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资料与底层文士对古代文学的批评

  本文关键词：族谱资料与底层文士对古代文学的批评——兼及族谱资料的真实性问题，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族谱文献中十分丰富的文学批评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底层文士阅读和批评中国文学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底层文士
作为文学阅读和批评活动中的底层文士，是相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政治地位或显赫文绩的人而言的。对他们身份的界定，既针对其社会地位，也针对其文化地位。就其社会地位而言，他们不享受朝廷俸禄，是一介布衣。就其文化地位而言，他们的科第不过举人，甚至没有任何功名，是一介寒儒或童生。
就职业情况而言，底层文士主要担任乡学私塾中的塾师教官，少数或经商、或务农、或行医，有的则无任何固定职业，甚至近于无业游民。古代知识分子通常是以科举为仕进之必然途径，但这条道路又不总是对每一个读书人都敞开，大部分人最终还是要放弃科举仕进的人生追求。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大部分处馆塾师都有条件、有能力研读中国文史，他们构成了底层研读中国文学的主力军。
还有一些科举失利者以及其他未曾参加科场角逐的人，则把事农、从医、星卜、经商等作为职业选择。因为耕读传家自古以来就是文人所宣扬甚至向往的生活，事农一业当然属于最合理的生涯抉择。行医和卖卜并不是士人的人生追求，但这两种职业仍然与知识和文化相连，是士人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而行商一途在重本轻末的中国一直是文人所不齿的职业，但在明清以后由于社会观念的变化以及生计需要，有些读书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都曾经参与了业余的文学创作与批评行列，成为文人阶层的较边缘群体。
底层人士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属于地位比较低下、力量比较微弱的群体。在历史上，除了族谱，或许很少有其他文献资料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更不可能提到他们。当我们从更广的视角来认识古代文学的价值及流播时，这些普通人的阅读和接受经历就显得十分珍贵。
底层文士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表现
就族谱资料而言，底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主要体现在阅读选择、写作宗尚、人生取向和作品阐释四个方面。
族谱资料显示，与主流文人推崇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作品和以李杜、韩柳为代表的唐代诗文相一致，底层民众也普遍把此类作品作为阅读的首选对象。但同时，又有不少人对戏剧、演义等作品有比较强烈的喜好，表现出有别于一般文人的阅读倾向，更能显示底层阅读的特殊情形。
与底层的阅读情形相近，他们在确定写作范本时，汉唐大家也是最受青睐的对象。《莆田浮山东阳陈氏族谱》卷六“像赞”称，陈楷“晚学为古文，则寝馈于班、马二家而学益进”。《海宁朱氏宗谱》卷十六“行状”云，朱之瑜“工古文辞，出入韩、欧阳”，朱济任“诗古文宗眉山苏氏”，朱炬“诗学杜少陵，咏史最胜”。在这些底层文人中，也出现了许多打破规矩、自由发挥的现象。《太原家谱》卷十九“传状类”载翁树棠撰《树声公传》，言王世至“闲喜哦诗，陶咏性灵，不沾沾说唐说宋求形似也”。《湘潭曹氏鼎公支谱》卷十七《中甫公传》，载曹元才“为文无所规仿……善吟咏，率自抒胸臆，不拘流派”。这些作者都首先打破了汉魏唐宋之藩篱，主张自抒胸臆。因此，从传记的记载看，似乎反而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族谱资料中，关于底层人士以古代诗人为人生榜样的记载较为常见。戴钧衡纂《戴氏先德传》卷上记载：戴沅“生平以贾长沙、苏子瞻自况”。《山阴白洋朱氏》卷八朱渭占撰《乐天公传》云，朱毓英“好读书，鄙章句之学。雅慕唐白太傅之为人，扁其书室曰乐天”。这些失意的文人，在遭遇了人生挫折或不如意之时，迫切需要寻找精神的寄托和宽慰，陶渊明、自居易、苏轼等屡遭磨难而志意不退、乐观放达的诗人作家，就成了他们最先想到的倾诉对象。优秀诗人作家身上的那些心理品质，其实也是最普通文人所需要的，或者是同样具备的。
下层人士往往结合自己的生活体会，对古代诗文的篇章字句提出了较深刻的理解，反映了文学作品被阅读、传播的具体过程。《昆陵承氏宗谱》卷四十九收录弼（宗华）撰《堂兄古愚传》称承照“尝读《史》至《货殖传》，喟然曰：‘此史迁遭腐刑，无力自赎而寄慨也。吾既不能诗书奋迹，岂可以训蒙老。’遂习计然术”。文中写到的承照，数次应举，屡试屡败，对资产之匮乏以及由此而来的偃蹇深有体会，在读了《史记·货殖列传》后，即发出了“此史迁遭腐刑，无力自赎而寄慨”的慨叹，并果断决定弃文从商。其对《货殖列传》之理解未必全面，却非常真切。对于陶渊明《桃花源诗并序》中所写到的桃花源，历来都有虚构说和实景说两种观点。桃花源成为人间乐土怡园的代名词，并且出现了很多以桃花源命名的地方，其实都反映了人们对陶渊明原作内涵的把握和对怡安和谐生活的向往。这就是《杨氏宗谱·桃源慕陶杨翁序》作者所理解的“引人人胜者，正不在流水桃花，而在桑麻鸡犬”。
从族谱资料可见，中国文学的阅读和批评也在底层和民间发生。这种非专业、非功利的阅读和批评，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向度，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家谱的编纂与其资料的可信度
笔者所进行的底层文士文学阅读和批评研究，基本上是以家谱文献为资料来源，这除了在古代集体编纂的文献中，家谱是最具民间性、基层性、个别性和自发性的一种，家谱中的人物因而是最基层的一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谱作为家族史，有相对比较集中的人物传记资料，，可以从中发现这些人阅读和写作的情况。但正因其民间性、基层性、个别性和自发性的特点，我们在选择这些资料的同时，会面临许多质疑，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家谱记载的真实性问题。
家谱作为记录家族成员及其活动的资料，它最基本的作用是明宗源、辨支派、其面对的对象就是本家族成员甚至家族中的一部分人。但正由于其编纂和发行的绝对封闭性，它也很有可能在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出现虚假不实的成分，再加上攀龙附凤和隐恶扬善的习惯心理，家谱中记载不实甚至完全错误的情况也比较常见。这首先反映在家谱的序传上，一些署为历史名人的作品，多数是伪托之作，有的甚至是很伪劣的拟托。在同一部家谱中，也经常会出现叙述文字基本相同的情况。因此，有学者就指出了家谱资料的不可靠。
笔者根据多年对家谱的阅读和理解，拟提出三个方面的认识，以作为理解和应用家谱中传记资料的参考。第一，关于明清之后人的记载通常基本可信。第二，关于普通人的资料，作假的必要性不大。第三，家谱中传记部分的一些儿戏之言不可信，但其背后所反映的真实情况则不应被忽略。我们可以不把相关的渲染或夸饰作为传主的行为和心理来接受，但完全可以作为作者的行为和心理来理解。如说某人好读秦汉唐宋大家文，追慕陶渊明、白居易之为人，模仿三唐诗人等等，这种心理和行为应该是作传者比较肯定甚至就是他实际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借机露己，恰好说明了中国文化在底层的传承过程。
对于家谱中的资料，我们一方面不要盲目地轻信、仓促地引用，另一方面则要以分析的眼光，发现现象之后的实质性内涵。特别是其中涉及普通人的心理及行为的记述，要能够看到其所反映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原题《族谱资料与底层文士对古代文学的批评——兼及族谱资料的真实性问题》，李琳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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