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风险经济冲击效应与货币政策机制选择研究——基于DSGE模型的新冠肺炎疫情经济模拟

发布时间：2020-11-18 15:50

　　 本文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不同货币政策机制的灾情风险防御能力进行评价,并对救市措施和疫情演变进行经济模拟观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量型货币机制防御效果最优,但是存在滞后风险,因此,价格和数量次优组合的混合型货币政策是应对灾情的最优策略。第二,发达经济体货币机制应对灾情都存在政策工具失灵的边界约束,极端救市操作事倍功半。第三,模拟论证了我国在混合型货币机制下疫情防控的合理性,LPR新机制和定向降准等措施是应对灾情的有效措施。结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树立央行公信力,秉承灵活审慎,避免极端政策。第二,应对国际危机是复杂系统工程,政策发挥作用需要多部门合作,构建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第三,建立疫情防范的备用资金池,借鉴巨灾债模式筹集资金,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优势。
【部分图文】：

在疫情初期，美国货币机制处于价格型，政策利率对经济发挥有力的调控作用，虽然局部暴发对美国产出和通胀存在负面影响，但是冲击效应微弱，如图3所示，美联储并没有采取微调或预先处置。疫情蔓延迅速进入流行期，模拟结果显示产出负效应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增加，而且具有较持久的冲击破坏力，形成了预期的产出缺口。同时，通胀脉冲效应形成了大幅的上升，先出现正的通胀缺口，随后通胀冲击的负效应可能引发通缩隐患。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的出现，触发基于泰勒规则下政策利率的调整。但是，金融市场由于疫情的恐慌情绪，在价格机制放大器作用下引发股市崩盘熔断，美联储短期内两次降息达150bps，利率水平已逼近零下限，价格机制下常规货币政策几近失效。面对疫情，货币政策的良性作用在于营造机制和疏通传导，政府防控疫情的无力将进一步恶化市场情绪并增加不确定风险。如疫情进入失控期，将实质性地破坏生产力，金融泡沫破裂后将导致新的“大萧条”，模拟中出现了高通胀后的通缩趋势，这一信号，大概率符合经济衰退引发通缩的预警，滞胀的隐患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危机与美国“大萧条”联系在一起。

如图4所示，期初由于疫情快速发展，在局部地区形成了恐慌情绪，灾难对通胀形成冲击效应使得通胀出现短期调升，生产效应也存在显著的负影响，但由于疫情仅在局部暴发，整体的效应在经济可承受范围内，但仍存在继续恶化的不确定性。进入流行期前，我国政府就高度重视疫情，随着疫情的发展逐级采取提高防控措施、隔离治疗、建立严格防护体系等举措被证实完全正确，但是政策成本不能小觑。模型模拟了“停产”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进入流行期，“停产”因素提高了生产函数中破坏因子值（σ），脉冲冲击曲线发生了负向的跳跃，从幅度和形态上呈现“短而深”产出负影响。模型分析将疫情作为冲击变量，将疫情归属为经济事件，“短而深”负影响的经济解释为：积极的防疫措施扩大了疫情冲击，短期的“猛药”有助于避免后期严重隐患的发生。实际“短而深”特征印证为：2020年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下滑13.5%，预期增长1.8%，前值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滑24.5%，预期增长2.0%，前值增长5.4%。从当前疫情演进看，中国的疫情已经进入可控期，国内复产复工逐渐推进，但目前仍然存在输入型的风险隐患。当前，中央政府工作重点从防疫转向生产，包括投资、消费在内的多项指标将出现明显反弹。

当灾难发生时，一个单位的可量化的灾难冲击将会对产出产生显著的负向冲击效应，而且从冲击的时变特征看，短期内出现负向作用的增强（经济反应存在短暂的滞后特征），2～3期负向效应达到最大值，5～6期出现明显的负效应衰减，20期后逐渐收敛到0值（产出回到最初的经济稳态）。三种货币机制具有相同的冲击特征，但是冲击反应幅度存在差异，价格型货币机制的负向效应最为显著，在回到稳态前的各期均高于数量型货币机制下的效应。这说明，当灾难发生时，数量型货币机制具有更强的经济防御优势。其经济解释在于，价格型货币机制对应的金融市场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灾难发生对经济的冲击效应分为实际值和预期值两部分，发达的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危机的负向冲击基于市场化的高效传导容易产生放大效用，从而对经济的负效应更大。混合型货币机制成为两者的优化组合，从对产出的冲击效应来看，灾难的防御能力优于纯粹的价格型，属于折中的逆周期调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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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88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