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需构建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系统

    近三年，P2P向信用中介的演变，实质上打破了我国严格的金融牌照管理制度。P2P业务演进的广度和深度远超预期，对传统金融的渗透日强，且跨业经营，构成一条包容万象的影子银行通道，风险不容忽视。构建全新的监管思维，建立一套适用的数字监管系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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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之一：监管不适加剧金融行为扭曲

    金融的移动互联化和新型机构的不断涌现，导致现有监管架构已经不适应创新型金融监管需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行以机构属性划分的分业监管，以及监管的考评和管理体系，对改头换面而行金融之实的新型机构，往往缺乏主动监管动力，构成传统金融与新型金融机构监管的“双轨制”，有失监管公允，并刺激了正规金融机构“出逃”现有监管。二是，对监管机构设定过多目标，附加多重诉求，导致监管政策出台需平衡的各种关系复杂化，缺乏对创新型金融机构监管的快速反馈机制，反向刺激了监管套利。三是，监管缺乏独立性，无论是监管决策与执行，还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身份转换，均缺乏严格的隔离制度，弱化了监管的权威与监管使命。

    上述监管不适，加剧了金融市场的行为扭曲：一是，正规金融强监管导致强抑制。表现为强金融牌照管理、计划式的金融管控、以及对金融的某些行政管理，传统金融创新的弹性低；二是，灰色地带放任自流。各种名目不一但金融属性明确的机构，脱离监管，套利之风从屌丝起家，迅速蔓延到大民资系、国资系、正规金融机构；三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长时间监管缺位，让P2P这场以普惠金融和技术革新驱动的变革，异化为一场疯狂的监管套利“圈地运动”，泥沙俱下，倒逼监管的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监管绑架。据网贷之家数据，中国P2P平台数从2014年1月的880家，猛增到今年3月的1728家，同期的问题平台由104家增加到550家。多数平台脱离了P2P的本质，变成信用中介。

    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构建于传统金融之上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经不适应金融新生态。在金融向移动互联化、数字化、跨境化、跨业化、场景化、泛资管化演进的大趋势下，单个金融机构的功能综合化，难以准确定性机构的单一属性，按机构划分的分业监管很难进行全方位的监管覆盖。

    而监管缺位所导致的金融风险，殷鉴不远。发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是影子银行逃离了监管视野，导致危机来临时，金融机构之间难以评判对方的风险敞口，从而加剧恐慌，流动性枯竭；而危机救助时，监管也难以快速评估整体市场的风险敞口，延宕危机处理时间，增加危机处理成本。7年之后的今天，世界依然没有走出阴影。而危机后，旷日持久、工程浩繁的监管改革的核心，正是修缮既有监管体系，减少监管漏洞，并构建良好的监管协调机制。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和目标监管演进，强化监管独立性，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所得。

    背景之二：P2P超越金融创新异化为影子银行

    P2P的本质，是投资者与融资者通过互联网低成本达成交易，是一种直接融资。投资者持有经拆分的债权，通过小额分散投资来接近市场风险均值。而平台起到的是信息和交易撮合的作用，并通过信用评分等进行风险审核。

    从这个意义上说，P2P是对银行的一种颠覆，它颠覆了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模式。在银行时代，银行解决的是两大问题：一是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二是专业的风险管理。但互联网的零边际成本特性，让投融资双方的需求对接低成本实现，这弱化了银行信息中介的职能；而如果与移动互联化的金融服务场景对接，通过大数据、活数据，完成信用画像，就可以精准信用定价，完成直接融资，实现信用放款。

    但这种纯粹的P2P很难实现。最大的难题，正是风险评估。当前基于大数据的探索，尚难完成信用风险的精准评估。于是，LendingClub作为P2P先行者，经由本票模式、银行模式、证券模式，但其风险评估皆强依赖于FICO评分。

    P2P在美国的发展基础，一是征信基础工程较为完备，可实现风险定价，从而可以线上完成投融资双向获客，并线上达成交易；二是较完备的功能监管体系，让新业务能快速功能定位并纳入现有的监管体系。美国对LC的证券业务属性定位，以及将其纳入SEC和消费者保护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多重监管架构，正说明了这种完备的金融基础工程和监管协调的优势。

    而中国P2P异化为类银行机构，亦有现实原因。一是，纯信息中介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纯网络信息中介存在的前提是，能够线上完成信用评估和定价；二是，能够有效隔离平台的道德风险，并实现破产隔离。目前，前者缺乏征信基础工程，后者缺乏法律保障和消费者保护。二是，刚性兑付成风。平台不得不通过庞大的线下人力投入或与小贷、担保公司等合作，完成贷前审核，介入信用管理和信用担保。三是，无监管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资金池业务大行其道，P2P平台向两端演化：一是影子银行平台，期限错配，甚至通过创新，演变为货币创造的杠杆平台；二是借道银证保基等资管通道，平台主导设计名目繁多的理财产品，变成与传统金融机构强渗透交织的债权交易和理财销售平台。

    P2P的乱象，已经超越了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范畴。如果不能通过互联网的数据获取能力，完成对一笔信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评估，那么除了交易渠道的变革，难觅其对传统金融的风险管理技术的革新。由于其借助互联网完成的信用评估能力有限，且要绕道监管，通道费用高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效果打折。

    但造成的监管挑战是现实的。一是，央行近年为应对影子银行而苦心孤诣构建的社会融资总量监控，再次留下灰色地带；二是，平台成为信用通道，让宏观金融调控效果大打折扣；三是，跨业经营，且与传统金融的渗透交织，导致风险传导复杂，系统性风险评估难度提高；四是，监管协调的成本高昂；五是，在现有监管架构下，导致监管责任不清，监管成本与监管有效性平衡难度提高。

    监管变革：构建数字监管系统

    毫无疑问，面对百花齐放、加速演化的P2P平台，庞大的监管体系、监管力量投入的传统金融监管方式，已经不适用。借助互联网和云计算，构建全新的数字监管系统，是中国亟需完成的金融基础工程。

    所谓数字监管系统，是以云计算为技术基础，以标准化的监管数据库为依托，通过接入金融机构后台端口，构建对金融平台业务全生命周期的互联网监管大数据系统，从而完成“活数据”动态监管。此监管数据库将天然形成一套征信数据系统。数字监管系统，除了适用P2P类机构，还适用于其它新型金融机构，如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目前，该类机构多由中央与地方协调监管，以自律管理为主，处于弱监管之下。

    以监管数据库系统建设为抓手，可以构建“一行三会”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并统筹中央与地方监管协调的新格局。其建设可以采用中央与地方共建的方式，由中央财政资金与地方财政配套完成，并建立分级数据共享。

    但云端数据库建设的前提是，数据的严格标准化，对于统计口径应该给出统一规范。忽视数据的标准化建设，将使数据库的价值大打折扣，乃至报废。数字监管系统的建立，将改变目前“人工报数”的被动监管、事后监管格局。由于数据实时更新，造假成本增加，提高监管有效性。在数字监管系统之上，实行行业自律管理为主，才能既做到监管覆盖，又为金融创新留下空间。

    反之，如果沿用银行监管思维，以资本管理、杠杆约束为主要抓手，可能导致三种结果：一是，资本监管和杠杆监管，等于默认了P2P平台的信用中介属性，相悖于信息中介平台的定位，是对当前监管套利圈地运动的放行。二是，造成创新约束，滋生新的监管套利。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使金融机构承担了强大的监管成本，成为中国近五年影子银行盛行重要原因之一，金融机构大量借助通道，表内转表外，逃避监管。在此情况下，如何平衡监管成本与监管有效性，已经成为近两年国际社会反思之一。三是，监管有效性低。全新的金融生态，金融向移动互联化和数字化加速演进，线下以资本为抓手的监管方式，并不能有效进行线上金融监管。

    建议：将P2P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重新定位

    构建全新的数字监管系统，更需要正确认识P2P平台属性。P2P平台应该成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已经构建了证券交易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OTC市场等多层次股权交易市场，而P2P则应成为公开的小额债权或收益权凭证交易平台，属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范畴。

    监管当局应通过相应监管手段引导P2P走向投融资信息交易平台，以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建设为抓手。

    透明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保证信息披露透明度，是投资者有效识别风险的前提，是打破刚性兑付的基本保障。平台透明度提高，有助于建立市场对平台的自发管理，也使行业自律监管有了基础，而非抱团取暖。透明度建设，有助于平台加强自我约束，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

    进一步，在法律层面，应该清晰界定小额债权和股权众筹的公募豁免条款。同时，在《证券法》修订之时，完善中国的“证券”定义，扩大证券的内涵，也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