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婚姻压力的调查、测量及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8-03-02 12:14
本文选题:军人 切入点:婚姻压力 出处:《第二军医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 论文类型:学位论文
【摘要】:背景及目的:婚姻是家庭的起点和基石,也是个体所有人际关系中最亲密持久的一种关系,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是个体幸福感最为主要的两个预测因素之一,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高达41%。幸福的婚姻令人更健康、寿命更长、对生活更有希望,提升工作效率和经济水平,为社会带来活力和生产力;而不幸的婚姻不仅影响自身的幸福感,还会影响下一代的幸福、健康成长和学业成就。婚姻如此重要,但婚姻现状却不容乐观,现实中出现了很多婚姻问题。例如,我国的离婚率在不断攀升,民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近三十五年内,我国离婚数已从1979年的31.9万对上升到2016年的550万对,粗离婚率也从1979年的0.33‰上升到2016年的3.6‰,增加了约7倍。此外,婚姻中还存在非常严重的暴力现象。在美国,约有30%的夫妻之间发生过肢体攻击,每年平均有400多万女性和200多万男性成为婚姻暴力的受害者;我国20%~30%的夫妻之间存在身体攻击,还有近50%的夫妻之间存在心理暴力。在婚姻暴力之外,中国夫妻之间的日常冲突更为普遍,徐安琪等人对上海、哈尔滨、广东和甘肃等地6000多对夫妻的入户调查发现夫妻双方均否认最近一年有过冲突的仅为17%。上述现象引发了研究者对婚姻现象的极大关注。研究者开展了大量不同类型的研究,试图找到影响婚姻关系的因素及作用机制,期望能够找到影响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甚至婚姻破裂的根源。时至今日,作为背景因素的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研究理论日臻完善、研究手段日益丰富、研究课题也广泛多样。但是,与婚姻压力高度的社会关注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人婚姻压力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却很缺乏。有研究显示,军人是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高发群体,大约有60%的军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抑郁症、强迫症在军队内部已不再是陌生疾病的代名词,但是军人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比例却很低。与此同时,最新数据表明我国军人婚姻现状也不容乐观。军人家庭的离婚率在普遍上升。就从某边区部队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在2013年,仅这一年,在某部队中,就有33对军婚破灭,其数目已经达到了该部队人数的6%。翻阅几年前数据,在90年代末,只有10几起,占总数的3%,而在80年代,仅有3对夫妻离婚,不到总数的1%。那么,军人婚姻压力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表现形式有哪些?哪些心理压力会对军人的婚姻质量产生影响?军人婚姻压力又是如何影响其婚姻质量的呢?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大多数研究也只停留在经验层面上,亟需实证研究的探讨与检验。因此,本研究首先从质性研究出发,初步探讨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军人婚姻压力的特点及其对军人婚姻质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编制适宜的测量工具;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揭示、检验我国军人婚姻压力现状特点、军人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机制。方法:本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研究一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分层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48名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已婚军人被试(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进行结构访谈,根据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分析方法,以Atlas.ti 7.0质性研究分析软件为辅助,对访谈结果进行编码分析,初步了解军人婚姻压力的特点、表现形式及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为后续军人婚姻压力测量工具的编制奠定基础。2、研究二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参阅历史文献、专家咨询等方式,仍用分层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发展周期的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已婚军官、文职干部、士官被试20名、402名和1440名,分别进行了量化研究的预试、初试和正式施测,运用EFA、CFA以及相关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编制并检验军人婚姻压力测量工具。3、研究三通过大样本的问卷调查,被试选取1440名正式施测的已婚军官、文职干部、士官被试,采用采用描述统计、t检验、F检验、相关、线性回归以及SEM分析等统计方法,考察军人婚姻压力、婚姻质量的现状及特点,分析军人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探索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在军人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结果:1、质性研究结果:(1)关于军人婚姻压力的形式,通过对48名已婚军人访谈资料的分析、比较、调整得到34个一级编码类别,然后,研究者根据34个一级编码概念含义的相似性,对照编码手册,将其归属到5个二级编码类别。(2)关于军人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基于话语分析基础上,通过对48名已婚军人访谈资料的分析、比较、调整得到8个一级编码类别,研究者反复对8个一级编码类别进行交叉比较与分析,找出其内在逻辑联系建立2个二级编码。2、量化研究结果:(1)EFA分析结果表明,军人婚姻压力数据能提取出4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婚姻家庭压力(16个项目)、职业工作压力(11个项目)、负性事件压力(10个项目)和应激任务压力(6个项目),模型的拟合指数为:x2 =1396.207*, df=737, TLI=0.916,CFI=0.987,SRMR=0.031,RMSEA(90%CI)=0.049 (0.042,0.055),拟合指标比较理想。(2) CFA分析结果表明,军人婚姻压力问卷的理论模型为二阶单因子一阶四因子模型,模型的拟合指标比较理想,军人婚姻压力问卷的各题目在其所属一阶因子上的载荷均介于0.648~0.924之间(普遍高于0.7),且均在p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说明问卷保留的题目适宜,各一阶因子在二阶因子上的载荷均介于0.769~0.917之间,在p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说明该问卷结构良好。(3)自编军人婚姻压力问卷各维度以及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a系数在0.837~0.954之间,分半系数(Split-half系数)在0.783~0.942之间,稳定性系数(重测系数)在0.844~0.901之间,说明军人婚姻压力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3、问卷调查结果:(1)军人婚姻压力量表测得的总均分1.519 (SD=0.77),与该量表总均分为5分的评分标准相比较,我国军人的婚姻压力处于较低水平;军人的婚姻质量总得分为134.34分,较之154分总分的婚姻质量量表,军人的婚姻满意度较高。(2)军人的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存在显著负相关(r=-0.23~-0.51,P0.01),并且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军人的婚姻质量(β=-0.797,P0.001);应对方式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X2 (400) =654.38,X2/df=1.636 CFI=0.975,TLI=0.921,RMSEA=0.049, R2=0.665;社会支持在军人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β=0.102, P 0.001)。(3)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影响机制的混合模型混合模型中,x2 (41) =85,X2/df=2.07,CFI=0.962, TLI=0.926, RMSEA=0.046,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显著(婚姻压力→应对方式的系数0.416, p0.001;应对方式→婚姻质量的系数-0.232,p0.001),由社会支持X婚姻压力→应对方式的系数-0.165 (p0.001)显著和应对方式→婚姻质量的系数显著-0.232 (p0.001)可知,社会支持是有中介的调节变量,而非有调节的中介变量。结论:(1)质性研究结论:我国军人婚姻压力包括五个维度,分别为职业工作压力、婚姻家庭压力、负性事件压力、应激任务压力以及经济压力。军人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通过应对方式的间接影响,同时还兼具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结果。(2)量化研究结论:基于质性研究的访谈结果,参阅历史文献、专家咨询等方式,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编制了正式的“军人婚姻压力测量工具”,问卷包括婚职业工作压力、婚姻家庭压力、应激任务压力以及负性事件压力四个维度。经检验,编制的问卷符合各类心理测量学指标标准,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可以作为准确而有效的军人婚姻压力的测量工具为后续研究所使用。(3)问卷调查结论:我国军人的婚姻压力处于较低水平,军人婚姻压力大小的依次排名为,职业工作压力 婚姻家庭压力 应激任务压力 负性事件压力。男性、婚前同居、两地分居、非双军人被试婚姻压力要高于女性、婚前没有同居、非两地分居、双军人被试,租住房屋被试的婚姻压力最大,拥有公寓住房被试婚姻压力最小。军人婚姻质量较高,显著高于非军人被试的婚姻质量。军人的婚姻压力总分及因子分与婚姻质量总分及因子分存在显著负相关,并且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军人的婚姻质量。应对方式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积极应对起着减缓和缓冲的作用,而消极应对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支持在军人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军人的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其相应的婚姻质量也较高,随着军人婚姻压力的不断增加,婚姻质量下降的速度低于社会支持较低的军人被试。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军人婚姻压力影响婚姻质量的作用就越小。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影响机制的混合模型是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社会支持在军人婚姻压力与婚姻质量关系中是有中介作用的调节变量。社会支持在婚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中不具备直接的调节效应;但是,社会支持通过应对方式这一中介变量对婚姻质量间接调节效应。
[Abstract]:......
【学位授予单位】:第二军医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7
【分类号】:C91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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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55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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