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改变历史的固定思维

　　【论文摘要】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自1998年问世以来，学界对其褒贬不一。十几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评论。笔者以为，尽管弗兰克及其《白银资本》因其思想理论的突转性、学术论证的不严谨性、史学归旨的宿命性等特点而备受中国学界的诟病，但是我们从《白银资本》一书中透视出来的积极意义无疑是较大的。这不仅表现在这本大气磅礴的著作本身能够给我们的经济史研究方法以及史学视野等方面带来的借鉴意义，而且也表现在这种“白银”视角的出现和引人关注折射出中国史研究的诸多问题。

　　【论文关键词】历史 白银资本

　　一、弗兰克及《白银资本》的研究述评

　　弗兰克，这个依附理论的创始人，世界体系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以前并不为中国学界所认识。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对于拉美的认识和解读或者给了他更多的认识不发达地区的灵感。而在“第三世界”直接生活和参与政治的经验或许是造就他坚忍不拔个性与强烈意志的起源。2000年《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十一年来，各种评论便风起云涌。然而真正有分量的评述并不多见，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差别，使得许多的评论难以偏僻入里。这是一本带有思想性质的世界史著作？这又更像是一部较为专业的中国经济史著作。面对思想理论与庞大视野的专业著作，中国学界或只能评析一隅，或只能仅就自己的专业仅作一席之言，难以融入更多的学科知识对其做一个令人信服的评论。这本身便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许多不足之处。
　　南开大学的张国刚在评论《白银资本》一文中是这样写道的：“在阅读过《白银资本》以及相关评论的一些文章后，笔者以为单纯拔高此书的理论价值或贬抑书中的某些具体论述显然都矢志片面”因此他指出评论一本包含某种理论取向的西方著作应注意两条标准：一是该理论是否比现有理论更有助于开拓新思路；另一是新理论是否有助于在实际研究当中取得合理认识是评价的另一标准。诚然，新理论对于开拓新思路的意义是能够理解的，然而能否取得合理的认识是殊为困难的，这不仅取决对于我们对于历史本身的深刻认识，也取决于我们对于思想理论的理解有多深。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其译名本来是《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由于中国学者在翻译的时候，觉得这本著作始终是围绕着世界货币—白银以及白银产生的全球商业资本链来探索全球经济的，因而在征得弗兰克本人同意的基础上翻译成《白银资本—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这本书的理论构架基本上是在全球视野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同时用他所理解的康德拉捷夫大小周期来理解1500年前（甚至5000年）至现代的世界经济历史。他的着力点是在充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灯塔下来重新审视前近代与近代中国与西方、西方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因而在他的笔下，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等传统大家成为他批判的对象。
　　弗兰克旁征博引，采众所长，运用全球主义理论指出联系紧密的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而不是传统所认识的500年。贸易（他最为侧重的方面）、移民、文化交流以及战争使得世界很早便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这个世界便存在着一个贸易圈——非洲—亚欧贸易圈，新航路的开辟只是为这个古老存在的贸易圈带了白银以及其资本，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白银成为润滑剂，运转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吸纳国家，全球大概最终有1/2-1/3左右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他分析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情况，并指出欧洲因为参与了亚洲的贸易而获利，最终而兴起。就当是的情形来说，无论是从生产力水平还是人均势力，中国显然已经是“世界的中心”，带动着世界市场的发展。“东方的衰落先于欧洲的兴起”，东方为什么最终会衰落，这也要从世界市场的角度进行阐释。
　　就目前的研究评论来说，无论是世界史学界，经济史学界，拟或是海外学者对于弗兰克《白银资本》的指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主要是针对他的全球主义理论和范式以及周期理论和长时段理论；二是专业领域方面，主要是针对他的论据严密性以及处理中国及亚洲国家的结论过于草率；三是对于中西方衰落与兴起的解释缺乏力度，并带有历史宿命色彩来看待中西方的未来。

　　二、《白银资本》及其积极意义

　　弗兰克是个极为大胆的学者，他的大胆不仅造就了他的声名，，也带来了社会学科的重新审视。弗兰克在他的著作中基本上否定了具有“现代性“的世界体系，认为持续不断的资本积累在1500年前就已经发生。他用全球主义的标准衡量着各民族与国家的特殊性，并指出“仅仅和主要基于当地原有条件来说明当地的发展特征和因素，而不考虑他们所处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功能，只会导致忽视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对此王家范用“沉重的中国历史“来抨击弗兰克对于中国历史特殊的无视，秦晖认为只有从普世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发展的道路。还有学者干脆指出弗兰克不懂历史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人类的道路多元性弗兰克并没有抹杀，而对于现代性与普遍性的认真审视是值得重视的。沃勒斯坦在《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一文中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指出“欧洲中心论“已经歪曲了社会科学的分析及其应付当代世界的各种难题的能力，这种“欧洲中心论”不仅产生和导致了至今根深在人们心中的现代化和进步性，也造就了文明进步性与普遍性的是非标准。换言之，至今有许多人沉浸在这种是非曲直当中，难于自拔。当历史都假定好了取舍的标准，历史便不能成为历史。但是解构历史的高度与深度便可以从中得出。
　　以笔者看来，无论学界对于《白银资本》的争议有多大，这本带有经济史色彩的著作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意义还是较大的。抛开争议不说，《白银资本》一书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是该书的史学视野极大，令人不禁赞叹.。近几年来，中国史学界兴起了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跨学科研究。社会细部研究以及某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使得历史越来越脱离民众的视野，成为束之高阁的专学。加上史学各专业的联系程度不够紧密，使得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难以得到最大的发挥。《白银资本》尽管存在着经济史的一些基本硬伤，但是作为非专业领域的弗兰克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审视全球的经济与各地区的发展关系，足以让人钦佩不已。

　　二是该书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具有重大的理论方法借鉴意义。尽管弗兰克估算白银的方式以及认识各地区的程度可能受资料所限，难以达到令人信服的地步。但是从全球经济与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或是其他地区，以及认识横向历史所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因果关系，毕竟是一种新的角度。
　　中国近代《竹枝词》有一首次是这样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丝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中国沿海物价与海外洋船的关系问题，以往的研究当中，我们只会侧重于国家政策对于海外贸易的压制或是中国农业国家的自给自足，从而得出中国是个封闭国家的印象，难以理解沿海社会的真实情况。全球视角可以为我们再次认识古代的中国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窗口。

　　三、从《白银资本》的研究评论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不足

　　实际上，中国老一辈学者对于明清时期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也较为重视。像梁方仲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关注了中国的白银流入问题，而他对于白银问题的最终解释是大量的海外白银被中国的赋税体系所吸纳，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刺激效用不大，反而使得中国经济在晚明呈现一种畸形的繁荣。囿于史学史野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梁方仲并没有把白银问题放在全球经济视野下来进行论述。全汉升也是一个对白银问题论述较早的学者，他的许多论文都是关于中国白银流入问题的论述，他的见解是重要的，他初步估计了中国明清时期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但他关于白银问题的论述大都是在国外完成的。
　　然而，正如全汉升所论。白银问题确实是个世界性的问题，这不仅是一种交易媒介和商品，从现在的研究来看，白银也是当时世界形成体系，世界经济逐步形成固定市场的催化剂。在这里，国家对于白银的利用决定了这个国家潜在发展潜力，民族、贸易、冲突、文化等许多因素交融在一起使得认识明清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是个复杂的话题。显然目前研究的状况是不够的。从《白银资本》的研究评论以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和认识来看，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历史学科太过分散，各领域的最新成果难以为其他领域所认知，历史的统一性与通变性变得日益困难；二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太过于单调固定，尽管史无定法，然而对于一些需要多种学科交叉的研究课题，单纯的历史学显得较为困难；三是史学思维的凝视不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影响至深。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生产力、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唯物主义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命题。
　　《白银资本》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畅销和受人关注？为什么中国学者难以写就一部蜚声海内外的历史著作？张国刚在评论中国西方理论的时候认为，中国史学界的内部隔膜是导致对西方理论态度失衡的重要原因，西方学者好以自我创新为主旨，然而中国学者惯以整体之力建构普适性理论。中西方的思维差异我们是需要正视的，但是国内不同专业学者缺乏交流导致内部隔膜尤值得重视。就如刘北成讲的那样：“我们中国学者对于近年学界新突破惊人地忽视和漠视。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大多数世界史学者视而不见”确实，中国历史学科自分散之后，便各自为战。经济史、考古史、世界史、民族史、文化史等等领域成为新的学科界限，因而各种领域的新成果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史学方法的危机，已经喊了许多年了。自全球史学危机至如今，历史学的地位依然在慢慢消沉，方法的危机依然显现。当然，目前学界对于史学方法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加强社会史的研究，重视经济学、人口学等不同领域、学科的交融与荟萃。但是就笔者看来，经济史的研究不在于学科夸得有多么广泛，经济学利用的有多么深奥，史学的成就往往是与史学视野与思想理论相伴生。没有思想理论，空谈方法只是空中楼阁。西方学界为什么能够产生经久不息的史学大家和思想。就是因为理论的创新比方法的革新更为重要。理论的产生需要历史的沉淀，更需要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的宽容。
　　中国史学界史学思维的固定与凝视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尝试突破马克思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束缚，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但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演进的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等等的论述依然阻碍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更深层次挖掘。社会进步和演变的单线思维依然挥之不去，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打破固定的思维和僵化的理论也许你能得到不只是收获，而是正确认识历史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