的变化和内容上的出新.二是重视社会管理创新的政治管理程序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创新政治管理程序制度,保证在社会管理创新使命管理中确定的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和任务可以在严格执行社会管理创新政治管理程序的情况下,向法定的既定群体公开,依据社会管理创新政治管理程序,争取政治、法律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使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任务更具合法性,更能被既定群体和公民所认知和接受.三是重视社会管理创新的运营管理程序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创新运营管理程序制度,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运行机制在严格执行社会管理创新运营管理程序的情况下,始终服务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任务,始终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为导向,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
主动寻求法律支持.
政府在政治管理中积极主动争取法律的支持对于政府战略管理的目标和行动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争取法律的支持,不仅可以使政府战略管理目标更具合法性,也可以使政府战略管理行动有法可依.可以在社会管理创新目标确定之后,正式实施之前,积极主动的寻求法律对既定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和任务的支持.一是在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和任务确定之后,主动搜集和确定与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和任务相关的法律依据.二是要求部门内部所有参与既定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公务员了解与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和任务相关的法律依据,明确如何将这些法律依据与手中的公共权力有效结合在一起,应用到具体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工作之中.三是向与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和任务相关的既定群体和公民公布和宣传这些法律依据,为各级党政部门的社会管理创新具体行动增强合法性,减少行动阻力,尽量避免与既定群体和公民之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二)借鉴三角模型完善和优化创新制度体系分类细化目标任务.
三角模型是政府战略管理理论的分析框架,该模型中的使命管理是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在政府战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即确定他们所领导和管理的政府部门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政府战略管理目标.可以借鉴莫尔政府战略管理理论的三角模型分析框架,从社会管理创新的使命管理入手来完善和优化社会管理创新制度体系.一是做好社会管理创新的使命管理工作,在对已有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规划和分类的基础上,对每一类的工作目标和任务进行科学合理的细化,使工作目标和任务的内容具体、明确,其中至少要明确这些内容:需要创新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方面和内容的创新,创新涉及到的服务和管理对象有哪些,创新需要哪些资源,什么时间开始创新,创新时间跨度的限制,创新到什么程度,创新后大概能产生什么效果,创新后大概能解决多少社会管理问题和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等等.二是进一步对确立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和任务的标准进行分类细化,抓住辖区内的主要和重点社会管理问题,明确用何种标准判断和决定什么样的社会管理问题能够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任务.三是进一步对衡量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和任务是否完成和在多大程度上完成的标准进行分类细化,使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公务员更加明确自己的使命,为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工作提供评估依据的基础保障.
推进体制创新进程.三角模型中的政治管理是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整合内部和外部资源,通过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去获取政治、法律和社会各个方面支持的过程.可以借鉴莫尔政府战略管理理论的三角模型分析框架,从社会管理创新的政治管理入手来完善和优化社会管理创新制度体系.一是继续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和优化社会管理体制.努力推进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进程,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放在社会管理主体结构改革和社会管理主体职能配置改革两个方面.二是深化社会管理主体结构改革,完善和优化社会管理主体结构.用法律的形式确定既定社会管理层面和范围内的实际社会管理主体,最重要的是用法律的形式确定既定社会管理层面和范围中,社会协同中的社会和公众参与中的公众到底涉及哪部分群体和人员的范围,通过上述方式使各级党政部门明确自己与外部环境互动的主体对象,进而可以开始与相关的社会管理主体展开互动三是深化社会管理主体职能配置改革,完善和优化社会管理主体职能配置.用法律的形式确定既定社会管理层面和范围内的社会管理主体职能,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既定社会管理层面和范围内的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通过上述方式使多元社会管理格局下的所有社会管理主体均能保障自己的权利和发挥自己的作用,进而形成社会管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各级党政部门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获得广泛的支持.
创新完善运行机制.三角模型中的运营管理是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将政府战略计划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也是这些领导者和管理者针对政府如何创造公共价值而进行的组织改革和创新过程.可以借鉴莫尔政府战略管理理论的三角模型分析框架,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运营管理入手来完善和优化社会管理创新制度体系.一是继续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努力推进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的进程,把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的重点主要放在使社会管理机制与社会管理体制相匹配,发挥社会管理制度的作用,并最终服务于社会管理创新目标的方面.二是创新和完善党政部门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保证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均有与其相对应的新型社会管理机制,保证二者能够相互匹配,保证新型社会管理体制能够通过新型社会管理机制的运作而发挥预想的功能和作用.三是创新和完善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各级党政部门可以指导和帮助辖区内的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参与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大力向辖区内的公民宣传和讲解公民个人参与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从而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加强政府战略要素管理增强制度操作性加强政治管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治战略要素管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会管理创新行动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增强社会管理创新制度的操作性.一是以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任务为中心,结合辖区内的实际社会管理情况和特点,建立健全为建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服务的法律法规,为新型社会管理体制中的每个要素提供法律支持.二是以使新型社会管理体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为目的,建立健全为建构新型社会管理机制服务的法律法规,为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共同进行社会管理提供行动上的法律支持三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新格局下保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其它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接受、协同和参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
加强运营管理促进纵横机制有效衔接.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运营战略要素管理,围绕社会管理创新目标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促进社会管理的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与横向秩序协调机制有效衔接,增强社会管理创新制度的操作性.一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来,最大限度的激发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新格局下形成实质性的横向有效协商,使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从内心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可以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二是在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保证横向秩序协调机制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同时,不断强化纵向秩序整合机制的建设,不断增强各级党政部门纵向秩序整合机制的合法性,实现社会管理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与横向秩序协调机制的有效衔接.三是适当扩大社会管理横向秩序协调机制的应用范围,逐步在街道和乡镇以上层级探索与实践,使社会管理横向秩序协调机制能够逐渐在各级党政部门纵向秩序整合机制的纵轴线上进行有效衔接,不断推进形成多元共治社会管理模式的进程.
加强使命管理构建科学绩效评估体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使命战略要素管理,构建科学的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体系,给不断调整和修正社会管理创新目标、社会管理创新体制机制提供依据,从而增强社会管理创新制度的操作性.一是培育和完善多元化的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主体.在现有以各级党政部门为主的绩效评估主体基础之上,重点培育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的能力,更加注重与社会管理创新相关的公民个人和既定群体的评估意见,加大与社会管理创新相关的公民个人和既定群体在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工作中所占的权重比例,不断的充实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新格局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主体.二是建立健全科学系统的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体系.从辖区内的社会管理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注重进一步细化作为社会管理创新最高评价标准的公民满意标准,不断的调整、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的内容、程序和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结构完整、功能配套、操作易行的评估体系"[10].三是增强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在注重以数字形式公开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结果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开说明和解释这些数字结果的事实性依据,使社会管理创新绩效评估结果更有说服力,更能被公共权力系统、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理解和认同.
参考文献:
[1]卢文刚."十二五"时期广东顺德社会管理创新战略[J].中国行政管理,2011(5):124.
[2]蓝志勇,李东泉.社区发展是社会管理创新与和谐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71.
[3]祁凡骅.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12(5):122-124.
[4]曹海林.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9(4):72.
[5]申振东.仲裁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方式---基于商事仲裁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0(9):51.
[6]张欢,陆奇斌,王新松.社会管理创新路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30.
[7]庄国波.平衡治理与和谐控制: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2(5):39.
[8]Moore,M.H.Creating Public Value:Strategic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M].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5: 20.
[9]赵景华,李代民.政府战略管理三角模型评析与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9(6):48.
[10]徐顽强.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67.
旺一股
3 楼 2015-11-14
目前开展流动人口统计的方法措施
众所周知,流动人口的调查是对于国家基本情况,综合国力的进行了解的前提,对于国家政府制定相应的人口,教育,就业政策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国家强盛的基础性条件.尤其在新时期,社会现象越来越复杂,人口流动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这无疑加大了流动人口的统计难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积极探析新时期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统计工作,找到统计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争取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实现高效的流动人口调查和统计工作.
一、新时期背景下的流动人口概况.
1. 流动人口的含义.
所谓流动人口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离开自己居住地又返回的社会现象.其相对于人口迁移来讲,是短时间的,没有改变自身户籍性质.出现这样的流动人口现象,要从三个方面来探析原因:其一,经济社会发展给予其创造了良好的流动基础;其二,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人口迁移,城乡差异性很大;其三,农村闲置劳动力多,城市可以给予其更好的生活条件.
2. 流动人口统计的特点.
总结我国流动人口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流动人口的规模较大,并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以 2011 年的流动人口数量为例,总流动人口高达 2.3 亿,其平均年纪在 28 岁,流动人口中的年轻人成为新一代的流动大军,有着较强的“农转非”愿望.其二,在外持续居住的时间比较长,并呈现出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类型.依然以2011 年流动人口为例,有超过三成以上的人口在外居住超过 5 年,并且有近 70% 的流动人口与家人一同流动.其三,主力来自于农村地区,其流动动机为就业.通过流动人口数浅析新时期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的重要性蒋小国据显示,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是在城市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在广大城市地区的各个行业实现了就业.其四,流动群体的文化程度不高,在收入待遇上也处于低水平,一般情况下都是租房居住.结合目前的流动人口结构分析,我们发现初中文化程度占 58.2%,高中或中专占 16.4%,大专以上占 8.1%,另有 17.3% 的仅为小学教育或未上过学.其在收入上也表现出低水平的状态,所居住的环境为人均不足 15 平方米的廉租房.
3. 新时期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的重要性.
积极开展流动人口的统计工作,开展调查和分析研究,对于社会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其重要性:其一,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为此地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实现了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城乡差异缩小等各方面发挥着积极性的作用;其二,人口流动造成区域的社会保障,交通输出,商品供应,居住环境,治安管理上的压力,也使得自己家乡的农业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规模和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如果不开展有效的统计和研究,将难以保证制定出合理的人口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再加上流动人口随着时间的变化,会出现不同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需要我们及时的开展流动人口的统计工作,以保证人口流动政策符合经济发展的各项要求,能够为城市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做出贡献.于此同时,也将有利于我们及时的发现流动人口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的政策,保证流动人口不断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二、如何开展流动人口统计工作.
要想了解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段的人口流动情况,需要以人口数量,人口流向,人口构成三个统计指标去建立合理的体系.其中流动人口数量可以归结为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两个类型,两者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各级政府可以依据自身需求,设定相应的时间限制.人口流向也可以归结为流出地和流入地,以及流动半径和流动圈.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统计主要依据是原户籍和临时居住两种类型;流动半径和流动圈来说,则主要分县际、省际两类.在开展流动人口的统计工作的时候,应该以流入地调查为主要区域,以普查和抽样两种方式来开展调查工作,并以报表和问卷的方法去实现资料信息的收集和整理.
在人口数量,人口流向和人口构成等信息都准确的统计之后,积极开展各方面的数据分析和研究工作.在此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原则:其一,坚持有错必查,也就是说一旦发现数据存在错误,就要及时的联系相关负责人去开展核实工作,从而保证研究结果是在有效的数据资料基础上形成的;其二,坚持高度谨慎的原则,保证数据资料核对和检查的细致化,不得出现任何的差池;其三,以先进的信息化系统去开展统计分析和研究工作,保证研究成果的有效性,科学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统计工作对于国家、社会、个人都意义非凡,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对于普查部门来说,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以负责的态度去开展各项流动人口统计工作,保证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对于个人来说,应该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流动人口调查工作,保证数据信息的科学性,真实性.对于社会来说,应该强化流动人口重要性的宣传和教育,在社会范围内形成良好的流动人口普查氛围,从而保证相关部门有效的开展各项统计工作.
小张八556
4 楼 2015-11-14
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优势和主导
伴随着近年来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使得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刻.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对于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研究的并不透彻,本文主要结合实践,就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开展了分析和探讨,以期能够更好的提升对于公共管理的认识,促进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
一、公共管理的内涵分析.
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出现以来,在学术界关于公共管理的界定一直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是哪一种看法,公共管理主要是指公共管理着为了有效的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方法,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作为主要形式,对涉及到公众利益的社会事务开展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各种管理活动.公共利益是基于社会成员不同的个人利益而产生和抽象出来的,有着较为普遍的社会性和共享性.众所周知个体的利益是十分现实的利益,因此公共利益也就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真切切的.另外个人利益也是有着一定差异性的,公共利益很难弥补这种差异性,有时候还会因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造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总和,而是要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目标.
因此公共管理并不能满足每一个体的实际需求.
二、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分析.
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地位,发挥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为了能够保障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要保障自身权利能够比较平稳的运行,时刻牢记自身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不能因为开展公共管理而过度的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工作中通过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以此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此来获得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首先要转变政府自身的职能,解决以往的历史遗留问题.
伴随着政企公开改革的进一步的深入,政府的管理也从微观的细节方面的管理转变为宏光方面方向上面的管理.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通过政府的公权来有效的解决政企不分,产权模糊的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深层次的问题,以此来更好的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另外政府在开展公共管理的活动中也应该对国有资产进行科学的规划,改变以往国有资产经营责任不清楚,资产条块不清等一些遗留问题,以此来实现国有企业在新时期的健康发展.
2.其次对社会秩序进行规范,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政府掌握着国家公权力,在公共管理中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地位.
在实践过程中,作为社会活动的维护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有义务也有必要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应用自身的权利从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经济方面为地方的老板姓提供更好的华宁,以此来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分析1.一些政府对于自身的职责认识不够明确.
一些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没有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自身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重要职责.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对于权利的不当使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中还会寻找制度的空隙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而在大部分情况下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是相对的,作为政府部门在工作的过程中要自觉地服务于群众的利益,为群众的利益着想,这样才能够增强群众的满意度.而如果政府过度的追求自身的利益,群众的利益必将受到一定的损害,进而会产生对于政府的不满.这不仅仅使得政府的公权力遭受到了破坏,也是的政府形象受到一定的影响.
2.一些政府的办事的效率比较低.
目前一些地方的政府还没有能够发现团队协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实践中所开展的大部分的公共管理活动都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协作才能够顺利的完成.地方政府因为自身的利益较为复杂,多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存在着队里的情况,加上很多地方政府的部门之间缺少一个统一的核心领导部门,这使得公共管理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冲突,在有利益的过程中会出现推诿的情况,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则会有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三、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建议分析
1.政府公共管理要具备一定的服务意识.
服务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最为主要的职能和手段,也是提升公众对于政府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内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主要是要为社会成员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优质的公共产品,通过服务的最优化促进公共管理能够产生良性的循环.这中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公共管理所需服务的提供也应该是以市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的,能够为民众进行自愿选择的.但是目前政府所义工的服务,很多还有着强制性的特点,这不利于公共对于政府满意度的提升.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政府应该从“管理型”向着“服务型”的方向积极进行转变,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提升公共管理的水平,促进公众对于政府管理满意度的提升.
2.树立起“公共”意识.
公共价值观是整个公共管理最为重要的核心,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可以被理解为“大家”的意思,她的主要含义是指整合社会成员之间的集合.由此可见公共管理强调的是一个大众化的公共意识,是整个公共管理理念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所以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首先要能够树立起“公共”的意识,这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余敏江,刘丽华.公共管理职能:涵义、边界及当代定位[J].现代管理科学. 2005(02).
[2]汤韶芸.建设企业家政府理论及对我国公共管理的启示[J].云南社会科学. 2003(S2).
[3]余冲.非政府组织参与我国城市社会救助的路径探索[J]. 老区建设. 2011(10).
[4]燕继荣.服务型政府需要怎样的施政理念--兼谈政府治理的误区与禁区[J]. 理论视野. 2009(01).
独饮樽中月
5 楼 2015-11-14
阻碍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因素及突破策略
从小范围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的提高,但是在区域公共管理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城乡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而且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大范围看,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程度的提高,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活跃,传统的内向型区域管理方式难以满足管理的需求,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一、公共管理创新的内在要求.
1.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提高的需求.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的区域公共管理业暴露出许多问题,行政区域的划分和管理上问题更为突出.在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区域政府之间竞争激励,导致行政区域划分变动频繁.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实质就是行政区域之间的差异,需要新的制度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差异.
2.市场化和现代化程度提高的需求.一方面,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现代化水平依旧不高,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从整体看,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存在巨大差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容易引发区域公共管理问题.例如: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中部地区和传统老工业基地发展困境,这种差异也呈扩大的趋势.
3.全球化和区域化程度提高的需求.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程度不断的提高,国际新区域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活动更加频繁,原有封闭的国家民族区域形态被打破,开始向区域化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也增加爆发国际间区域公共管理问题的几率.国际间区域公共管理问题非某一国家能独立解决,而需要跨国相互合作才能解决问题.例如反恐、环保都需要国家之间相互合作才能解决.除此之外,全球化和区域化程度的提高也是相邻国家的联系程度也加强,相互依赖程度增强,因此难以避免引发各种区域公共管理问题.
二、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存在的阻碍.
1.行政区域意识的影响.我国的历史背景丰富,我国的制度也与其它国家不同,我国的行政区域具有很强的经济性,各个级别的政府都不远放弃对本区的独立经济管理权利,因此各级政府受“利益权利”驱使而自觉制定具有地方保护特点的政策,不同区域内的政府更多地出于竞争状态,而不是合作的状态.行政区域意识像“柏林墙”一样,阻碍了区域之间的联系,而最终导致区域公共管理制度难以创新.
2.利益群体的阻碍.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犹如改革,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影响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的阻碍.区域政府本身对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政府的主观意愿上就不愿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维持原有的制度还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
因此,在创新制度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各种矛盾.尤其在当前缺乏明确的补偿机制下,政府害怕合作而损害了原有的利益.因此,政府通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愿合作,阻碍了制度的创新.
3.法律保障制度缺乏.创新并非凭空创新,而是建立创新在已有的制度的基础上的创新,一旦创新的制度内容和已有的制度内容产生冲突,必然会影响创新制度的进程.当前我国没有关于区域公共合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之间的合作行为不是依据法律法规,而是根据领导者的个人意愿,政府之间的合作也较为随意,在这种环境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很难有创新的空间.
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对策.
1.区域公共管理理念的创新.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是区域公共管理制度改变的基础,在国家间经济交流和合作加强的同时,区域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体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创新区域公共管理理念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继承传统区域公共管理理念中的科学管理理念,突破落后的管理理念的束缚,并与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专项的行政理念已经难以满足需求,共同合作管理理念才符合时代发展需求;除此之外,还要改变公共管理权限集中的状况,区域公共管理中的主体和客体应该在明确关系的基础上,加强两者交流和合作,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分散管理机制.
2.加强法制建设.法制化是区域公共管制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这是由我国社会改革的国情决定的.用法律来规范各个区域政府的责任范围和权力使用范围,公共区域管理制度才能逐步走向科学化、理性化,有效的保障了区域间政府的合作.而且从大量国外公共管理实践研究中可以发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法制化提高了区域管理政策的权威性,保证和政府合作的持续性.因此,我国各级人民各级政府要加快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为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
3.完善区域公共管理政策.在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内容中,完善的区域公共管理的政策是重要的保证.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定相关的区域公共管理政策都不多,这给区域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而且,传统的区域管理政策具有偏向国内的内向型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难以满足需求.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原有的区域公共管理政策.
首先,实施相关的区域功能性政策.主要包括三分方面.①区域环保政策,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提高,环保政策也应该受到区域政府的重视;②适时调整市场竞争政策,促进国内市场的科学合理发展,减少政府间不公平竞争的现象;③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可以有效的调节各个区域之间的发展,降低区域之间的差距.
其次,按照一体化原则去协调、落实各项政策.一体化原则是指各个区域间政府或国际间政府在协调的基础上制定、调整或者执行国家政策,可减少不同管理机制带来的问题.在国际上有较多成功的一体化政策案例.政策一体化可以促进区域管理政策的完善、提高规章制度的协调性以区域间管理政策的配合程度,从而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利益.
四、结语.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大环境下,我国区域公共管理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只有通过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才能解决区域公共管理问题.在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时,要从创新管理理念入手,抛弃落后的管理理念,继承科学的管理理念,用法律手段作为创新的保障,不断的完善区域公共管理政策,才能真正做到区域管理制度的创新,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爱小志221
6 楼 2015-11-14
公共管理概念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多元建构
概念是一个学科的基本标志,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公共管理”这个概念是怎样生成的,是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人们必须了解的内容.因为,这关系到对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基本内容的理解.我们知道,公共行政的概念是起源于英国的,但是,只要人们提起公共行政这门学科,首先就会想到美国,事实上,正是在美国的社会治理发展过程中,建构起了这门学科.相反的情况是,公共管理的概念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界得以流行,而且,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美国的一些公共政策学院的推动下,这一概念再度成为学者们乐于使用的概念.但是,公共管理能够成为一个可以与公共行政相并列的概念,则得力于一场发轫于所谓威斯敏斯特国家,即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学术运动来看,在美国,“新公共行政”一词早在新公共行政运动之前便已成为学者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提法,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则早于“新公共管理”这一提法.今天,人们往往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起源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改革,而新公共管理的提法则是1991 年第1 期的英国《公共行政》杂志发表了胡德的文章而正式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的.当然,在此之前,与美国一样,公共管理的概念也已经在英国公共行政学界中流行开来,不同的是,英国的公共管理概念更多地受到了撒切尔改革的影响[1]7,1因而与诞生在政策学院或管理学院中的美国的公共管理概念有着内涵上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看到了撒切尔改革与传统公共行政实践决裂的决心,英国学者才在公共管理一词前面加上了一个“新”字,并最终让这一新的公共管理概念取代了传统公共行政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公共管理概念,从而成为理解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关键词.
一、“新公共管理”以前的英国公共管理研究
正如凯特尔( Donald F. Kettl) 所说,“从 1970年代到 1990 年代中期,一场引人注目的革命席卷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管理改革,以求从公共部门中挤压出额外的效率---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出更多产品和服务.威斯敏斯特国家---澳大利亚、英国,尤其是新西兰---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激进的改革者,并被广泛地视为样板.从韩国到巴西,从葡萄牙到瑞典,政府部门改革已经改变了公共管理”[2].显然,在这段话中,凯特尔所说的公共管理指的是政府的社会治理活动,不过,与之同时也发生改变的是关于社会治理活动的学术研究,其中,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英国的公共行政研究就首先出现了逐渐用公共管理的概念替换公共行政概念的学术发展轨迹.
我们知道,英国学者对公共行政的理解是与美国学者大不相同的,如果说美国学者对“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总是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迷恋,那么,在议会主权的政治体制下,英国学者则从来也没有真正接受把政治与行政进行严格区分的观点.在英国,“公共行政是建立在对一个议会制政府的政治模型和一个关于国家结构及其运行的专业化的官僚模型的接受之上的”[3].相应地,“传统上,作为一个学科,英国公共行政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附属物,其实践也由一代又一代的政客与行政官员所主导,他们对于行政的政治背景以及服务于诸政治和行政价值之结合体的各种结构拥有一种共识”[3].当然,由于实践的演进,也由于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影响,英国学术界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解也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把公共行政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学术子系统来看,则一直是英国学者的基本共识.
然而,从 1970 年代后期直到整个 1980 年代,这些共识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认为它们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在实践上则是失败的.取而代之的是对市场灵活而具有回应性的组织以及分权的强调.在公共部门研究的辞典中,”管理“一词开始取代”行政“的位置”[3].这种变化给英国的公共行政研究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于公共行政研究来说,撒切尔主义的到来预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年代.历届政府已经缩减了公共部门的规模,并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置于向那些处于贫困之中的人们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之上.这些压力促使公共行政研究者将这一学科的重心与方向从政治与伦理考虑调整到一个更加强调管理的取向上来.大量研究经费被输送到关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和效率的研究之中.教学也被推向了这一方向.尤其是本科以下的 BTEC( Business&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 项目,要求其公共行政课程拥有一种实质性的”技术“内容.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量公共管理研究生课程被创造了出来,其中的某些课程包含了此前的公共行政课程内容.”[4]可见,公共管理的概念是在 1970 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特别是当学术追求与改革实践相呼应时,公共管理的概念也就被刻上了撒切尔主义的印迹.
格雷与詹金斯( Andrew Gray and Bill Jenkins)看到,“英国公共行政研究发展的结果包括: 将公共行政研究重新定义、分离和安置为公共管理,在这一领域中引入许多新的角色,以及重构相关的文献.
公共管理研究越来越多地不再被安排在大学中传统的政治科学部门,而是安排在商学院( 比如伦敦、阿斯顿与瓦利克大学) ,专门的研究机构( 比如地方政府研究所、高级城市研究学院) ,试图连接理论、实践与咨询世界的各种专业机构( 公共管理基金会与公共财政基金会) ,甚至各种颇具争议的”智库'( 亚当·斯密研究中心、欧洲政策论坛、经济事务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但它们通常共享着一种不同于那些支持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研究的机构( 如前皇家公共行政学院) 所拥有的方法和视角”在这些机构的努力下,“公共行政似乎被描述为一个与一个过时的部门联系在一起的相当乏味的领域”.“许多人倾向于将这一领域视为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而主要是面向有效执行的描述性的和条文性的分析……公共管理则被描述为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切合像英国这样的美好新生意( brave new business)之需要的全新的动态主题.它是这样一种课程,可以在一个通过私有化而变得充满活力也更加苗条的公共部门中提供工作.它的支持者将它看成对于一个更高效社会的一种令人兴奋的现代回应”.如此强烈的对比之下,结果显然是不难预料的,那就是,英国公共行政研究很快地就把公共管理视为对自身进行重构的方向.结果,“这一学科已经变得更加“实用”,更加职业化,而不是维护其传统的边界.特别是,在 PCFC( Polytechnics and Colleges Fun-ding Council) 机构中,“公共行政”这一老名称正在迅速地消失”[5].
不过,在钱德勒( J. A. Chandler) 看来,虽然公共管理的概念已经非常流行,而所谓的公共管理研究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相反,“朝向以公共部门管理为名的学位的运动可能更多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门名称中包含了管理一词的课程将比以公共行政为名的课程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许多理工学院和大学院系在没有对课程内容做出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将公共管理加到了公共行政之上,仅仅反映出了一种关于学生偏好的时代风气.
在全英学术奖项理事会上,一个由公共行政教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他们的调查发现,让许多代表都看到,从行政到管理的更名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课程,并且提供了许多可信的证据证明,如果对这一学科进行重新命名,则学生数量将会有更大规模的增加”[3].钱德勒认为,这样的更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欺骗,但这种欺骗行为又正好迎合了公共管理支持者们关于市场决定一切的信条.因而,在短期内,它得到了一种变相的合理化,但从长期来看,它必将破坏这一领域继续发展的基础.“这种不道德的欺骗从长远来看将是一种自杀式的策略.
如果公共行政学者对他们的学科感到如此绝望,以至于不得不窃取另一个名称来描述它,则这一学科缺乏信心的状况就变得恶化,它离消失也就更近了一步”[5].也就是说,尽管公共管理的概念日益流行,但关于公共管理的实质性研究则处于一种极为贫乏的状态,所谓公共管理研究,其实只是对公共行政学的一种扭曲与剪裁.钱德勒的不满,正是对公共管理研究的这一现实状况的表达.
既然公共管理研究所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对公共行政的一些主题的扭曲,那么,对公共管理研究产生怀疑甚至否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事实就是如此,钱德勒明确地反对公共管理研究: “将狭隘的公共管理研究---事实上就是被剥夺了政治、社会与道德内容的公共行政学---与公共行政研究相比,认为前者是有趣的而后者是乏味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一种缺乏政治或道德内容的关于管理技术的研究应当被看成是乏味且不真实的.相反,公共行政则是一个有趣得多且更有挑战性的主题,它要求不仅研究好的管理实践,而且分析其在一个广泛的社会与道德背景下的可行性.如果关于一个学科领域的一种更为广泛的分析解释比一种更狭隘的实际分析更加可取的话,则公共行政应当在研究的深度、刺激性和有趣性上获得轻而易举的胜利.”[5]在钱德勒的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与美国不同的情况.在美国,由于公共管理研究存在着 B 途径与 P 途径两种不同的途径,因而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包含着对公共行政概念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而且,这种对公共行政概念的不同理解实现了公共管理概念建构上的相互牵扯,起到一种制衡和“中和”的作用,以至于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倾向不会显得过于激进.英国在这一问题上就有所不同了,在英国由于缺乏 B 途径和 P 途径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从而在管理主义的方向上前进得更加坚决,公共管理这个概念显得更加偏激,成为完全反公共行政的概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试图维护公共行政研究传统的钱德勒表达了他的激烈反对意见.
不过,在滚滚涌动的市场大潮面前,钱德勒对于公共行政研究所持的乐观态度注定是悲剧性的.1990年,《公共行政》杂志增设了一个“公共管理”专栏[6],公共管理研究完全攻陷了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阵地.1991 年,该杂志发表了克里斯托夫·胡德的著名论文《一种普适性的公共管理?》,论文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正式命名为“新公共管理”( NPM) ,并通过对这一模式要素的经典性归纳而对 70 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府改革浪潮作出了第一次系统的理论总结,也将英国式的公共管理研究推向了整个世界.
二、何谓“新公共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里根革命”在时间上要晚于撒切尔的“私有化”,但即使在“里根革命”之前,市场化与分权等主题也并不是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专利”,相反,无论是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还是在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中,分权都是行政改革的一种基本取向,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7],“市场化”事实上已经发展到了催生出“再私有化”[8]、“第三部门”[9]等概念的地步.但在美国人的观念中,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这一类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内容已经极度泛化了的公共行政的内容,而没有与公共管理的概念建立起独特而稳定的联系.所以,在美国,公共管理的概念主要是一个由政策学院加以使用的专门术语.在英国,公共行政概念包含着浓烈的政治属性,致使那些具有明显“去政治化”色彩的主题与公共行政的概念相冲突,公共行政概念不得不被归入到公共管理的概念之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的公共管理概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美国的公共管理概念的不同特征.我们从钱德勒的叙述中又可以发现,英国的公共管理概念在含义上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既有人试图将其与撒切尔主义的政府改革相联系,也有人只是把它看成公共行政学中的技术方面.因而,学者们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也是比较随意的.1991 年,胡德发表了《一种普适性的公共管理?》,明确地使用了“新公共管理”的提法来指称以撒切尔改革为代表的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为此后英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研究开辟出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途径.
胡德指出,“新公共管理”( NPM) 的兴起是过去 15 年里公共行政中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潮流之一.尽管本期杂志中其他论文所报告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英国的经验,但 NPM 绝不只是英国独有的一种发展.NPM 的兴起与其他四股行政“元潮流”有关,它们是: ( 1) 减缓或逆转政府增长---在公开的公共支出与人员上---的努力; ( 2) 从核心政府机构转向私有化与准私有化,并重新强调前者在服务提供上的“辅助性”; ( 3) 自动化的发展,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与公共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上; ( 4) 一种更加国际化议程的发展,除了公共行政中单个国家专业主义的旧传统以外,日益聚焦于公共管理、政策设计、决策风格与政府间合作的一般问题”[10].更准确地说,“NPM 的起源可以被解释为两种不同理念的联姻.一方是“新制度经济学”.它建立在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二战后公共选择、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婚姻”中的另一方是公共部门中一系列企业类型的“管理主义”浪潮的最新发展,它所继承的是国际科学管理运动的传统”.胡德看到,尽管都可以被归入 NPM 的范畴之中,但在不同国家中,NPM 的侧重点则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在“威斯敏斯特模型”传统之内,“婚姻”双方的相对优势也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例如,在新西兰的独特环境下,公共选择、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的综合明显处于优势地位,造就了一场具有不同寻常的一致性理论驱动的NPM 运动.但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企业类型的管理主义则更加突出,造就了一种更加实用主义而在理论上不那么优雅的 NPM 或“新泰勒主义””[7].
不过,如果抛开上述这些差异的话,那么,不同国家的 NPM 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共性的,胡德也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概括出了构成“新公共管理”的七大要素: “( 1) 转向更加分散化的公共组织,并成为提供公共部门产品的独立运营单位( 每个都是独立的,具有事实如果不是法律上的独立组织身份,在资源决策上进行更大程度的分权,并处于一场朝向单行预算、任务陈述、业务计划与管理自主的运动之中) .与这一公司化的运营方式相对的则是通过一个单一集中单元中的“半匿名”组织提供所有公共服务的进步主义公共行政( PPA) 方式,这种方式拥有详细的适用于全机构的规则、关键操作领域中的共同服务供给,以及对工资谈判和人员配备水平的事无巨细的中央控制.( 2) 转向公共部门组织之间以及公共部门组织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更强竞争.与朝向一种更具竞争性的方式的目标相对的,是将准终身制的“指定”职能指派给公共部门组织的 PPA方式,也就是被无限期分配给特定“特权”生产者的圈养市场.( 3) 在公共部门内更大程度地借鉴广泛采纳自私人部门中的管理实践,而不是像 PPA 一样,使用所谓专属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 4) 更加强调资源使用上的有序性和节约性,并积极寻找更加低廉成本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替代方式,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制度连续性、机构维持与政策发展上.( 5) 更多强调“抓手管理”( hands - on management)( 即高级管理者通过行使裁量权来对公共组织施以更积极的控制) 而不是传统 PPA 的“放手管理”( hands - off management) ,后者所涉及的是在公共部门组织高层的相对匿名的官僚,旨在防止被任人唯亲与打击报复的人事管理规则严格地包围起来.( 6) 强调根据所要提供服务的范围、层次与内容来为公共部门组织制定更为详细和可以衡量( 或至少可以检验) 的绩效标准,而不是相信公共部门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 7) 尝试依据预先设定的产出标准( 尤其根据以报酬为基础的在职绩效而不是教育等级) 而以一种更加“自动平衡的”方式来控制公共组织.”
显然,无论是相对于美国的公共行政概念,还是相对于英国传统上的公共行政概念,以上这些内容都是一些新的要素.因而,胡德把包含这七大要素的 NPM 看成是主要形成于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传统公共行政 PPA 的一种替代模式.胡德认为,“对于进步主义公共行政( PPA) 而言,民主责任取决于对注定与之相伴的腐败、浪费与低能的限制……进步主义公共行政的责任范式强调两条基本的管理原则.其一是从连贯性、道德观、工作方法、组织设计、人、奖励以及职业结构等各个方面保持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显著区别……其二是通过一个旨在防止任人唯亲与腐败的复杂的程序性规则结构来缓冲政治与管理裁量权的行使,并在政客与特定公共服务“信托”的稳定监护人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
而作为 PPA 的替代模式,“NPM 包含了一种关于公共责任的不同理解,拥有不同类型的信任与不信任,因此也拥有一种不同的追责方式.NPM 奠基于对PPA 两大基本原则的颠覆,即缩小或消除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差异,并将所强调的重点从过程责任转向一种以结果为依据的更强的责任要素.审计是这一新的责任观念中的关键要素,因为它反映了对市场与私人企业方法( 不再被等同于有组织犯罪)的高度信任,特别反映了对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 现在被视为预算最大化的官僚而不是伪苦行僧)的不信任.因此,后者的活动应当受到审计技术更严厉的核算与评估.NPM 的理念通过经济理性主义的语言而得到了表达,并得到了高级公共职位中新一代的“经济官僚”( econocrats) 与“审计官僚”( accountocrats) 的推动”.在这里,胡德从责任的角度阐述了 NPM 与他所理解的作为传统公共行政代表的 PPA 的基本差异,并提出了用 NPM 替代PPA 的主张.
作为《公共行政》杂志的编辑,罗兹( R. A. W.Rhodes) 在这期杂志的介绍文字中呼应了胡德关于新公共管理的提法: “1980 年代见证了一种坚决的努力,要在英国政府的所有层级上贯彻经济、效率与效能的'3E“标准.作为一场既不局限于”3E“也不局限于英国的运动,”新公共管理“包含以下核心原理: 一种对于管理而不是政策的关注,强调绩效评估与效率; 将公共官僚机构分散化为以使用者付费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机构; 使用准市场与合同外包以促进竞争; 成本削减; 建立起一种强调产出目标、短期合同、金钱激励以及自主管理的管理方式.由此,新公共管理的概念正式进入了英国主流公共行政学界,成了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以“私有化”、“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运动的共同旗帜.
同时,“新公共管理”这一名称也迅速地传向了大洋彼岸,其标志就是,奥斯本与盖布勒出版了《再造政府》一书,从十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企业家政府”的基本内容.尽管这本书并没有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提法,但由于它的主张与胡德、罗兹等人对新公共管理的概括高度一致,所以,这本畅销书很快就被人们与同样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提法联系到了一起,“掌舵,而不是划桨”也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支持者们奉为座右铭.此后,新公共管理的概念在学术文献中的出现频率逐年上升,根据 BIDS( Batu Infor-mation Data Systems) 的数据,“”新公共管理“一词没有出现在整个 1980 年代学术论文的标题、关键词或者摘要之中,它首次出现在 1993 年.数据显示出了”新公共管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关键词的稳定增长: 1993: 2; 1994: 5; 1995: 12; 1996: 16; 1997: 22;1998: 30”[13].“到了 1990 年代末,”新公共管理'一词在学术、政府和组织讨论中得到了国际层面上的广泛使用”[13].至此,新公共管理运动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同时也成了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
三、公共管理概念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多元建构应当看到,在胡德提出新公共管理的提法之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主要是把公共管理作为一个研究主题来对待的,而在胡德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的提法之后,“公共管理”一词则被赋予了一种形成于进步主义时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方案的意义.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个研究主题,还是作为一种实践模式,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公共管理概念都被赋予了强烈的反公共行政取向: 作为研究主题,它力求把自己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区别开来; 作为实践模式,它则试图颠覆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无论是否在公共管理一词前加上“新”的定语,它都是以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概念出现的.另一方面,当公共管理与“新”的定语固定地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又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是用来指称一场特定的政府改革运动的.
与 20 世纪初期发生在美国的市政改革及其市政研究运动不同,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场席卷了主要西方国家,并逐渐扩散到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的政府改革运动.尽管以胡德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为这场运动勾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寻找其共同的方面,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是不容抹杀的.因此,由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建构起来的公共管理概念也必定比形成于市政研究运动中的公共行政概念更加复杂,受到更多力量的影响.事实上,所谓 NPM 也并不像胡德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型.比如,费利耶( Ewan Ferlie) 等人就指出了 NPM 的四种模型,分别是: NPM 模型 1,效率驱动; NPM 模型 2,小型化与分权; NPM 模型 3,追求卓越; NPM 模型 4,公共服务导向.其中,前三种模型都生成于 20 世纪80 年代,第四种模型则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NPM 模型 4 目前发展最不充分,但仍在展示其巨大的潜力.它代表了对私人与公共部门管理理念的一种结合,通过描绘出一种独特的公共服务使命来重新赋予公共部门管理者以活力,但又与源于私人部门并可以向公共部门转化的那种关于良好实践的高质量管理的公认理念相协调”[14]14 -15.在这里,如果说前三种模型仍然可以被放入胡德对于 NPM 所作的定义之中的话,那么,NPM 模型 4 则与胡德笔下的 NPM 大为不同,它更多地受到了公共行政研究中公共服务取向的影响.
这表明,新公共管理运动不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侧重面,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主题.具体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与公共管理的概念有着一股走向规范化的趋势.
1999 年,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道森和达吉( Sandra Dawson and Charlotte Dargie) 看到,“在过去十年关于新公共管理的讨论中,可以指出,尽管新公共管理最初是根据管理主义与理性选择而得到概念上的定义的,但随后的辩论则包含了关于伦理、责任、民主、规制以及公共部门内在本质的探讨.这一变化重新证明了可以被定义为传统“公共”部门概念和公共部门价值的事物的切题性.我们可以将新公共管理的这些发展解读为是对其在 1990 年代后期发展并扩展为一个更加鲜明的“公共”概念的一种明证”[13].也就是说,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在新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发生了主题上的变化,学者们为这一概念增加了许多规范性的内容.这一点,在美国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突出了公共管理概念的规范性内容更可能反映出美国学术界的基本状况.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规范研究方面显得更为成熟一些,而且学科间的交往途径也最为畅通,在此背景下,公共管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吸收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增强了公共管理概念的规范性内容.
就美国的情况来看,《公共行政评论》在 1998年推出了一期名为“领导、民主与新公共管理”的特辑,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状况,对新公共管理的概念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说明.在这期杂志中,特里( Larry D. Terry) 认为,“企业家模型已经受到了怀疑,因为它的支持者没能针对民主责任这一难缠的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那些致力于民主理想的人对于公共企业家总是抱着一种怀疑,不相信他们能够或者愿意抛弃自私自利的行为而支持公共利益( 无论如何定义) .新管理主义者所倡导的公共企业家恰恰使这一问题变得恶化了,因为,蕴含在新管理主义之中的理论无法满足任何一种公共利益的观念.由于公共选择理论与组织经济学信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又由于自利是这些理论的核心,因此有理由怀疑,“公共利益”与“公共善”的观念在这些理论中不会具有什么思想地位……因此,新管理主义版本的公共企业家需要得到检讨.在民主治理的层面上,由于烦人的责任问题,公共企业家对民主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15].其实,还不仅仅是理论取向上存在着这些问题,而且,新管理主义就实践自身而言,也存在矛盾,并经常性地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公共企业家肯定拥有的一种内在的自利、冒险与不循常规的取向,为倡导解放和市场驱动式管理的人制造了一种困境.一方面,这些品质是值得赞扬的,它们帮助公共企业家作出了创新和激进的变革.另一方面,这些品质又加深了许多美国人对官僚权力的忧虑.进而,这些忧虑又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需要对公共企业家作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限制,以保证他们对我们负责.”也就是说,企业家模型内含着一个创新与责任的两难困境,这使它在实践中往往会造成一些悖论性的后果,作为一种新的责任实现机制,它经常性地使民主责任的实现遭遇无法得到保障的后果.
应当承认,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国家与政府发生了分化,在此前提下,政府在直接的意义上主要考虑的是管理上的问题,但是,在整个近代以来的社会中,民主任何时候都被看做是一种上位价值.然而,新公共管理却呈现出了反民主的倾向,在回避对政治价值问题的关照中用实际行动为民主掘墓.新公共管理虽然在一个时期内大获成功,但受到一些较为谨慎的学者的怀疑,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林恩( Laurence E. Lynn,Jr. ) 就断定,“尽管被赞美者称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新公共管理却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主题,很可能因为许多原因而走向衰落: ( 1) 激发了这一概念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最初形象最终将在政治更替中受到破坏,党徒及学者们都将在宣布新公共管理的蜕变或消亡中发现新的机会; ( 2) 随着跨越国家和部门的比较研究的不断累积,各种改革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将迅速地遮蔽其表面上的共性;( 3) “新的”一词将被视作对生成中的研究形式或对象的一个不便的修饰语; ( 4) 政治论辩将需要一个新鲜的主题,以吸引人们对于新一波的改革观念的支持.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写新公共管理的验尸报告了”.尽管林恩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即将衰落,但他又承认,要彻底拒绝新公共管理的主张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效率是公共行政永远也不能缺失的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应当做的只能是重构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尽可能地使其与民主的上位价值相一致.在此问题上,道森和达吉也作出了相同的思考,“传统上将公共领域视为其保留地的学者们发现它受到了管理观念的入侵.我们可以将此解释为一个简单的选择: 要么批判与拒绝( 新公共) 管理的观念,去寻找一些替代方案; 要么把它接纳为一个属于自己的概念,并寻求根据公共部门的语境来型塑与调节其含义.1990 年代后期的概念探讨表明,许多评论者已经作出了后一种选择,这是因为,选择反对改进效率的立场就等于选择了工业革命期间破坏机器的卢德派的立场,因而,也就失去了他们想要影响的群体的倾听”.
我们知道,现代民主是一种代表制民主,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基本标准主要在于其政治系统是否具有代表性.因而,要使新公共管理与民主相一致,就意味着新公共管理也需要具有代表性.凯利( Rita Mae Kelly) 的设想是,“考虑到大多数公民---即使是作为政府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很少拥有如何选择的足够信息与知识,即他们拥有“有限理性”,公民们经常向同他们持有相同观点的领导者或代表求助,以在什么才是“最好的”决策的问题上得到指导.如果民选官员不能或不愿履行这一职能,反而在官僚机构或外包机构中拥有可能体现他们观点的代表,那么,就可以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在新公共管理结构之中,代表性官僚制与多元政治领导有助于消费者/公民接受这一观念,即关于一种特定政策及其执行的社会平衡已经得到了实现,公平正义也已经发生,尽管在特定情况下,特定消费者/公民可能并未得到如同他或她的邻居或敌人那样的同等对待”
.因此,“在一个具有地理多样性的民主政体中,代表性官僚制可以提高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等级结构的效率与效能.它们有助于在政治侵入了执行的时候实现被理性选择理论家视为必不可少的社会平衡,也可以在选定情境中帮助管理者强调竞争性和真正的市场条件的缺乏”.在这里,通过对代表性官僚制的一种实用主义解释,凯利试图发现新公共管理与民主之间协调的方案.
考察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新进展,可以发现,由于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代表性官僚制的引入,新公共管理的概念被纳入了公共行政学的规范研究传统之中了,其甫一出现时的反公共行政内涵变得越来越稀薄了,或者说,新公共管理的概念出现了公共行政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概念的区别也就变得模糊了起来.比如,在进入新世纪后出版的一本考察公共管理历史的著作中,林恩就认为,“公共管理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与其之前的“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一样,争取其作为一个学术与实践范式的永久地位的努力已经失败了”相反,“在行政与管理的概念之间,无法作出决定性的区分,尽管许多学者都试图作出这一区分.我还主张,公共管理并不仅限于“管理者所做之事”,也不限于政府运作.因此,公共行政的历史---它包含了权威结构、“最佳实践”和制度化价值的出现与演化---同样也是公共管理的历史.换句话说,本书中关于被某些人称为( 法国、德国、美国以及英国的) 旧公共行政的章节与那些讨论近年来的 NPM与管理主义的章节是在同等程度上与公共管理有关的……尽管我在整本书中都被诱使而使用公共管理的概念,但这一用法无疑会激怒那样一些读者,他们往往认为公共行政的概念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具有历史正当性和准确性的.当我认为语境需要的时候,我选择了公共行政的概念.而在两个概念都可能 适 合 的 地 方,我 则 使 用 了 公 共 管 理 的 概念”[18]7.从林恩对他自己用词上的交代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已经实现了公共管理概念的公共行政化之后,是没有必要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两个概念之间作出区分的.
不仅如此,在这本覆盖了从古希腊与古中国直到 21 世纪的社会治理思想的著作中,林恩还对公共管理作了一种泛历史主义的解释,即认为人类的社会治理史就是一部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的历史.在这本书中,林恩列举了历史上的“公共管理大事记”,比如: 第一项,公元前 4 世纪,申不害的行政原则; 第二项,公元前 124 年,西汉创立“太学”,以“教授公共服务的价值与观念”; 第三项,529 年,第一份查士丁尼法典公布; 第四项,1154 -1189 年,英国普通法形成……[18]8根据这一记录,“这一领域可能起源于古代中国”[19]29.林恩的泛历史主义解释在新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者胡德那里得到了回应,在1998 年出版的《国家的艺术》这本书里,胡德花了大量笔墨来讨论诸如“父权主义: 儒家公共管理思想”、“古希腊合唱队”: 公共管理中的宿命论”等问题[20],同样把公共管理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2000 多年.虽然为一种现代现象去寻找远古模型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学者们的共同嗜好,比如,早期的资产阶级学者在反封建的过程中为了证明民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在古希腊那里杜撰出了民主的典范.但是,在公共管理的问题上,采取如此泛历史主义的做法究竟有何意图,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因为,这既不符合科学讲究事实的原则,也缺乏政治动机.
公共管理概念的公共行政化和泛历史主义解释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概念探讨中出现的新迹象,除此之外,胡德早期关于新公共管理的经典阐述也仍然拥有大批的支持者.事实上,到了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公共管理的概念已经变得与公共行政的概念一样,具有了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内涵,关于它的反公共行政解释与公共行政化的解释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对峙之中.这表明,在经历了早期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冲击之后,公共行政学界中规范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平衡得到了恢复,因而,公共管理的概念也被纳入了这种平衡之中,并能够在这种平衡中得到多元主义的解释.林恩就描述了关于公共管理概念的三种解释: “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经典文献将管理视为公共行政官员裁量权力的依法负责行使.根据这种观点,公共管理是一种治理结构,是旨在使政府有能力行使人民意志的管理裁量权的一种合乎宪法的、适当的正式化.相反,近来的文献则倾向于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技艺,即个体在行使管理职责时所展现出来的熟练操作.在公共管理者负责任地实践其技艺---他们尊重宪法约束,并通常能够体现出被广泛视为合法的与适当的( 而不是党派性的或自私的) 价值---的意义上,公共管理又意味着更多: 一种宪政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公共管理遵循“实践规则”,是对行为的实际限制或指导,这保证了它在一个宪政政体中的合法性.因此,公共管理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结构、技艺与制度:管理、管理者与负责任的实践.
其实,这里的三种解释都只是林恩的解释,或者说是林恩所理解的解释,实际上,与公共行政的概念一样,公共管理的概念也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主义的时代,学者们若想对各种不同的解释进行通约进而整理出一种得到公认的公共管理概念,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但是,关于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应当是有价值的,正如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建构也是有价值的一样,而这正是当前的公共管理研究所欠缺的.
在我们看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关于人类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探寻,也许可以在公共管理的概念下进行.如果说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概念有什么不同的话,恰恰是前者需要在人类社会治理的转型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因此,对公共管理进行全新理论建构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理论建构是要走出既有的研究途径和思维模式的.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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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如何和他
7 楼 2015-11-14
旅游公司创设绿色会计的重要性及其系统构建
绿色会计的主要功能是协调经济主体与环境的关系.绿色会计与普通会计不同,绿色会计所采用的计算形式多种多样的,例如货币、事物,而普通的会计只是对货币进行计算.游客是旅游企业得到利益的主要来源,所以一些旅游企业为了增加游客的消费,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在旅游景点建设了很多消费场所,而对环境却不闻不问,任其遭到破坏,而不加以维护.但是那些旅游企业却不知道,环境是旅游也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要对环境加以保护,才能使旅游业正常、快速发展.
一、旅游企业建立绿色会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旅游企业建立绿色会计的必要想.第一,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需要.会计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真实性,也就是说每一条会计信息必须都能够真实的记录企业中各个项目中的经济支出和收益.通常的会计计算只是针对人类经济活动,而对环境资源从不考虑.因此,把绿色会计应用到旅游企业中,能够更好的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二,旅游企业自身的需要.我国传统的旅游企业的发展模式相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是很落后的,其中存在着很多的缺点,例如资源消耗高但是利用率低,并且废弃物排放量多.因此,为了改变我国落后的旅游模式,建立绿色会计是必经之路.
2、旅游企业建立绿色会计的可行性.第一,绿色会计理论发展日渐成熟.从我国进入现代化时,就开始对绿色会计进行探究了,随着多年的时代的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使得绿色会计也在不断的完善着.并且经过许多年的实践,早已使绿色会计的理论趋于成熟.第二,旅游企业环境意识逐步增强.随着我国的政府对我国的环保越来越重视,环保部门开展管理制度加大,并且对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教育也不断的开展.随着这些工作的不断深入,使得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被唤醒,所以,旅游企业的环境意识逐渐的增强,意识到环境与旅游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所以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由此旅游企业逐渐的加入到保护环境的队伍中.
二、旅游企业绿色会计体系的构建.
因为旅游企业与环境资源呢是息息相关的,并且受到我国目前科学技术的限制,绿色会计核算体系应当包含以下四项内容:
1、绿色会计的确认.绿色会计的确认就是说将旅游企业中绿色会计所包含的内容仔细分划到已有的要素中.比如,为了旅游企业更好的发展,推出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政策,为我国的环境保护起到重大的作用,所以,我国政府给予补贴和税收减免等,这一项被确认定为收入要素.绿色会计的确认的基本要素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第一,确定属于绿色会计考察的对象.第二,确定绿色会计考察对象的发生时间,以及收入到绿色会计信息中的时间.第三,确定绿色会计考察对象引起的影响及后果.
2、绿色会计的计量.绿色会计才取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存的多重性计量形式.当引起财务影响只是环境事项及业务,则对其进行绿色会计时,只是使用货币计量,主要是对各种资金、价标进行计量.而有关于衡量环境业绩的计量,则是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同时进行,主要是有些问题货币是不能够准确表达的,而用事物、技术等确能够准确的表达.
3、绿色会计的记录.在现行的会计制度中,并没有会计记录这一项,但是由于绿色会计的特殊性,可以增加绿色会计记录这一项目,具体包含以下几类:第一,绿色资产类.绿色资产指的是一定的环境资源在旅游企业的合法使用范围内,不管以什么方式都能从中获取利益.为了能够更好的反映绿色资产的增加与减少情况,旅游企业应当建立“环境资产”账户.绿色资产的增加表明旅游企业得到的利益增加,因此,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许多旅游企业开始人工培养绿色资产.第二,绿色负债.我国的绿色环境的所属权由政府拥有,旅游企业只是暂时的利用.因此,当旅游企业在举办某项活动时对环境造成了破坏,旅游企业应当承当责任,对其作出补偿.也就是说绿色负债是旅游企业将来对环境的发展提供支出.第三,绿色资本.绿色资本指的是旅游企业对其合法使用的环境,拥有其所用权和使用权.因此,这就有利于旅游企业在发展是,可以随时利用环境资源.第四,绿色费用.绿色费用指的是在旅游企业对环境使用所付出的成本;在对环境进行发展时,对环境进行改造所花费的费用;在使用工程中对环境进行维护所用费用;以及当环境遭到破坏时,所受到的利益损失.
第五,绿色收益.旅游企业得到的绿色收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当环境受到污染时,旅游企业对其进行治理,我国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奖励.第二,旅游企业对环境进行发展,吸引游客的消费,旅游企业从中得到的收益.
4、绿色会计的报告.目前为止,全世界都没有得到统一的绿色会计报告形式.因此现今主要存在的报告形式第是在原有的普通会计的报告加入绿色会计中新曾的内容.绿色会计报告可以更加清晰的反映出旅游企业的营利情况,以及在环境资源利用方面的情况.
三、结束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人口越来越多,导致我国的住房问题与环境问题产生了矛盾,所以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我们的责任,尤其是旅游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是不可推卸.旅游企业应当积极主动的开展保护环境的措施,肩负起自己对环境的责任.同时,国家政府也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并加强环境保护部门的检查力度,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与教育.
参考文献:
[1] 闫庆芬.对我国实行绿色会计的思考与建议[J] .山东煤炭科技,2010,(01).
[2] 冯兰刚;赵国.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解释机理的再考量[J] .管理现代化,2011,(01).
[3] 康勇.中国实施绿色会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 .经济研究导刊,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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