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辽宋西夏金元第2页

  本文关键词：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区域经济
虞云国《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以为两宋时期，太湖流域可耕土地的充分开垦、水利田的普遍建成，集约农业经营方式的成熟和完美，全国性粮食基地地位的确立，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都标志着太湖流域农业全面而长足的发展，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繁荣创造了条件，使太湖地区社会经济的总体水平在南宋一跃跨入全国的先进行列，并为明清乃至近代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初基。（中国农史02.1）马万明《宋代以后太湖地区棉业兴盛的原因》认为宋代以后太湖地区棉业兴起的原因：主要是位置优越、劳力充裕，政府提倡、植棉推广、纺具革新、后来居上、精细分工、衣被天下、种植得法、棉业兴旺。（中国农史02.2）
城市　　
随着唐宋时期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频率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关的功能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其显着特点是经济功能的增强，都市经济功能边缘化的趋势逐渐明显。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通过分析唐长安、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探讨由唐入宋都城空间扩展的渐进性及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和作用。这一视角似前所甚少论及。（中国经济史研究02.3）王德忠《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认为经济功能表现在五京既是辽朝境内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又是所在城区商业贸易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和支持辽朝国家财政运作的基础，而且明显表现出经济自主性差，仍然与农牧经济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特征。（北方文物02.1）陈国灿《两宋两浙地城镇居民结构分析》指出两宋时期两浙地区城镇居民的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贫富分化和社会等级十分明显，贫富之间的变化相当频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期城镇发展的特点，但在不同层次的类型的城镇，其具体情况又有所差异。（浙江社会科学　02.6）过去对北宋东京皇城的范围廉洁不一，一些史书持“周四五里”说，部分学者认为北宋东京皇城有两重城墙，一为在内的五里宫城，一为在外的九里十三步皇城。张劲《开封历代皇宫沿革与北宋东京皇城范围新考》综合研究史料和近年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认为北宋东京皇城的范围应为七里余。（史学月刊02.7）吴爱琴等《北宋东京城的桥梁建筑特色及影响》认为北宋都城东京穿城而过的四条河流上建有以平桥、浮桥、吊桥等造型奇特的桥梁达36座，成为都城的一大景观，在中国都城桥梁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方便了交通运输，保证了物资的供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京的繁荣发达。（河南大学学报02.3）陈国灿《南宋江南城市的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指出南宋时期，江南是全国城市最为发达的地区，不仅城市经济繁荣，而且在防火、救火、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居民赈济、社会慈善等城市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社会管理开始走向成熟。（学术月刊02.6）
商贸　　
王晓骊《论宋代商业文化的崛起及影响》认为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而且带来了社会文化格局的改变。以农为本的文化观念，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统治秩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商业文化的直接作用下，建功立业以及安贫乐道的“高尚”或“高雅”的人生追求已部分地被口腹声色的世俗享乐所代替。（社会科学辑刊02.5）类似的文章还有徐红《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船山学刊02.1）。
出行
在宋代人们外出远行是十分常见的事，，如商人出外经商、文人举子出外游学、官员外出当官、将士到边关镇戌、僧道外出巡礼等。徐吉军《宋代的出行风俗》对宋代的行装准备、旅费的筹备、行神祭祀、卜行择吉、饯别送行、持金赠行和送别筹礼仪风俗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浙江学刊02.1）杨蕤《西夏外来商品小考》对西夏境内数种外来商品：珊瑚、乳香、安息香、檀香、木香、沉香、麝香、玉石、　砂、琥珀、琉璃等的稽考，说明西夏在中西方贸易中的纽带作用。李学军《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认为西夏立国，并未阻碍丝绸之路上的中西贸易。西夏时期，陆上丝路基本上是畅通的。仁孝时，西夏同大食、西州、西辽经济往来密切，北宋灭亡后，由于种种原因，西夏、金与西域和西方的交往逐渐减少。（宁夏社会科学　02.1）
市场　
徐红《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认为宋代小市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城乡经济的联结点，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小城镇经济也是城市市场的基础。城市市场通过中转市场（小城镇）联结广大农村市场，形成农村－—小城镇（镇市）－—城市的商业流通网，小城镇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网刺激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云南师大学报02.3）肖建乐《浅论宋代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认为城市市场在中国传统市场，尤其是宋代以前市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市场的辐射功能不强，布局不尽合理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城市市场的严格管理等因素，使城市市场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农村市场经长期发展到了宋代，空前繁荣和发展，在宋代经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代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共同成就了中国商品经济史上的第二个峰。（西南师大学报02.5）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认为娱乐市场是南宋临安城市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以多样化的市场形态，迥异于商品市场的特征，在与商品市场的互动中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娱乐业中商业化经营活跃，并形成了功能性的行业组织。初兴的市民群体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体，其社会流动性与渗透力推动了娱乐市场的整合，市民文化成为贯穿娱乐市场的主线。临安独有的移民特性也使娱乐市场富有生机。娱乐市场的新兴在传统市场发展史和市民文化演进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历史研究02.5）缪坤和《试论宋代信用票据市场的构成》认为宋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产生了信用票据市场。这种信用票据市场由发售市场、流通市场和兑现市场构成，由于特殊的经济关系，各类信用票据市场都承担着不同的经济职能。归根结蒂，它们所发挥的一项最根本职能便是支撑信用票据的运行。（思想战线02.3）
货币　　
汪圣铎《读［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札记节录》指出日本加藤繁先生于六七十年前所着《唐宋金银之研究》是中国货币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着作。通过分析宋朝军奉、边籴、军赏支出的金银及内藏库用于军费的金银，说明他的着作仅完成了论证宋代军费中包含相当数量的金银、金银在宋代具有一定货币职能和金银有货币化趋向的任务，而未能解决分析军费中金银的存在状态及宋代金银货币程度的问题。是故作者力图消除此着作的误解，并推进他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的解决。（安徽师大学报02.1）叶世昌《［宋史］交子起源析误》认为《宋史·食货志》记交子起源中有三个错误：第一是张咏创私交子，第二是交子三年一界，第三是“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经考辨后，正确的表述应是：第一私交子是民间自发产生，与张咏无关；第二交子两年一界，会子是三年一界，不能将两者混同。（中国钱币02.1）俞兆鹏《王安石货币思想研究》从建议国家集中货币管理大权、“钱有二品”是正常现象、强调发行交子发布有充足的本钱、主张出卖度牒以缓解财政困难、解除钱禁和放开铜钱出口、提倡以铜铸器不铸钱等五个方面讨论了王安石的货币思想。（中国货币02.1）陈浩《江北钱钱监若干问题探索》对南宋所设和州监、同安监、宿松监、蕲春监等江西四监的设置、废罢、铸钱额等问题进行了辨析。（中国钱币02.1）邹志谅《南宋“买钞库”印考》认为1991年11月广西桂林出土的背铭“绍兴十年文思院铸”的官印，并非是“宝钞库”印。印文当为“静江府买钞库之记”，这的确是南宋绍兴时期的一个正宗官印，由此可证《广西历史货币》一书中关于南宋王朝在广西静江府设置了宝钞库作为纸币的发行、兑换机构，以及宝钞名称出现的时间由元代提前到南宋等说均不能成立。（中国钱币02.1）李小萍《南宋“经总制银”银铤考》对今已出土的钤有“经总制银”银铤铭文上的用途、地点、时间、重量、官员名及工匠名等进行考释。并指出白银作为贵金属，在当时已普遍涉及纳税和商业贸易等领域，尤其在地域分散，名目繁多，比例甚小，数量众多的经总制钱（银）的收缴过程中，有效地发挥出了其量小值高的特点。（中国钱币02.3）徐东升《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与铸钱成本变动》认为宋代铜钱铸造业由宋初开始逐步发展，到熙丰年间达到最盛，此后便呈现出衰落趋势，而铸钱成本不顾官府种种降低它的努力，却随着物价变动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官府铸钱的赢利目的引起的。（西南师大学报02.4）屠燕治《南宋钱样考》、（美）曾泽禄《海外遗珍－—兼谈南宋钱》、（台湾）张丰志《南宋铁钱错版的原因》就南宋时期的铸钱范式和工艺作了新的探讨。（中国钱币02.1）陈左眉探讨了《宋代广西钱监的设置与广西经济的发展》（广西民族研究02.1）张铁城《元朝的纸币管理和叶李十四条》认为叶李十四条同《整顿钞法条例》和元朝其它纸币管理措施，形成了我国和世界上古老的，较完备的纸币管理制度，它确立了纸币发行和流通的一些重要原则，和现代纸币制度的原则很接近。（中国钱币02.1）邹乐娟《论元代纸币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元政权的灭亡》认为元政权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纸币的恶性通货膨胀有着密切关联。（辽宁师大学报02.4）
交通 信息　　
徐东升《唐北宋河南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变迁》认为唐、北宋河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绝对地位上升和相对地位下降的特点，而唐和北宋河南地区的交通都以汴河和“御道”为最重要，这和河南地区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有关，而绝对经济地位的上升反映在交通上，便是北宋河南地区的交通，尤其是内河交通的运输能力，通航范围等比唐代扩大，交通布局更为合理，而交通布局合理又是绝对经济地位上升趋势的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史02.1）曹家齐《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认为南宋摆铺的创置时间、应以绍兴四年为宜。斥堠铺和摆铺设立后，都有所演变，斥堠铺内从役人员由弓手、保甲改为军卒，其性质亦由临时变为常设。另外，南宋新置斥堠铺和摆铺还导致了部分地区省铺系统的衰废，这实际上是对北宋建立起来的驿传制度良好秩序的破坏。（浙江大学学报02.5）杜平《论宋代的信息革命》指出作为科技发达标志之一的信息技术领域，在宋代也有极大的发展，主要标志是信息载体形式的发展、完善；二是学子能更加容易地获取资料；三使宋代文化相对普及。（文史杂志02.4）周宝荣《宋代假新闻的泛滥状况与原因及整治新探》认为宋代新闻传播事业在突飞猛进的同时，假新闻如影随形，泛滥成灾，宋朝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然而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对“义利观”的冲击，政治分野与学术歧见引发的激烈党争，新闻传播机制的完善造成的恶性竞争等原因，宋代的新闻造假活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河南大学学报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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