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2012年度学科综述

  本文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政治合作，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2012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在国内外的发展比较迅速。从国内研究前沿来看，议题较往年更加丰富，分析也更为深入。IPE学者们在国际货币金融问题、气候治理、国际组织与区域合作、海外利益保护、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取得较多成果。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定量研究仍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国内学术会议方面，2012年11月9日-11日，“第三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暨新兴经济体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促进了国内IPE学者的交流，推动了IPE在新兴经济体相关问题上的研究。

一、国内研究综述

1.国际货币金融问题

陈平和何帆指出，关键货币国通过经济、外交甚至军事手段对境外货币余额的规模、资产配置、地区分布以及持有者结构实施管理，可以实现对外融资、获取经济安全和榨取财富等多重目标。根据这一逻辑，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会阶段性地吸引美元回流并调控其在国外的分布，但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体制将使其境外美元余额的规模在长期内进一步扩张，因此人民币近期仍面临升值压力，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将会持续甚至加剧。为此，中国需要降低宏观脆弱性，加速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以从根本上摆脱美元陷阱。

兰永海、贾林州和温铁军认为，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衍生出了强化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对此，中国亟须恢复人民币的主权货币性质，以实体经济为本来推进国内产业纵向一体化战略、“资源重商主义”战略和“新重农主义”战略，并以陆权为基础构建自己币缘战略安全的陆域纵深。

李巍对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进行了研究。他对比了德国与日本挑战美元地位的努力，认为它们分别采取了货币联盟建设与单边的货币国际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货币战略，前者对美元构成了竞争压力，后者进展颇微。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在于，除了需要夯实中国的经济基础外，还应不断加强国际政治领导力，在此基础上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

赵柯研究了德国马克从一个战败国的弱势货币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的经验。美元的“过度特权”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造成的沉重压力和负担是马克国际化的直接推动力,20世纪60-70年代的历次美元危机以及美国过于自负的对外货币政策所引发的全球“大通胀”为马克国际化打开了“机会窗口”,德国抓住这一时机在美元体系之外建立了马克主导下的欧洲货币体系,为德国马克的国际化的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治合法性。

李晓和冯永琦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为“霸权空位型”、“霸权主导型”以及“霸权参与型”三类，指出影响其成败的主要因素包括霸权状态、共同利益诉求、集体行动的约束力以及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判断。他们认为中国应避免单独直接面对或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是应更多地利用G20这个重要平台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增强自身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韩剑和高海红比较分析了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利弊，提出新兴市场国家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短期资本流动应该加以管制，而发达市场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态度的变化是国内利益集团矛盾冲突与调和的结果。

2.气候治理问题

刘昌义构建了一个各国减排意愿和行动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一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目前影响各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主要影响因素仍然是经济因素,减排成本对各国减排意愿和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相比之下,环境脆弱性、国内民主制度都是次要影响因素。

高翔、王文涛和戴彦德研究了各种多边机制对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主渠道气候公约的影响。他们采用指标一空间距离法对这些机制与公约的紧密程度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对公约进程的影响最大，目前公约外机制尚不存在取代公约的可能性。各种公约外机制对公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支持、政治意愿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三类模式实现。

谢来辉从恐惧、荣誉和利益的角度建构了理解欧盟气候战略动因的综合框架，认为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之所以能扮演积极角色，这主要缘于欧盟对海外能源进口依赖所导致的危机感、它在一体化过程中为增强自身凝聚力而在气候外交荣誉上的追求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由于较早调整而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获得的先动优势。谢来辉还对加拿大从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变为拖后腿者的案例进行了研究，指出经济形势变化和政治体制是导致其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

与谢来辉对加拿大案例的分析类似，宫笠俐选择了日本为案例，分析了它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由积极转变为不积极的原因，他认为，日本本国减排困难、经济产业省的消极立场、产业界“阳奉阴违”的态度、美国和发展中国家未参加《京都议定书》减排任务是造成日本立场转变的原因。

3.国际组织与区域合作

王树春和万青松研究了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两个组织的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合作关系大于竞争关系。但是，随着中俄综合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两组织之间的合作将面临挑战。

贺平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视角总结了日本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经验，认为联合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开展功能性合作是东亚一种较为现实的政策选择，中国应该积极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以共同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形式进一步推进东亚区域合作。

具天书从韩国的视角研究了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障碍与出路，指出历史问题、领土纷争、政治制度差异以及区域外美国势力的干预是阻碍东亚一体化建设进程的障碍，欧洲整合的历史经验即新功能主义理论，值得东亚地区学习与借鉴。

富景筠研究了一体化次序与绩效的关系，指出东亚事实上的一体化与法理上的一体化存在冲突，认为东亚合作有必要回归传统的欧洲一体化“贸易先行”的次序模式。

郎平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政治合作，认为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安全合作依赖三个层面的路径:制度组织形式、国内政治和地区力量结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核心因素是成员国政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收益的预期。

沈铭辉从成本与收益视角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行了研究，发现,经济小国或许能够从TPP中获益,但是对大国而言,TPP基本没有经济价值。

周方银分析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经济二元格局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影响，指出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 “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认为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

4.海外利益保护与对外战略

李众敏指出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迫切需要形成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战略,要明确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对象并对外宣示,确定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丰富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手段。在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战略之下,要健全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机制与机构,加强相关立法和政策调整,并培育大型跨国公司,形成海外经济利益保护的三大支持体系。

宋莹莹对美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美国海外经济利益保护机制集政府战略部署、法律法规支撑、机制组织保障和军事打击辅佐于一体，是一张覆盖海外金融、经贸市场、能源资源、经济情报的巨大网络。

5.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治理

徐秀军指出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除了要继续提升自身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自身实力获取更多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改变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来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二、国外研究简述

Glen Biglaiser和Joseph L. Staats对影响主权债券信用评级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指出实行法治、强大且独立的法庭、注重产权保护对债券评级有正面影响。这一结论对那些希望获得更高的主权信用评级从而在出售主权债券时获得更多收益的决策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mily Beaulieu, Gary W. Cox和Sebastian Saiegh研究了民主体制与主权债务之间的关系。传统理论认为，民主体制相对于专制体制在发债上有优势，能够以更好的条件出售更多的债券。但晚近的实证研究发现，信用评级机构给民主国家的评级并不比专制国家的评级更高，于是Emily Beaulieu提问道：民主体制到底有什么优势？他们的研究发现，至少有两大优势。第一，民主国家更容易获得贷款（许多专制国家甚至无法从国际市场融资）。第二，在控制了资本市场准入并将人均GDP作为内生变量之后来看，民主体制获得的评级还是要更高一些。

Erik Ringmar对东西方国际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以东亚的分别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两个国际体系以及西方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为案例，研究了国际体系是如何形成和发挥作用的。Erik Ringmar还将案例研究的结论进行了一般化，研究了权力的本质、情感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问题。Erik Ringmar指出，东亚曾经出现的两个国际体系的若干方面比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更加适合于21实际国际政治的现实。

Tim Büthe, Solomon Major和André de Mello e Souza用美国私人部门对外援助数据研究了NGO对外援助的配置情况。通常人们认为私人部门对外援助的配置为了“系统性地服务于本部门的利益”， 但Tim Büthe等人的研究发现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恰恰相反，分析显示，非政府援助组织之间关于人道主义的持续对话会促进援助，这一结论符合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推断。

Todd L. Allee and Jamie E. Scalera以WTO为对象，研究了加入国际组织的难度与加入后的收益的关系。有些国家很容易就加入了WTO，另外一些则被要求在贸易自由化上做出巨大努力，通常费时长久才得以加入WTO。在分析了1950-2006年加入WTO的国家的情况之后，他们发现，那些做出巨大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因而费时长久才加入WTO的国家，在加入WTO之后贸易量显著增加，相反，那些什么也不做就加入WTO的国家，从WTO成员身份上得自贸易的收益非常有限。

鉴于IMF等国际组织在危机预警及救助过程中的拙劣表现，有人质疑它们的行动甚至导致了政府危机。Axel Dreher和Martin Gassebner对IMF及世界银行的项目与政府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危机通常是世界银行项目的结果。他们还发现，如果一国经济绩效改善，但还在接受IMF或世界银行的安排的话，发生危机的风险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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