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县域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发布时间：2021-06-16 01:36
乡村生活质量是反映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乡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关乎人民福祉。通过构建乡村生活质量指数模型,借助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分析甘肃省县域乡村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呈现由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势,且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中高-高（H-H）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低-低（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省域南部地区,两者均呈连片分布;高-低（H-L）集聚区仅包含迭部1个县。（2）乡村生活质量的主导影响因素是降水量、坡度、建设用地乡村化率、距省会城市的距离、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GDP占比、乡村人口总量。（3）各评价单元乡村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差异,陇中、陇东和甘南地区为经济因子主控型,河西走廊地区为自然因子主控型,陇东南地区为经济因子主控型与综合因素牵引型。
【文章来源】：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0,36(10)北大核心CSCD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2016年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指数(QRL)
Moran′s I 指数仅能从整体上判断和识别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是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无法揭示内部局域县域之间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集聚格局。通过GeoDa软件计算空间关联的局部指标(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并绘制出LISA集聚图(图2),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类型分区:H-H集聚区、H-L集聚区、L-L集聚区和非显著区。与图1(a)进行比较,H-H集聚区乡村生活质量以高和较高水平为主,H-L集聚区乡村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外围乡村生活质量以低水平区为主,而L-L集聚区乡村生活质量以低和较低水平为主。H-H集聚区空间差异较小,自身和周围生活质量水平均较高,包含15个评价单元,占18.29%,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该区域是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区位条件,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布局合理。H-L集聚区空间差异较大,自身水平较高、但周边较低,仅有1个评价单元迭部县。L-L集聚区空间差异较小,自身和周边水平均较低,包含21个评价单元,占25.61%,主要分布在省域南部地区,呈连片分布,该区域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差,位于甘南高原和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全省平均值,贫困程度深、农户生计脆弱,农民生产生活成本高,乡村生活质量整体偏低。
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不同影响因子交互后的解释力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2种组合,其中非线性增强更为普遍。如图3所示,距省会城市中心的距离(X3)、乡村人口总量(X4)、建设用地乡村化率(X5)、第一产业GDP占比(X6)和其他影响因子交互之后的因子解释力显著大于双因子之和,表征为非线性增强。风险探测分析显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7个主导因子坡度(X1)、年降水量(X2)、建设用地乡村化率(X5)、第一产业GDP占比(X6)、农业机械总动力(X7)对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较为显著;距省会城市的距离(X3)、乡村人口总量(X4)对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小。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村域尺度“三生”功能与生活质量感知空间格局及其关联——以江苏省扬中市为例[J]. 李欣,方斌,殷如梦,许昕,陈添悦. 地理科学. 2020(04)
[2]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周国华,刘畅,唐承丽,贺艳华,吴佳敏,何兰. 地理研究. 2018(12)
[3]基于地理学视角的乡村生活质量研究进展及展望[J]. 戴柳燕,周国华,唐承丽,贺艳华,谭先第. 人文地理. 2018(05)
[4]新时期中国“乡村病”的科学内涵、形成机制及调控策略[J]. 郑小玉,刘彦随. 人文地理. 2018(02)
[5]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 王劲峰,徐成东. 地理学报. 2017(01)
[6]基于主客观生活质量评价的农村发展差异分析——以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为例[J]. 田永霞,刘晓娜,李红,孙丹峰,涂宏汉,文化. 地理科学进展. 2015(02)
[7]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J]. 唐承丽,贺艳华,周国华,曾山山,肖路遥. 地理学报. 2014(10)
[8]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整理[J]. 刘宗连. 中国土地. 2006(09)
[9]构建居民生活质量评估指标体系[J]. 陈海梁. 中国统计. 2005(09)
[10]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J]. 林南,卢汉龙. 中国社会科学. 1989(04)
硕士论文
[1]新型乡村生活圈规划及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D]. 张贝贝.山东建筑大学 2018
本文编号：3232106
【文章来源】：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0,36(10)北大核心CSCD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2016年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指数(QRL)
Moran′s I 指数仅能从整体上判断和识别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是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无法揭示内部局域县域之间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集聚格局。通过GeoDa软件计算空间关联的局部指标(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并绘制出LISA集聚图(图2),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类型分区:H-H集聚区、H-L集聚区、L-L集聚区和非显著区。与图1(a)进行比较,H-H集聚区乡村生活质量以高和较高水平为主,H-L集聚区乡村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外围乡村生活质量以低水平区为主,而L-L集聚区乡村生活质量以低和较低水平为主。H-H集聚区空间差异较小,自身和周围生活质量水平均较高,包含15个评价单元,占18.29%,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该区域是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区位条件,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布局合理。H-L集聚区空间差异较大,自身水平较高、但周边较低,仅有1个评价单元迭部县。L-L集聚区空间差异较小,自身和周边水平均较低,包含21个评价单元,占25.61%,主要分布在省域南部地区,呈连片分布,该区域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差,位于甘南高原和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全省平均值,贫困程度深、农户生计脆弱,农民生产生活成本高,乡村生活质量整体偏低。
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不同影响因子交互后的解释力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2种组合,其中非线性增强更为普遍。如图3所示,距省会城市中心的距离(X3)、乡村人口总量(X4)、建设用地乡村化率(X5)、第一产业GDP占比(X6)和其他影响因子交互之后的因子解释力显著大于双因子之和,表征为非线性增强。风险探测分析显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7个主导因子坡度(X1)、年降水量(X2)、建设用地乡村化率(X5)、第一产业GDP占比(X6)、农业机械总动力(X7)对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较为显著;距省会城市的距离(X3)、乡村人口总量(X4)对甘肃省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小。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村域尺度“三生”功能与生活质量感知空间格局及其关联——以江苏省扬中市为例[J]. 李欣,方斌,殷如梦,许昕,陈添悦. 地理科学. 2020(04)
[2]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周国华,刘畅,唐承丽,贺艳华,吴佳敏,何兰. 地理研究. 2018(12)
[3]基于地理学视角的乡村生活质量研究进展及展望[J]. 戴柳燕,周国华,唐承丽,贺艳华,谭先第. 人文地理. 2018(05)
[4]新时期中国“乡村病”的科学内涵、形成机制及调控策略[J]. 郑小玉,刘彦随. 人文地理. 2018(02)
[5]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 王劲峰,徐成东. 地理学报. 2017(01)
[6]基于主客观生活质量评价的农村发展差异分析——以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为例[J]. 田永霞,刘晓娜,李红,孙丹峰,涂宏汉,文化. 地理科学进展. 2015(02)
[7]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J]. 唐承丽,贺艳华,周国华,曾山山,肖路遥. 地理学报. 2014(10)
[8]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整理[J]. 刘宗连. 中国土地. 2006(09)
[9]构建居民生活质量评估指标体系[J]. 陈海梁. 中国统计. 2005(09)
[10]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项研究[J]. 林南,卢汉龙. 中国社会科学. 1989(04)
硕士论文
[1]新型乡村生活圈规划及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D]. 张贝贝.山东建筑大学 2018
本文编号：3232106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jingjilunwen/nongyejingjilunwen/323210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