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创新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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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创新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发布日期： 2015-01-10 发布：  

  2014年8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本文分析了绿色创新水平整体上呈现了由西至东依次递减的趋势。研究了我国省际间绿色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资源禀赋与绿色创新之间呈现了良性互动机制；我国绿色创新动力主要溯源于能源的污染性，提出了如何构建有效的节能型绿色创新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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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空间计量经济学 绿色创新 节能减排
　　1、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进展
　　1.1、应用领域广泛
　　一些领域明确结合了空间因素的模型以及相应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应用，如区域科学、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而且在更多的经济学传统领域的各种经验调查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如需求分析研究、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地方财政、农业和环境经济学。在一些涉及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文献中，对如何处理与结合数据的地理属性的模型相适合的备择模型、估计量和检验统计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1.2、理论验证增加
　　空间经济学应用领域的广泛发展，重新对与经济地理学有关的马歇尔外部性、聚集经济及其他溢出效应的空间特征进行了评论。基于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进行验证的理论不断增加。
　　1.3、与 GIS等空间数据分析和模拟技术融合
　　2、绿色创新的测度研究
　　基于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等途径实现的，能够推进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创造性活动，都可称之为绿色创新，其结果都将体现为有益于节能减排的技术进步。现阶段，国内学者对绿色创新的度量尚处于起步与尝试期。陈劲等就曾构建过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审计指标体系，包括环境绩效指标、创新绩效指标、创新过程指标、创新投入指标，这些审计指标与方法能够对单个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进行诊断，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审计指标的测度奠定了基础。
　　已有研究一般都是通过问卷调查来测度绿色创新的。比如，童听等重点关注了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以及电子元器件等三类企业，通过电话向样本框内的2600个企业发出面访请求，成功访问266个样本，受访率约为10%，此项调查通过企业是否采用了“无铅焊接技术”来度量其绿色创新水平。唐建荣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选择了全国20个城市，覆盖了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有效样本数为1653份，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对所有24个原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目的是找出可以有效描述绿色消费者的若干公因子，并解释各主因子的经济含义。
　　学界已建立了对微观层面的绿色创新指数的度量方法，但对地区、行业乃至国家层面的绿色创新水平尚缺乏合理、有效的度量。测度“传统创新”的方法已经非常成熟，主要集中为3个方面：数据包络分析（DEA），随机前沿分析（SFA），指标体系法。俞立平认为：数据包络分析（DEA）能在一定的投入产出下，对经济系统进行综合效率评价，其方法成熟，被应用到许多领域；随机前沿分析（SFA）需要事先确定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函数关系，在复杂经济系统中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指标体系法存在着指标权重的赋值问题，存在着人为因素。应用DEA方法并结合Malmquist（后文简称为GM）指数来分析经济系统的创新水平，往往更加成熟可靠、更为学界所认可。
　　3、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结果
　　我国各个地区随机效应的LR值均高于固定效应，因此本文选择了随机效应模型。由于绿色创新指数（GM）相当于一阶差分值，因此本研究也将自变量做了相应的差分处理。从空间相关系数可知，我国绿色创新确实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基于此，仅用普通的面板模型估计，确实会造成估计结果有偏，研发存量（RD）的估计参数在全国及西部地区模型中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科研投入可以有效增强绿色创新过程中的物质资本积累，对绿色技术进步有着积极作用，在全球日益高涨的环保意识下，新技术的应用往往比原有技术更加环保。人力资本（HC）在东部地区，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在中部、西部乃至全国模型中的估计参数却为负数，并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由于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仍比较匮乏，加上配套设施及专利技术的缺失，致使人力资本不能有效的转化为绿色创新力。外资依存度（FDI）对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绿色创新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度（TRADE）仅在东部地区发挥了积极作用。外资对绿色创新的技术溢出效应要优于外贸，以FDI为渠道的技术溢出是各地区绿色创新的重要源泉。从环境规制的角度看，排污收费（GCHAR）、排污许可证（GPERM）、污染治理成本（GCOST）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均匀，石油禀赋（PRODO）在西部地区，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估计参数皆不显著。煤炭禀赋（PRODC）在全国、东部、中部地区，在10%或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西部地区的估计参数不显著。研究发现，各地区并未呈现能源禀赋越紧缺、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或能源禀赋越丰裕、绿色创新水平越低的现象。我国各省市并未鉴于煤炭等能源禀赋的稀缺性，，而从事更多的节能型绿色创新活动，他们面对稀缺性问题时，往往更多的依赖于国内或国际市场的贸易流通，而非绿色创新。
　　4、空间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展望
　　我国省际间绿色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资源禀赋（特别是煤炭）与绿色创新之间呈现了良性互动机制，丰裕的资源禀赋往往更有益于形成促使能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绿色创新动力。我国绿色创新的激励机制主要源于能源的污染性、而非稀缺性，各地区的绿色创新主要面向减排，而非节能。
　　4.1、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亟待优化的。由于煤炭的高污染性，以低碳经济为主要建设目标的绿色创新应被予以更多重视，长期看来，太阳能、风能、水电、沼气、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大规模采用应是绿色创新的重要攻关方向。
　　4.2、我国的能源价格改革仍不充分。扭曲的能源价格体系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是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罪魁祸首。在扭曲的能源价格体系下，绿色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失效的，它使节能环保型的绿色创新效益被严重低估。当前，我国有必要加速能源的市场化改革，让能源价格能够反映出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
　　参考文献：
　　[1]陈劲.绿色技术创新审计指标测度方法研究[J].科研管理，2002.
　　[2]唐建荣.政府企业及其消费者的绿色创新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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