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决策因素下区域公共产品的供求失衡——基于博弈均衡的东亚货币合作困境解释

发布时间：2020-11-09 03:55

　　 基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针对东亚货币合作困境的传统解释常常忽视、规避个体决策对区域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事实上,东亚各国在货币合作议题上存在显著的动机差异。个体决策者间的议价能力差异使区域货币合作进程呈现出鲜明的寡头主导特征。以本币区域化为载体,货币合作的主导者实质上扮演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本文研究发现,多边决策因素引起的低效博弈均衡使这一产品供求关系陷入天然的结构性失衡。供给者对需求者的"成本转嫁",尤其是供给者间日益加剧的职能空间挤占,严重削弱了多数成员国参与区域货币合作的长期意愿。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早期的单边供给结构,基于"产品异质性"的供给多元化对提升供给者意愿均产生了积极的刺激效应,为改善区域货币合作中的低效博弈均衡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非唯一性"显示,当供给者均重视长期收益、围绕本币优势职能空间推进区域化时,供给者间的多边决策将有助于改善博弈均衡的低效现状,并趋向理论上的最优均衡。从实践来看,基于激发策略的新型"竞合关系"有助于提升中日货币间的竞争效率,这或将为脱离区域货币合作的长期困境提供契机。
【部分图文】：

尽管中国与其他主要成员国在维持区域汇率稳定、减少资本波动性等方面有着相同的诉求，但由于在2005年“汇改”以前，人民币基本采取严格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可兑换性十分有限，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对于区域货币合作态度消极。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日益深化，中国的经济增长愈发表现出摆脱过度依赖出口的改革倾向。海外投资和进口高新技术的需求不断上升，需要通过积极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战略予以支持。对此，中国政府在保持人民币与美元关联性的同时，尝试通过加强人民币与全球其他主要货币间的政策协调，推动实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正式启动。在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后，当前人民币已在交易媒介、计价单位以及价值储藏等货币职能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渣打人民币环球指数直观地反映了2009年以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情况。(1)2011年1月到2015年8月该指数从0.7快速提升到2.3（图1）。(2)另据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8》统计）显示，尽管由于201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持续承受贬值压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占比同比下降；但截至2017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市场已逐渐消化前期负面冲击与预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同比上升44.8%）。在东亚区域，人民币的强势推进对危机后长期谋求区域关键货币地位的日元造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主要货币间的汇率联动性能够直观展现本币在区域货币市场影响力的动态变化。笔者基于1997年7月至2017年11月东亚主要经济体货币兑换单位美元的月度汇率数据（数据来源：EPS数据库），对日元与人民币的汇率进行了实证讨论。结果显示，从长期乘数来看：1.危机爆发至人民币汇率改革前（1997年7月到2005年6月）。在2005年“汇改”前，由于单独危机救助的有效实施，日元影响多种货币的汇率走势（包括新加坡元、韩元、泰铢和台币），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十分显著。相较之下，尽管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为维持东亚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中国在区域经贸体系中的重要性尚不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主要国家，此时段内区域内货币汇率变动基本不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仅马来西亚林吉特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人民币在区域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尚十分有限。2.人民币汇率改革至次贷危机前（2005年7月到2008年8月），由于2003～2004年日本银行实施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汇率干预政策，区域内日元的影响力出现明显下降。此时段内仅泰铢短期乘数变量显著。这表明日元在东亚区域货币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发生动摇。与之相比，2005年人民币“汇改”后，其与区域货币的联动开始加强，但其影响力变动基本不大（仅与港币的长期乘数相关）。3.次贷危机爆发至今（2008年9月到2017年11月）。随着美元本位弊端进一步显现，东亚区域本币得到更多关注。其中，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其他货币的联动影响显著提升（包括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和台币），尤其2015年“811汇改”加速了人民币的总体溢出(1)[27]；同时，日元对主要货币的影响力虽逐步恢复（包括新加坡币、韩元和泰铢），但始终无法恢复到2005年前的水准。日元与人民币在经历“此消彼长”后，两者间的影响力已逐步趋同。次贷危机后，人民币与区域主要货币间联动性的显著提升表明，区域货币空间中人民币逐步完成了从产品消费者向产品供给者的深刻转变。其实质表现为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新趋势，深刻影响了公共产品的整体供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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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75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