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

  本文关键词：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 莫龙

科学地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压力，对于本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老龄化是本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挑战之一。国内外大量的研究都佐证类似的判断：“人口老龄化将对21世纪中国的崛起构成巨大挑战”（OECD, 2005）；“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将决定它能否变成一个繁荣和稳定的发达国家”（Jackson and Howe, 2004）。科学地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压力则是妥善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人口发展战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战略。确立和实施本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正在于如何科学地评估中国已经和将要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并将其与人口规模压力比较，进而在解决“人口太多”和“人口太老”这对关键而两难的问题中寻找平衡点。近年来围绕“中国是否‘未富先老’”进行的激烈辩论（《人口研究》编辑部，2006；2007），彰显了科学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压力的重要性。

通过定量地测度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从而科学地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是本文的创新尝试。在本研究中，我们不打算按照传统的方法通过研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直接测度和评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压力。实际上，即使在老龄化出现较早和对老龄化研究更为深入的发达国家，由于老龄化经济社会影响的复杂性，这类研究也颇为困难、进展有限并且存在争议（Henripin et Loriaux, 1995）。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宏观而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者之间的不协调性。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进程越是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成的经济社会压力就越大。因此，通过测度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压力。本文只讨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鉴于经济发展在整个人类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是全面认识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压力的基础和关键。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核心，对这一关系进行定量评估则一直是人口学的难题。本文建立的方法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近期发布的更可比、更可靠和时间跨度更大的各国人口与经济数据，使定量地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从而反映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成为可能。

本文的研究框架是，首先建构一个定量测度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新方法。利用该方法和相应的指标，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最新人口与经济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本文对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定量分析。这项研究将回答如下重要问题：中国真的已经“未富先老”了吗？程度如何？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否仍将超前于经济发展？趋势和程度如何？即将出现的高速人口老龄化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如何？差异有多大？这些差异对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有何影响？不同生育政策选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

1 方法和数据

1.1 方法

以往的研究提示：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例如，世界银行（1995）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所分析的100多个国家中，存在“199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显著趋向。实际上，这种关系不是伪相关，相反，它可以从人口老龄化动力学得到理论解释。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已经证实，人口老龄化的原动力是死亡率特别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死亡率下降还是生育率下降，很大程度上都与经济发展密切正相关。

我们利用最新数据进行的更系统和深入的分析表明，上述规律不是个别年份或者部分国家的偶然现象。图1描述了2007年人口超过500万的104个国家（地区）① 关于当年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与人均GDP这两个变量的散点分布。其中的三项式回归曲线有很高的吻合度（R[2]＝0.749），可以被看作2007年这104个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和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的基本特征是：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往往也越高。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836，为高度正相关。对历史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这104个国家和地区而言，上述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在1980～2007年每年都保持在＋0.787～＋0.884之间（其中1982年以后更是一直保持在＋0.830以上）。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和长达28年的时间里，上述两个变量表现出稳定的高度正相关关系。

以上事实给我们以启示：既然这两个变量的数量关系具有稳定的高度正相关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可以用曲线型回归曲线加以表征和描述，那么就可以把接近这个一般规律（回归曲线）的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判定为同步型，即相对于各国一般规律而言，该国的人口老龄化完全或基本同步于经济发展；把显著超越（高于）或落后（低于）这个一般规律（回归曲线）的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分别确定为超前型或滞后型，即相对于各国一般规律而言，该国的人口老龄化分别超前或滞后于经济发展；用一个国家的散点与这个一般规律（回归曲线）的接近程度来反映该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见图1）。

其余变量的定义同上（参见图1）。

（2）指数AECI的含义及应用

指数AECI反映的是，和基准年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相比，某一国家在某一时点以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代表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与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的协调程度。指数AECI的几何意义是：其绝对值等于各国上述两个变量的散点分布图中散点与回归曲线的垂直距离；散点位于回归曲线上（下）方时，AECI分别取正（负）值（见图1）。当指数AECI≥1时②，人口老龄化为超前型（即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AECI的值越大，超前程度越高；当－1＜AECI＜1时，人口老龄化为同步型（即老龄化完全或基本同步于经济发展），AECI的绝对值越小，同步程度越好；当AECI≤－1时，人口老龄化为滞后型（即老龄化滞后于经济发展），AECI的值越小，滞后程度越高。

（3）新方法的意义、可靠性及局限

和以往的方法不同，本文提出的方法不仅可以鉴别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类型，，还可以度量协调的程度。协调性的可量化使比较各国（各地区）或同一国家（地区）在不同时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及其由此形成的经济压力成为可能。

除了本节前面已陈述的理由，本文提出的新方法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还体现在其原理之中。我们在构思这个方法时受到中国“未富先老”论断的启发。该论断自1986年提出以后，尽管在方法论上存在局限（李建民，2006），仍被学术界大量采用和普遍认可（《人口研究》编辑部，2006；2007）。本研究的结果也将印证这一论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论断的原理具有合理性。本文提出的方法和中国“未富先老”论断的原理是一样的，即通过和其他国家的比较来判断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对的协调性。所不同的是，中国“未富先老”论断是通过将中国开始出现老龄化或开始进入老年型人口时的经济水平和部分发达国家在经历相同人口转变时的经济水平比较，得出中国在上述时点已经“未富先老”的判断；而本文提出的新方法则是通过将中国的情况（包括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情况比较③，判断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时点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类型，并且对协调程度进行动态量化。

从指标的构造可以知道，用这一方法测定的某个国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反映了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比较而言，人口老龄化相对的经济压力的大小，具有相对性。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法并不能直接用来判断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人口老龄化客观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还是消极的、负面的。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使用两个指标的数据：人均GDP和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其中，除特别说明外，GDP均采用按购买力平价（PPP）及2005年不变价计算的GDP（国际美元）。这一选择是为了保证各个国家（地区）、各个年份GDP数据的可比性。和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使用的近期公布的各国历年GDP数据可以支持这一选择。

1980～2007年各年各国的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2008年世界发展指标》（World Bank, 2008a）。2007年，世界银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统计局合作，对各国历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进行了重新核算，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GDP调整幅度较大（World Bank, 2008b）。我们采用的是被世界银行认为更为可靠和可比的调整后的数字。2007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国家统计局，2008）。 2008～2050年各有关年份中国的人均GDP为预测值。为此，我们采用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08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Maddison, 2007）和美国投资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Qiao, 2006）等机构关于中国2005～2050年GDP增长速度的最新预测。利用这些预测及世界银行有关中国2005年GDP的数据，我们推算出中国在未来有关年份的GDP总量，作为上述机构的预测结果。另外，我们还采用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智库（EIU）关于2030年世界70大经济体④ 人均GDP预测（EIU, 2008）。

1980～2050年各年各国的人口总数及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来自联合国《1950～2050年世界人口估计和预测（2008年版）》，其中的预测值为中方案的预测（United Nations, 2009）。

2 结果和分析

2.1 关于中国是否已经“未富先老”的定量分析（1980～2007年）

我们对1980～2007年历年世界各国的系统数据所做的定量分析证实：邬沧萍教授在1986年提出并在随后20多年里被大量采用的中国已经“未富先老”的判断是正确的。

1980～2007年各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AECI一直保持在1.9～2.8之间，人口老龄化属典型的“超前型”。中国人口老龄化在这一时期的这一重要特征可以从图1直观地观察到。图中，中国1980～2007年折线完全位于回归曲线之上并显著偏离回归曲线。 我们的分析还发现：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在世界各国中是突出较高的，但不是最高的。2007年中国的AECI指数为2.3，在人口超过500万的104个国家中（AECI在－10.7～9.7之间）居第13位。其中，乌克兰（9.7）和保加利亚（8.7）等五个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超前程度远远高于中国。日本（4.8）、意大利（4.5）、德国（3.5）和俄罗斯（3.3）等国家的超前程度也高于中国。这一特点也可以从图1直观地观察到。 从另一角度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相近或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人口超前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07年，在所有人口超过500万且人均GDP在6000美元以下的53个发展中国家中，中国（人均GDP为5046美元）的AECI指数（2.3）高居第1位，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大都在1以下）。

2.2 未来中国人口超前老龄化的趋势（2007～2050年）

根据中国政府确定的2020年经济发展目标和各主要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对中国2007～2050年GDP总量（或人均GDP）的预测以及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来源详见本文第1节），我们展望了2007～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变动趋势。其中，图1反映的是预测期内中国的情况与104个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国家（地区）2007年的实际状况及

其一般规律（回归曲线）的比较；图2则是预测期内中国的情况与世界70大经济体2030年的预测值及其一般规律（回归曲线）的比较。图1、图2中，中国1980～2007年趋势线为实际观测值，而2007～2050年趋势线为我们取各权威机构预测值的中间值做出的中方案预测。

图2 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世界70大经济体*2030年展望暨中国2007～2050年趋势

注：指除台湾地区（数据从缺）外全部2007年GDP总量居世界前82位且2030年人口预计超过500万的70个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各国2030年预测：United Nations(2009), EIU(2008)；中国2007～2050年预测：同图1

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变化趋势有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很可能将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都继续超前于经济发展。无论是采用对未来中国人均GDP的高位预测还是低位预测；无论是与各国2007年的实际观测数据比较，还是与各国2030年的预测数据比较；无论是在104个人口大国中比较，还是在世界70大经济体中比较，都可以得到上述基本判断。这一特点直观地反映为，无论在图1还是在图2中，中国2007～2050年的可能趋势线都显著位于回归曲线上方。

第二，中国人口超前老龄化的强度有升高的趋势。分别以2007年和2030年为基准年进行的回归分析都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图1还是图2中，中国的可能趋势线与回归曲线的垂直距离，即人口超前老龄化的强度，在1980～2040年都表现出随时间推移而加大的趋势，这一趋势在2020～2040年尤为明显。

第三，到2030年，中国可能仍将是世界上人口超前老龄化程度突出较高的国家，但仍不是最高的。2030年，在世界70大经济体中比较，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为3.2⑤，居第13位，低于日本（9.8）、意大利（7.5）、新加坡（7.2）和保加利亚（6.6）等12个国家，但高于其余57个国家（绝大多数在2以下）。

第四，到2030年，中国可能仍将是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更低或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中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30年，在全球70大经济体中，预计有25个国家的人均GDP低于2万美元（中国为18074美元）。在这25个国家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并且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3.2）高居第3位，仅低于斯里兰卡（6.3）和越南（4.8），显著高于其他22个国家（都低于2.2，平均为－0.4）（图2）。值得注意的是，在图1中我们已观察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在2007年也具有这一特点。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具有的这一特征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第五，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强度将有可能在2040年前后达到峰值。无论图1还是图2中，中国1980～2050年的可能趋势线与回归曲线的垂直距离都在2040年达到最大值⑥。换言之，如果本文中的预测成为现实，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将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急剧增加，到2040年前后达到高峰。据计算，以2007年104个国家的情况为基准计算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2040年（6.6）将是2007年（2.3）的将近3倍。

第六，本世纪40年代初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之大有可能超过发达国家迄今为止在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时所面临的压力。一方面，据我们计算，无论在2007年还是在2030年，日本和意大利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最大（反映为AECI指数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据我们的中方案预测，本世纪40年代初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或达到这两个国家2007年的水平，而届时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将高于这两个国家2007年的水平（图1）。不

过，中国并不是唯一将面临这一严峻挑战的国家。例如，2030年前后，保加利亚和古巴就将先于中国处于类似的境况（图2）。

第七，随着经济长期较快的发展和老龄化高峰的度过，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趋于缓和。这一点可以从AECI指数（趋势线到回归曲线的垂直距离）在这一时期的走势及其与其他国家情况的比较反映出来（图2）。需要注意的是，实现这一前景的必要条件是，中国经济能够在已经高速增长三十年的情况下再持续较快地增长四十年。换言之，为了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经济问题，我国将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经济增长压力。

2.3 高速老龄化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特殊的快速性（Mo, 2002）。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将出现在2016～2038年，期内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从10％快速地上升为21％。发达国家平均需要55年完成这一老龄化过程，而中国将只需要22年（United Nations, 2009）。

大量的人口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高度和过快的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很多权威研究机构的研究都把即将出现的人口快速老龄化作为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不利因素（例如：Jackson and Howe, 2004; OECD, 2005; Qiao, 2006）。

以下我们通过分别比较中国和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估即将出现的高速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首先，多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预测普遍都判断中国经济在本世纪上半叶将持续增长，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种长期持续的高经济增长为人类历史所罕见。尽管如此，特别迅速的人口老龄化仍将使中国面临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强大压力。人口快速老龄化高峰期（2016～2038年）之后将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高峰期（2040年前后），说明了二者的关联性。如果经济增长受阻而低于预期，老龄化的经济压力将更大，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也更大。

其次，和其他主要新兴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征十分突出。据计算，1980年至今，处于相同或相近人均GDP时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中国都高于所有五大新兴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如果和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韩国⑦ 比，差距更为显著。今后，随着人口加速老龄化，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这一不利人口条件将更趋不利，到2040年前后特别突出。

再次，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期，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压力将有可能大大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达到相同或相近经济发展水平时面临的老龄化经济压力。数据分析显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水平将显著高于所有西方七大工业国（美、日、德、英、法、加、意）以往在人均GDP达到相同或相近水平时的老龄化水平。

综合上述，即将出现的特别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有可能构成削弱未来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不利人口条件，尤其到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最为突出。

2.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地区差异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很大，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也很大（Mo, 2002）。两者并存使人们有理由猜想，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地区差异很大。我们的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猜想。

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的情况与同年世界上人口超过500万的104个国家（地区）的情况比较发现⑧，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普遍显著高于大多数人均GDP相同或相近的国家（地区），其中许多省区（如重庆、四川等）高出的幅度还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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