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式选择：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

发布时间：2020-06-30 23:49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工业化的基本实现,我国劳动力在产业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就表现为大规模的从农村与农业部门向城市及工业及服务业部门迁移的趋势,并由此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持续深化。这种劳动力要素不断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迁移,大大提升了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配置效率,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长久支撑,也因此成为斯蒂格利茨(1997)所提及的“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之一。但伴随着城镇化率的持续攀升,快速发展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与止步不前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我国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关键性矛盾,其在降低了迁移劳动力福利水平与幸福感的同时,也大大阻碍了通过劳动力迁移与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弊病、优化基础要素配置效率、实现2020中期目标的目标进程。具体到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与就业迁移同步发生特征不同的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却具有显著的“无根性”,从而表现为在城乡间反复流动的“候鸟式就业”。也正因如此,农村劳动力从流动型向融入型变化的迁移模式变迁,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农村劳动力福利水平、进一步刺激服务业发展以及通过农民“市民化”深化城市化进程的关键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在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式是“制度约束”与“人力资本限制”共同作用结果的理论前提下,尝试从宏观维度的制度约束与微观视角的个体人力资本水平两个路径考察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式的决定机制,并借助于实证工具重点分析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迁移模式选择中人力资本存量与制度约束的具体影响与作用路径,进而回答两个关键问题:现存的二元制结构形成的制度约束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模式选择?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又是否能够有效破解制度约束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融入型迁移与市民化?首先,本文采用1990、2000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我国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劳动力乡城迁移的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下迁移者自选择的过程,并表现出国家管制型迁移逐渐向市场主导型转变以及生存型迁移逐渐向发展性迁移转变的趋势,这种迁移的发生内在驱动力为人力资本水平,正是基于不同人力资本存量差异而进行的迁移决策,表现出迁移与留守、融入与流动的差异。其次,本文在一个人力资本内生化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均衡模型中,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式选择的内在作用机制及具体的作用路径,同时考察了迁移劳动力不同群体间人力资本交互作用中所表现出的“示范效应”与“跟随效应”。从结论看,二元经济下的农村-城市迁移数理模型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基于人力资本水平形成了一种强制性的筛选与甄别机制,这种筛选机制的存在使得高人力资本迁移者在增加稳定就业可能及更高收入获取的基础上,能够较为便利的实现融入型迁移,而低人力资本迁移者,则通过竞争被挤出到二级劳动力市场与非稳定就业部门中,从而只能以流动型迁移为主,并最终导致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反复流动。接下来,本文在一个示范与帮助效应模型中,考察了高人力资本迁移者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这种示范与帮助效应主要表现在,高人力资本迁移者在实现融入型迁移的同时,将对其他迁移者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从而激励低人力资本迁移者不断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劳动力市场竞争力,进而增加稳定就业的可能,而帮助效应则在于基于共同的关系网络,示范者将能够对跟随者提供人力资本积累的物质帮助,从而加快迁移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程,最终导致融入型迁移的共同发生。更进一步的,本文基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存在农村部门的外出还是留守以及迁移发生后的流动还是融入两个阶段,分别考察了制度约束与人力资本存量对不同阶段迁移决策的影响。基于宏观数据的第一阶段(留守还是外出)迁移决策模型结果表明,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占比衡量的人力资本是迁移决策的内在决定变量,人力资本显著的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的发生,同时制度约束确实显著的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决策,且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概率间负相关。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前述所提出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一种自选择结果。基于CRCE微观数据的迁移决策方程分析也进一步支持了人力资本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结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恰恰是基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认知而形成的理性决策,这种决策的发生存在两种机制,一是当人力资本水平认知较高时,将导致预期的外出务工收入增加,进而通过预期收入与现时收入的差异放大驱动外出决策的发生,二是当人力资本自我认知较低时,考虑到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非农工作技能培训与人力资本积累,因此也存在基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而引致的外出决策。在对第一阶段劳动力迁移决策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就业稳定性测度融入型迁移决策的分析思路,通过就业稳定性指标考察了人力资本、由于制度约束导致的就业市场歧视程度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第二阶段迁移决策(融入还是流动)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存量与制度约束的存在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歧视与市场分割,确实能够显著的解释农村劳动力就业稳定性水平。而城镇职工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稳定性水平的差异,则更是人力资本存量差异与就业歧视的结果,虽然这种就业歧视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并更多的体现在稳定工作机会的获得上。此外,工资方程的分解结果证实,城镇职工与农村劳动力在工资水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同样是市场分割下的工资歧视与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的结果。且工资差异的产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差异,工资歧视的影响已经相对微弱。同时这种歧视还更多的体现在稳定就业样本组中。也就是说,如果本文实证思路的前提“就业稳定性能够一定程度上测度迁移劳动力的融入”是成立的,则上述实证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确实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获得稳定就业机会的关键性因素,也因此人力资本水平及人力资本积累决定着农村劳动力最终是实现融入还是流动迁移。同时,城市就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与城镇户口劳动力依然存在较大的工资与收入差距,虽然这种差距的大部分能够由人力资本差异所解释,但在现实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要求等制度约束依然造成了显著的城乡劳动力就业歧视,这种基于户籍、居住地的选择性歧视,在影响到城乡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农村迁移劳动力获得稳定就业机会的可能。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体现在:(1)借助一个两部门的人力资本内生化的农村-城市迁移模型,基于数理分析框架考察了制度约束下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式选择的影响,同时验证了农民工群体中人力资本的示范与追赶效应;(2)基于就业稳定性的视角实证分析农村迁移劳动力融入型决策的影响机制,从而在融入型决策因素捕捉困难的前提下,提供了一种相对清晰的实证分析思路;(3)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分别进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的实证分析,从而使得考察制度变迁与制度约束强度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成为可能。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F323.6
【图文】：

农村劳动力,范式,劳动力,二元经济结构

劳动力从流动型迁移向融入型迁移的转变，是实现社会福利提升，发展小康的关键内容。概括来看，以二元经济结构为基本逻辑起点的 Lewis 模型、Fei—Rain 模型orgenson 模型提供了一种从宏观视角，基于农业与非农部门边际生产率差异资率差异理解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迁移的理论模型。而 Todaro 模型、Stark 模是基于新古典的分析范式强调了农村家庭或劳动力个体基于增收目标，在不预期收入水平下的迁移行为，并据此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迁移模型形成补而以 Sjaastad 模型、Lucas 模型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迁移理论，则从微观视角迁移本质上属于劳动力个体决策的理解，探讨了人力资本约束对迁移决策及模式选择的影响。上述模型虽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假设过于严苛、静态约束实解释不完全的不足，且对迁移决策的影响机制侧重点不同，因而表现为较结论差异与分析范式差异（详见图 2-1），但无论如何形成了一种相对统一为农村劳动力迁移提供决策机制的理论框架，从而使得在一个数量范式中分移决策的发生成为可能。

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迁移,单位,户籍管理制度

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规模、迁移时机与迁移方式。高一兰（2010）也认为，“我国以户籍管理制度为工具，在过去若干年中成的主导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方向和方式，进而实现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阶段性推进，与之相对应的户籍管理制度的管制开逐步松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如 3-1 所示①，根据每 5 年一次的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 1982-2010 年人口普查据，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总量占全国人口比重从 1982 年的 0.66％缓慢上升到90 年的 1.89％，并在此后以年均 1.09%的增速快速上升到 2000 年的 7.9％。此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进入高速增长期，迁移人口比重在 2010 年与 2015 年分别到16.53％与17.19%，这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典型的三阶段特征：世纪八十年代，年均迁移量约 180 万人，是劳动力迁移缓慢增长阶段；九十年，年均迁移量 720 万，属于劳动力迁移的平稳增长阶段；21 世纪以来，年均移量 1400 万余人，是劳动力迁移的快速增长阶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