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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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

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对全国1978—2008年分省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机制的一种新的理解。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上升以及资产定价机制的形

成,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

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

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

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

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

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

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资本化　投资　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

经过两个30年的跨越式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前列,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迈入了中上发展阶段。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政府干预和政策保障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复苏,2009年增长率达到8.7%。然而,在经济持续扩张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新老问题的挑战。增长结构性失衡,内部风险累积,以及外部不确定扰动等,都影响到“中国故事”能否延续。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起飞”的动力在于资本积累,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的源泉又来自人力资本投资和知识创新。中国经济高增长中要素积累扮演何种角色,是否伴随着显著的技术进步,未来可否持续,一直是研究者们热议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1994)关于东亚无技术进步的断言,激起了国际上对于东亚模式的反思热潮,也引发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增长中TFP的测算历程(SachsandWoo,2000;Young,2000;谢千里等,2001;张军、施少华,2003;GuillaumontandHua,2003;颜鹏飞、王兵,2004;郑京海、胡鞍钢,2005;孙琳琳、任若恩,2005;郭庆旺、贾俊雪,2005;刘伟、张辉,2008等)。基本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TFP增长率不高且有较大的波动,在一些年份甚至还出现了持续下降(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至近年才有所回升;基于省际数据的研究发现,TFP在东、中、西三地区以及各省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总体上中国经济主要靠要素累积尤其是高投资推动增长,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高,低技术进步与高投资、高增长构成了巨大反差。

但也有研究对此持不同观点。一些研究或测算认为,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体现型技术进步与非体现型技术进步,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更多地是内嵌于设备资本的体现型或物化的技术进步。从而支持中国经济存在效率改进的观点(郑玉歆,1999;易纲等,2003;林毅夫、任若恩,2007;舒元、＊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刘霞辉、张晓晶。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研究”(批准文号09&ZD017)资助。本报告执笔人张自然、王宏淼、袁富华、刘霞辉。参加讨论的人员包括刘树成、张晓晶、张连成、常欣、田新民、赵志君、汪红驹、仲继垠、栾存存、黄志钢、吴延兵、林跃勤、张磊、汤铎铎、陈昌兵、付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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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国伟,2007;赵志耘等,2007;王小鲁等,2009)。另外,Baietal(2006)以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2006)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这暗示着如果没有较大的效率改进,高回报现象是不可能持续出现的,外资也不可能涌入中国。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性质的激辩及相应的测算,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仅通过国际比较或数据分析做出要素积累型、效率增进型或其他的判断,而是这种增长性质的现实条件和内在机理到底如何。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及其投资、技术进步的特殊性,可能来自于开放条件下的“干中学”、低成本竞争与模仿—套利机制(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为此,本文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对全国1978—2008年分省TFP测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机制的一种新的理解。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处于对经济资源的支配地位,经济增长源于经济资源的不断资本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化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资本形成,其含义是以资本为纽带,将其他生产要素组合创造价值,在利润动机的激励下,促进经济产出的不断增加。在古典资本化过程完成后,现代资本化过程本质上是对未来现金流进行贴现定价、价值挖掘和重估。定价机制的转变使资本形成的外延扩大,在推动社会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也带来经济虚拟化。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现代资本化在古典资本化的资本形成到达一定程度后,才开始大规模进行。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间处于古典资本化阶段。但是由于现代资本定价机制已逐步成为全球基准,而尚未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进程中过快地进入现代资本化,对其经济稳定和长期发展形成了新的挑战。

我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上升以及资产定价机制的形成,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通过相对价格体系动态调整而顺次实现的经济资本化,在20世纪80、90年代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21世纪以来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矿产品要素价格重估。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内生的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机器设备、土地等不断进入资本化流程,中国经济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过度贴现未来现金流、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使得实现内生的技术创新,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未来的必然选择。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化过程对投资、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资本存量和TFP进行测算,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性质;第三部分分析中国资本化过程及特征,对资本化与投资、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探讨资本化扩张的可持续性问题;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经济资本化中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基本逻辑

从经济资本化角度看,微观企业层面的投资和技术选择,事实上正是建立在追逐包括资本化租金①在内的总租金回报的基础之上的,而这又会构成一国特定时期宏观层面的资本形成和技术特征。由于普遍的实物资产扩张和“干中学”加速效应,纯粹技术创新(广义技术进步)往往受到抑制,在经济学中,“租金”一般是指具有稀缺或有限供给特点的资源所产生的超平均收益,它包含资源稀缺、信息垄断和生产力水平差异等造成的结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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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模式因而也更多地体现为资本积累驱动和资本体现型技术的双重特征(狭义技术进步)。

(一)为更直观地说明我们的理论,首先从一个基准模型开始。假设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u=∫0∞eU(c)dt-ρt(1)

　　c和ρ代表消费数量和时间偏好率,并且0<ρ<1。假定一家代表性企业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为:

Y=F(A,K)(2)

　　其中,Y为产出,A是技术创新,K是资本存量,为人均意义上的变量(将劳动力单位化为1)。不考虑折旧。假定技术创新新增投资I面临一个转化率σ。K和A的演化方程如下:

A=σ﹒I,　0≤σ≤1

KK﹒=I

　　预算约束为:

F(A,K)=I+I+c

　　该优化系统的现值哈密尔顿函数如下:

-ρt-ρtKA-ρtA-ρtKH=eU(c)+λe[F(A,K)-I-I-c]+λσI+λIAeKe

　　一阶条件和欧拉方程如下:

U′c(ct)=λ

HIA=-λ+σλA=0 λ=σλA

HIK=-λI+λKIKKKAAA(3)(4)(5)(6)(7)(8)(9)=0 (λK-λ)I=0 λK=λK

　　由一阶条件,可得均衡时三个影子价格之间的相对数量关系:λ=λK=σλA

﹒λA=ρHA+﹒λλσFA(A,K=ρ σFA(A,K)+A=ρA A

﹒λK﹒λHK+﹒λλFK(A,K)+=ρ FK(A,K)+=ρK=ρK λKλ

　　以及横截性条件:limλAAex※∞-ρt(10)(11)=xlimλKKe※∞-ρt=0

式(10)和(11)给出了实物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部门的套利条件。两式左边的第一个项为边际产出,来自实物资本的生产性租金;第二项是资本利得,来自资产市场溢价。利用一阶条件可得两部门间的套利条件:

σFA(A,K)=FK(A,K)

积累部门的边际产出。

(二)上述模型只是一个基准,均衡条件隐含着该系统自非均衡向均衡状态演化的基本机制。现实中,在缺乏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投资与实物资本投资的影子价格可能是不相等的。为此,只需要讨论在非均衡情况下的套利机制。假定ρ为实际利率r(忽略通胀)的机会成本。一般而言,两个部门的经营目标为:

﹒λAλ﹒KσFA(A,K≥r,FK(A,K)+≥rλAλK

为:

λ﹒λ﹒AKRA=σFA(A,K)+-r,RK=FK(A,K)+-rλAλK

(14)(13)(12)　　该条件假定在均衡时,两部门的资产溢价相等,同时要求创新部门可实现的边际产出等于资本　　在不完全严格意义上,我们可根据模型结果定义创新部门和资本积累部门的租金RA、FK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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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式可以清晰看出,对实物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投资,会带来不同的租金收入:

(1)对实物投资而言,其“实物经营租金”来自两部分:“生产性租金”(购买机器设备进行生产所实现的超额边际收益)以及“实物资本化租金”(或资本利得,即实物资产进行产权交易带来的溢价)。相较而言,实物经营租金是可以把握的,因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看得见、摸得着,产能可预测,又因其相较于人力资本、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资产专用性为低,在资本市场上容易定价,因此实物经营租金具有相对较高的确定性和可控性。

(2)就研发、组织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的投资而言,会带来“技术创新租金”。它由“技术垄断租金”和“技术资本化租金”两部分构成,前者指因创新带来边际实物产出大大超过边际成本的部分,后者指在技术转让市场或资本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升值。但首先由于创新投资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体现在转化率1≤σ≤1),因此“技术垄断租金”是极不确定的;其次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交易市场不成熟,更缺乏一个有效的风险投资市场,“技术资本化租金”也很难实现。从而总体上使得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质。

(3)由于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的可运用的资金总量大体上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在选择对技术创新投资还是对实物资本投资时,就要进行利益权衡。模型的套利条件及租金公式说明,如果预期的“实物经营租金”大于“技术创新租金”,一般就会趋向于将更多的隐性资产贴现或将更多的资金用于选择购买现成的机器、设备和附着技术,这会带来实物资本积累和资本增进型或体现型技术进步(狭义技术进步),同时也因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而促进一定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广义技术进步)。如果预期的“技术创新租金”高于“实物经营租金”,那么企业就会倾向于进行自主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

(三)考虑技术进步的形式及其边界条件。假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以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创新,通过知识、技术创造和组织创新使A发生变动(广义的技术进步);二是更新,物化于K的积累中,体现在资本积累部门I之外,但附着于机器设备的学习成本ψ(I)(狭义的技术进步)。ψK(I)可以被解释为向国际技术前沿的学习程度,决定了相对于一单位最终品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价值。厂商可以通过在生产中的经验积累,购买更为先进的机器设备、专利和资料,以及向发达经济体学习来实现“投中学”和“干中学”。ψ(I)的变化与实物资本k积累相关,具有ψ′>0,ψ″<0的性质。资本积累部门初始学习的边际成本为单位1,之后随着资本积累的提高,最终使得本国物化的技术水平向国际前沿收敛。这样在包含“干中学”效应的新生产函数中,总的实物资本形成就变为K′=K+ψ,但实物投资K与学习投资ψ的产出效率不同,Fψ(A,K,ψ)>FK(A,K,ψ),即学习带来的边际产出要大于纯粹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出。因而带有“干中学”的实物部门总投资的

λ﹒K′预期租金为:RK′=FK(A,K,ψ)+Fψ(A,K,ψ)-r,由于存在“干中学”的加速效应,RK′>RK,λK′

实物经营租金得到了提高。因此,在实物资产显性化、资本化并普遍具有资产溢价(对应于公式右边第三项)的情景下,加上“干中学”效应(对应于公式右边第二项),企业会趋向选择资本体现型的狭义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创新带来的广义技术进步。在上述基本条件变化带来总边际收益下降以至无法弥补边际成本时(总租金=0),企业才可能从实物资本积累向技术创新转变。

上面的分析表明:(1)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企业总是面临着对实物投资还是对创新投资的抉择。相对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确定性和可控性,后者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企业最终的投资决策来源于对于这两方面租金回报的判断。(2)在一个快速资本化的发展中经济中,由于普遍存在着资产重估及溢价,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是进行实物投资、低成本占有资源或将隐蔽资产进行显性化交易而不是技术创新。这种微观选择,在宏观层面上会促成一国的资本形成以及配置效率改善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却会抑制纯粹的知识和技术创新带来的广义技术进步。(3)“干中学”带来的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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