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贫困减缓、环境保护与健康保障的协同推进研究

发布时间：2022-01-02 17:15

　　减贫、环境保护与良好健康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当前全球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进展缓慢,而2020年底中国即将宣告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因此有必要探讨三项目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减缓相对贫困会对环境质量、公众健康和社会福利产生什么影响,未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该如何应对。本文基于OLG模型发现,减缓相对贫困会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促进生产扩张,进而加重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造成减贫、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冲突,同时不一定会增进社会福利。结合中国和瑞典两国实际,研究发现,当政策制定者越重视社会公平或者贫富收入差距和健康投资差距越小时,相对贫困治理越有可能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基于数值模拟进一步发现,配合实施减缓相对贫困、降低生产污染强度和生活污染强度、提高健康服务效率,能够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目标。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必须警惕减贫、环境与健康间冲突风险,强化国家层面政策一致性,倡导国际层面交流合作,协同推进相对贫困减缓、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与健康保障。 

【文章来源】：中国工业经济. 2020,(10)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9 页

【部分图文】：

中国减缓相对贫困与降低生产污染强度的情景模拟

如图1所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以瑞典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减缓相对贫困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当功利主义权重λ越小、政策制定者越重视社会平等时，减缓相对贫困越有可能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当λ=0时，在罗尔斯社会福利准则下，政策制定者只关注底层群体的效用水平，相对贫困治理通过环境质量恶化进而加重其健康风险，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当λ=1时，在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准则下，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所有个体福利水平总和的最大化，减缓相对贫困会增进社会福利。但正是由于忽略了减贫带来贫困人口和脱贫人口之间的福利不均衡影响，功利主义福利准则下的决策是有偏的。因此，从这个意义讲，减贫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大小取决于政府自身的决策偏好。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是一个推动包容性发展的政府（张其仔，2020），将维护社会公平放在决策至关重要的位置。基于此，减缓相对贫困、环境保护与健康间的冲突成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不可忽视的挑战。通过对比中国与瑞典的减缓相对贫困情景，本文发现，在功利主义权重λ相同的情况下，贫富收入差距和健康投资差距越小时，减贫对社会福利的边际影响越有可能是负向的。例如，当λ=0.5时，即相对于所有居民福利总和而言，在社会福利测算中贫困群体福利权重为50%时，瑞典减缓相对贫困会对社会福利造成负向影响，而中国减缓相对贫困造成正向影响。这可以解释为：当贫富收入差距和健康投资差距越小时，减缓相对贫困使得贫困群体因收入增加而改善生活质量的幅度越小，消费增加幅度越小，健康投资提升幅度也越小，从而更加难以抵消减贫带来的负向污染暴露效应，越有可能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据此，长远看，伴随中国政府纠正社会不公平的不懈努力，居民收入差距和健康投资差距将会逐渐缩小（类似瑞典情形），进而在功利主义权重不变的情况下，减贫更有可能通过环境健康风险的加重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因此，2020年之后中国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减贫新阶段，政府应重视减贫、环境保护与健康间的冲突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需要提前布局一系列政策组合来防止这种减缓相对贫困降低社会福利的情形出现。

(1）减缓相对贫困与绿色消费方案。当居民脱贫后，劳动收入和消费支出显著增加，如果仍采用目前浪费型、不合理的消费模式，由此产生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会显著增多，从而不利于环境保护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增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引导居民消费结构向绿色可持续转变，控制居民高能耗高污染产品消费量的过快增长，可以降低甚至抵消减贫带来的污染排放增多效应。因此，为考察减贫与绿色消费并行推进方案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本文在生活污染强度取值0.02的基准情景基础上假设：当相对贫困发生率减少1个百分点，居民生活污染强度减少1%，但在之后减贫过程中生活污染强度不变；每当相对贫困发生率减少1个百分点，居民生活污染强度减少0.1%、1%或者2%。(1)最终，本文通过数值模拟得到这些方案可能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模拟结果如图2所示。结果显示，当减缓相对贫困与居民绿色消费无法同步推进时，社会福利水平经过短暂的上升之后仍会呈现下降趋势。而当相对贫困发生率每减少1个百分点，生活污染强度减少1%，将会持续增进社会福利，这说明减缓相对贫困带来的负向污染暴露效应被正向的消费效应和健康投资效应所抵消；如果进一步扩大生活污染强度降幅，社会福利增进效应将会更加显著。表3给出了减缓相对贫困与绿色消费同步推进后的社会福利水平与基准情景相比的变化百分比。如果在相对贫困发生率每减少1个百分点的同时生活污染强度同步下降1%，社会福利水平会在基准情景基础上逐渐上升，到相对贫困线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0%时，社会福利水平将会增进1.21%。因此，在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中，需要加快推进绿色消费，注重引导形成绿色、环保、节约的生活方式，持续降低居民生活污染强度。(2）减缓相对贫困与绿色生产方案。减缓相对贫困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会通过生产环节进行传导，从而绿色生产可能成为降低可持续发展目标间冲突风险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将生产污染强度取值0.02作为基准情景，并给出了4种假设：当相对贫困发生率减少1个百分点，生产污染强度降低1%，但在之后的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此强度保持不变；每当相对贫困发生率减少1个百分点，如果生产污染强度分别减少0.1%、1%、2%，社会福利水平会如何变化。根据测算，如图3所示，当减缓相对贫困与绿色生产无法同步推进时，减贫会短暂地增进社会福利，但由于在之后的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生产污染强度保持不变，社会福利水平因居民健康质量的恶化而下降。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每减少1个百分点，生产污染强度减少0.1%仍会造成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这表明此时减缓相对贫困带来的负向污染暴露效应较大，仍不能被正向的消费效应和健康投资效应完全抵消；如果生产污染强度能够同步减少1%，那么将十分显著地增进社会福利。如果加大绿色生产力度，社会福利增进效果还将进一步扩大。因此，企业绿色生产与减缓相对贫困必须协同推进，切实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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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3564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