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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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2000年起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阶段；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波动新世纪以来也出现了由"高位波动"到"波幅收窄"的平稳化趋势。计算发现，中国经济波动标准差由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3.076锐减至"协调发展"阶段的1.333，降幅达56.7%。通过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分开核算发现，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幅度一直小于东部地区，而且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的相对波动幅度更小，仅为全国经济波动的78.3%。在2000年前后出现的中国经济波动幅度平稳化趋势中，中西部地区的贡献率高达95.2%，远远高于东部地区的贡献率。由此可见，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稳化现象，须从空间经济层面着手。在宏观经济扩张或收缩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在空间经济上则集中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背后是经济资源的重配，进而是区域经济结构变化，这又可能反过来对中国经济波动构成重要影响。因此，厘清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中国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问题，对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已表明，一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发展与该国经济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国外方面，Ellen较早关注国家层面的经济周期与该国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研究发现国家经济周期性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同时存在"行业效应"和"区域效应"[1]；IEO发表了"区域性经济周期与国家经济周期"的研究报告，通过大量数据分析了美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与美国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周期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影响机制等问题[2]；Owyang等对美国50个州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引起美国各个州之间经济波动特征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不同的[3]。

　　国内方面：刘树成等从工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了区域工业经济增长及其波动问题，发现工业经济的波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际差异[4]；魏后凯发现中国各地区工业增长对经济波动的反应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宏观经济的扩张阶段，区域之间的增速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落后很多，但在宏观经济的调整阶段这种区际之间的增长差距明显缩小[5]；孙天琦、彭晓莲分析了中国各地区与全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问题，我国地区经济周期在长度、深度、形态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且周期形态方面[6-7]；丁纪岗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区域经济波动的内在关联性在不断增强，但中国各地区的经济波动协同性在逐渐弱化而区际差异性逐渐增强[8]。

　　黄赜琳通过构建三部门RBC模型，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特征及财政政策的效应问题[9]；苗文龙等构造一个同时包括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三个单元的多区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货币供给对各区域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10]。因而这些研究已表明，构建多区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为此，本文尝试引入"区域经济政策变迁"变量，对标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扩展，构建两阶段、分区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13]，分析"区域经济政策变迁"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机制。

　　3 数据与校准

　　尽管高频数据可以大大提高模型模拟质量，但由于中国早期数据大多为年度数据，本文都用年度数据。除文中有特别注明的出处外，1978-2008年的中国产出、投资、就业人数、消费、工资等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1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其中，产出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将其折算成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值；投资采用统计年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并使用固定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值。由于1991年以前统计年鉴没有公布固定投资价格指数，为此，1991年之前的该指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替。政府支出用统计年鉴中财政支出指标来刻画，有效消费支出为统计年鉴中的最终消费支出，而最终消费与财政支出的差额即为私人消费支出，全部用消费价格指数折算成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值。由于没有关于劳动时间的详细统计，本研究使用从业人员数代替。资本存量Kt采用单豪杰的计算方法进行估算[12]。

　　结合已有文献以及上述数据，对文中相关参数进行估计和校准，结果如表1、表2所示。

　　4 模拟分析

　　参照屠俊明的研究思路，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阶段（简称"第一阶段"）和"协调发展"阶段（简称"第二阶段"）模型分别进行模拟[13]，并将模拟结果（见表3）与现实经济进行对比发现：第二阶段总产出的波动比第一阶段下降了约49.38%，这与实际经济中总产出波动下降59.26%相差不大；第二阶段总投资的波动比第一阶段下降了约48.35%，与实际经济中总

　　投资波动下降56.03%较为接近；第二阶段总消费的波动比第一阶段下降了约53.85%，这与实际经济中总消费波动下降60.78%也较为相符；第二阶段政府支出的波动比第一阶段下降了约40.58%，这与实际经济中政府支出波动下降52.73%有一定差距。但是，资本存量和总就业的模拟效果与实际经济特征有较大差距：实际经济中这两者的波动都有很大幅度的下降，模拟经济中它们下降的幅度较小，但其变化趋势与现实经济是吻合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实际经济中，政府支出与总产出在第一阶段是顺周期的而在第二阶段是逆周期的，说明在"协调发展"阶段财政支出具有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但在模拟经济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政府支出与总产出都是逆周期的，模型没有很好地模拟出现实经济中的这种变化，这可能与模型的设置有关。总体来看，相比于第一阶段模型，第二阶段模型模拟出来的总产出、投资、消费、政府支出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都有大幅下降的效果，说明本文构建的两阶段、分区域模型较好地反映了中国2000年以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波动下降的特征性变化。

　　在分阶段模拟的基础上，本文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模型进行分地区模拟，进一步分析两大区域模拟经济的特征。模拟发现：第一阶段东部地区的产出、资本存量、投资、消费等主要宏观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0.117、0.087、1.672、0.093，中西部地区分别为0.071、0.061、1.074、 0.069，中西部地区该四大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分别为东部地区的60.7%、70.1%、64.2%、 74.2%；第二阶段东部地区产出、资本存量、投资，消费等主要宏观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0.072、 0.043、0.081、0.047，中西部地区分别为0.038、0.014、0.052、0.022，中西部地区该四大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分别为东部地区的52.8%、32.6%、64.2%、46.8%。分地区的模型模拟发现，中西部地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标准差一直较小并且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发生了显著的下降，是第二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出现平稳化的重要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西部地区第二阶段波动幅度出现大幅度下降呢？本文在保持第一阶段模型各校准参数不变的前提下，仅仅将第二阶段东部、中西部"区域经济变迁"指标的线性增长速度代入第一阶段模型进行模拟[13]，也就是说假设在第一阶段就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话，模拟发现第一阶段中国总产出波动的模拟值比实际值下降了62.16%，下降幅度非常大。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较为显著的"熨平效应"。

　　深入分析上述模型模拟背后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发现：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阶段，国家在投资布局和政策导向上向东部地区倾斜，而中西部地区为顾全这个大局，在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方面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大力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东部经济形势好，全国经济就好；东部经济如遇到困难，比如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东部地区出口受阻，全国经济增速也随之下降。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几乎全由东部地区这只"单轮"来负载，是一种"单轮驱动"，国家经济波动也严重依存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波动，因而它加剧了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波动风险，长期下去也会降低投资效率。而在2000年以来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重心、投资重心和消费重心都不同程度地呈现西移的态势，产业结构在地区转移中实现升级，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在此过程中也得以提高。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向型的东部地区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但中西部地区经济却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东部经济增长乏力的缺口，使得中国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的态势整体上得以持续。因而，从2000年起中国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性转变所导致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厂商投资行为及其效率的相对变化，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出现平稳化趋势的深层次原因。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区域经济政策变迁"冲击因素引入模型所构建的两阶段、分区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较好地反映了中国2000年以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波动下降的特征性变化。分地区的模型模拟发现，中西部地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标准差一直较小并且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发生了显著的下降，这是第二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出现平稳化的重要原因，但深入分析发现：从2000年起中国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性转变，，使得中国宏观经济从严重依赖东部地区的"单轮驱动"转向2000年以后增长极多元化的"多轮驱动"并由此导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厂商投资行为及其效率的相对变化，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出现平稳化趋势的深层次原因。在经济重心西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对全国经济波动的缓和化作用，对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上述结论，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深入推进中国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极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使得国内各区域之间既相互竞争，又互为补充："竞争"，可以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增强了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补充"，可以促使各地区协同并进、取长补短，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依托面，而中国经济波动的地区间差异性使得各地区经济周期波峰、波谷不同步，从而在产生"错峰效应"。这种"错峰效应"将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波动的风险，从而增强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稳定性。

　　第二，深入推进中国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构建符合各地实情的主体功能区，使中国经济实现区域间的梯度升级--东部地区由"非均衡发展"阶段的生产中心向未来的消费中心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由"非均衡发展"阶段的原材料、劳动力、能源、资源等廉价生产要素供应中心向未来的生产中心发展。这样，将东部地区现有的外向型生产中心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并把东部地区发展为中国的消费中心，中西部地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大部分在国内市场就可以消费。如此一来，既能有效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又能从源头上减少对波动较大、且难以控制的国外市场的依赖，从而增强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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