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简介及投稿要求(5)
如今来看,与其说这是刊物的弱点,不如说恰是刊物有意采取的策略和方针。但对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显然有着自己竭力坚持的主张和原则,从第二卷开始,《人民文学》增加了批评文章的数量,但同时也公开发表了刊物对于批评的批评,指出“看问题过分简单片面或者专门吹毛求疵的批评也是不应该提倡的。这对于创作,对于批评风气,都会起一种不好的影响”。对此,刊物还举实例予以了批评,并直言宣告:“像这样的批评,本刊不打算发表的。”
除了批评性的文章,刊物还强调的是,“对于较好的作品的推荐和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方面”(第二卷第三期《编后》)。观点之鲜明,颇可见出《人民文学》创刊时代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性格特色。
《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文学批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而且主要着眼于本刊物所发作品。(如对第一卷第三期所刊秦兆阳小说《改造》的批评,详见第二卷第二期。)但最费人思量的是,当时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第一卷第三期)的全国性批判风波,居然在《人民文学》上了无声响,全无反映。这种“沉默”足称特例了吧。然而,到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时,《人民文学》终于不得不为此作出“深刻”检查,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参见1952年2月号所刊《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
作为全国文协(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创办显然含有引导、组织、管理全国文学创作(作家)的功能。这种功能显然也是为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建立而服务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被视作《人民文学》之创办的最深刻动机。在实现动机和发挥功能方面,《人民文学》是采取过具体而有效的措施的,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一则“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启事”,内容是向全国作家征询1950年的“创作计划”,具体问题有七项:什么作品?主题?形式?字数?完成时间?何处发表和出版?有何困难?最后注明:“以上各项请你详细告诉我们。”
从第一卷第六期起,《人民文学》分期刊登了“一九五零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调查”结果,方纪、田间、吕剑、何其芳、周立波、洪深、秦兆阳、袁水拍、孙犁、马烽、康濯、张庚、贺敬之、杨朔、碧野、赵寻、刘白羽、萧殷、萧也牧、关露、卞之琳、老舍、徐迟、(冯)雪峰、勒以、巴金、柯灵、魏金枝、唐弢、徐调孚等大批作家榜上有名。第四卷第一期又发布了“一九五一年文学工作者创作、研究、翻译计划调查摘录”。
不难想见,通过这种方式,全国范围的文学创作概况及趋向,基本上或主要的都可以获得掌控了。其它途径则由自发来稿(大多是业余作者)和约稿、组稿等方式来实现。总之,《人民文学》以其权威性和代表性高度充分地掌握着文学界的具体主导权。(第三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期等,连续发布了“一九五零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调查”,罗列出了丁玲、老舍、方纪、白刃等作家的创作实际完成情况。)
最后,再择要介绍一些《人民文学》创刊时代的重要细节。《人民文学》的“编辑
人民文学
者”名义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地点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主编茅盾,副主编艾青。(1952年3、4月号合刊起,副主编改为丁玲。)编辑成员有严辰(厂民)、秦兆阳、古立高、吕剑、王燎荧、韦荌共6人,还有一位通信员。其中严辰任执行编辑(即编辑部主任)。
编委大多挂名而已,创刊最初的两年多时间里,从未开过一次正式的编委会议,较常理事的是何其芳(终审理论稿)和赵树理。1952年3、4月号合刊起正式列出编委名单,共有四位: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50年代初,新进编辑有郝芬、赵宗珏、唐祈、李古北、何路等,陈涌(杨思什)继严辰之后任编辑部主任。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人民文学》早期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组”(也可说是“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艺整风学习运动期间。艾青被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刊物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被逐一“清算”(详见1952年2月号《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等),以致影响到了刊物的正常出刊时间(3月份未能出刊)。
创刊至第三卷第二期,出版、发行均由新华书店承担﹔自第三卷第三期起,出版者改为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一期起,又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者依旧。早期版本分甲种纸本和乙种纸本,两种分别出版(时间略有先后)。版权页上注明“本刊文字均保留著作权”。刊物标明为月刊,首期出版是1949年10月25日,但第二期则为当年的12月1日﹔此后正常,均在每月1日出刊。
刊物严格遵守、实行稿费制度,对不明地址作者的稿酬,多次在刊物上公示,催其联络以便寄款。甚至连转荐他处发表的稿件及稿酬,也会在刊物上公示告知作者。此外,编辑部公开承诺的审稿时限是“尽量做到一星期内就给回信”(第一卷第六期《编后》)。这在后来根本无法想象,可见当时编辑工作之努力。
编辑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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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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