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度量研究

发布时间：2020-11-14 20:12

　　 从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不同类别的金融风险出现了多重交叉,并且已经逐步显现。作为经济体系的核心,金融稳定不仅关乎市场本身的正常运转,其对整体经济稳定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中国金融市场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货币结构、金融市场以及商业银行经营三个维度出发,使用了多种量化和实证分析手段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货币结构的角度:第一,中国长时期内的基础货币投放过度依赖于外汇资产。一旦外部环境出现变化,则基础货币的非常规调整会直接冲击金融市场的稳定。在经济形势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央行通过主动性工具的使用不断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以增强其在市场中的地位。但仍然出现了市场利率震荡、量价矛盾突出等问题。第二,近些年来,货币供应量(M2)的结构已经出现了显著变化。贸易顺差的减少以及贷款和其他类科目占比的上升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出现了恶化,M2的整体稳定性在逐步下降。第三,从MRSI以及MSRI_t~*指数的变化情况看,近段时间以来,两类指数从趋势上看处于上升通道中。这说明在未来阶段,中国面临有显著的金融风险压力。金融市场角度:第一,金融子市场的风险变化程度在某些时段存在有一定的趋同性。第二,宏观经济压力指数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有较为显著的解释能力。同时,金融风险对经济风险也存在有较好的预测能力。第三,中国股票市场在给定置信水平条件下的损失程度最高,其次是外汇市场及银行市场。另外,在给定三个市场最大损失的情况下,整体市场的损失程度存在一定的收敛。最后,三个市场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溢出程度存在一定的趋同特征。但对整体市场损失程度贡献最大的依然是股票市场,其次是外汇市场以及银行市场。商业银行经营的角度:第一,当货币当局采取宽松政策时,商业银行杠杆会出现同步上升。第二,商业银行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商业银行杠杆事实上充当了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其在商业银行风险转移及扩张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第四,滞后一期的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利率的滞后一期值对杠杆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五,根据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在长期内,三个变量呈现出了动态的影响。也就是说,货币政策调整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杠杆水平,而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商业银行杠杆水平的扩张都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的上升。本文认为,防控各类风险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需要多层面的监管措施。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货币政策框架,不断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模式,强化对二者的协调配合使用。此外,监管机构对于已有的监管框架以及监督边界应进行合理界定,以落实监管的责任和权属。同时也要注重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最后,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带动企业的投资热情,例如推行更大面积的减税政策、采取措施降低物流成本、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及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适当提升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有效的节省货币量,这在控制银行杠杆增速继而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基础上可以显著降低私人部门的债务压力,在保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的同时有序完成去杠杆的经济目标。
【学位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8
【中图分类】：F832
【部分图文】：

图 3- 1 基础货币的具体构成情况及趋势变化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另外，2011 年起，央行将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存款剥离出了基础货币范畴，因此本文对以往数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下同。根据图 3-1 列示的结果，中国基础货币的存量规模在不断上升。这反映出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在同步扩大。从具体构成看，曾经作为基础货币重要来源的再贷款一直较为稳定，所占比率较小，也未出现过明显的波动。与基础货币同步扩张的科目是外汇资产，并且外汇资产的存量规模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基础货币。在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后，在中国外向型发展模式正式确立的同时，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也随之发生变化。出口贸易的持续大幅顺差使得外汇储备的规模出现了爆发式上涨，基础货币的投放也随之增加，这为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改革开放以来，外汇资产一直属于稀缺资源，因此在 1994 年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实行了强制结售汇制度。此外，在 2005 年 7 月汇改后，人民币一直处于单边升值的趋势。因此商业银行普遍将结汇所得的外汇资产卖给了中央银行。有鉴于外汇短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被动的购入了外汇资产进而投放出基础货币。

银行信贷业务的监控陷入了极大困难。从而使得经济出现过热，通货膨胀率在不断上升。虽然央行数次通过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自创负债（即发行央票）的方式进行应对以压缩市场流动性，但这并未影响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来源。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不断出售美元资产来获得准备金进而满足央行的监管要求。因此，在这一阶段，央行的政策调控受到了很大影响，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上升推高了物价水平，致使中国长期面临通货膨胀压力。这一情况直至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得以缓解。但在外部需求转暖后，这一情况又发生了逆转。由于外汇占款增加导致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再次回升。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问题。本文将基础货币的历年增量进行了分解，这样可以更为直观的观测出各变量对基础货币历年增量的影响。如图 3-2 所示。

资产的减少可能会使经济出现进一步的紧缩。第三，购汇以及对冲行为使央行付出了极高的成本。从央行的角度看，央票在调节流动性的结构分布以实现在回收流动性时实现精准操作具有较大的便利。但在外汇大量流入时，无法预期的总量规模使得央票规模也不能有效控制。因此，在外汇资产大幅扩张的同时，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央行同时通过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发行央票的方式来对冲基础货币。但这一方式会产生极高操作成本和利息成本。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央行承担了所有的汇率风险。此外，央行本身并未盈利性机构，其主要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央票的巨额投放使得央行背负了极高的利息成本。从图 3-1 可以看出，在外汇资产扩张的同阶段，出于对冲目的中央银行票据发行也在同步上升。虽然这样的方式使得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得到一定控制。但由于规模较大，在央票到期后，早期冻结的流动性会再次大规模的涌入市场。同时，自创负债回笼基础货币的方式需要央行支付相应的利息，因此会对央行产生很大的财务压力。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本文计算出了各变量对基础货币增量的贡献度。如图 3-3 所示。

本文编号：288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