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与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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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与长效机制

发布日期： 2014-08-02 发布：  

  2013年第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18篇

　　摘 要：本文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引入了国际贸易的因素，强调了出口导向贸易、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在形成地区发展差异中的决定性作用。据此我们认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同时，我们根据中国新一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分析新形势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从全球价值链逐步走向国内价值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是创新体制机制，塑造“强政府+强市场”的调节机制。根据我国体制变迁趋势和政策选择的依据，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在协调区域发展中的具体作用领域做了归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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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协调发展；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中国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扩大内需条件下提高长三角对外开放水平研究”（11JJD790036）；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项目“长三角第二波全球化的战略选择与对策”
　　作者简介：刘志彪，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3），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江苏 南京 210013）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1-0004-07 收稿日期：2012-12-11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又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区域协调发展之所以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体内容之一，是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活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空间结构中，如果没有在特定空间中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产业体系， 没有形成有利于全球经济竞争的专业化分工格局，就不可能奠定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这方面，中国独特的东中西产业梯度体系，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但是也是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主要体现。
　　当今世界，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是通过重组经济地理格局促进发展的三大基本手段参见《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就是遵循这种经济地理的变迁规律和方式，使东中西尤其是自然禀赋、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断推进的城市化提高了经济密度；人口、劳动力和企业活动向高密度区的东部地区集聚和迁移，大大缩短了经济距离并降低了交易成本；中国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根据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作用，减少了分割，加快了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走向繁荣的发展中的中国区域经济，由于密度、距离和分割这三大因素的作用，拉开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且迅速极化，在生产、财富增长和集中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协调发展方面问题。
　　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突出地表现为沿海化、城市化、城市群化三种倾向。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如目前沿海三大城市群（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和增长极，面积只占全国34%，创造了全国近406%的GDP，全国70%左右的货物出口，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我国的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正处于走向全面小康和启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经济集聚状态将会进一步显现，而同时“过密效应”下所显示的大规模的产业扩散效应还没有真正到来。应该看到，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虽然导致了区域间居民生活和福利的不均衡，但是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是政府的政策所引起的，而是在市场的基础上由市场与政策的双重作用所形成。但是出于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的关注，这时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很自然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在空间上确保均衡。回归均衡趋势从表面上看，似乎可能有损于直接的经济效率，但是这种政策要求不仅从政治社会稳定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间接的经济效率看，可以直接起到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它是应该在市场调节基础上逐步得到有效实施的政策经济增长在空间的均衡，直接提升落后地区民众的收入水平，从而起到扩大消费的作用。类似的研究很多，代表性的如Daniel Aaronson， Sumit Agarwal， Eric French三人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增加而导致的收入增加，对消费有3倍的乘数效应。参见“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Minimum Wage Increase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2008。。
　　随着2008年后宏观经济进入较低的增长平台，以及随之而来的迅速上升的生产成本，中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由此启动了沿海地区大规模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活动。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沿海地区的事实说明，波澜壮阔的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它是缩小地区发展差异的主要力量。“十八大”之后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新政，将“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 。 也就是说在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制约下，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的主要机制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调节机制；但是另一方面，对市场驱动型增长难以惠及的老少边穷地区，充分发挥政府有形的手进行强有力的调节，也是必不可少的。即利用市场的力量“发挥比较优势”，以及利用政府的力量“加大扶持力度”，将是我国未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原则。这是“十八大”报告对建立与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长效机制的最重要的概括，也是我国制定未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将从我国区域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描述中，概括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与长效机制。本文的理论创新价值主要在于：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引入了国际贸易的因素，强调了出口导向贸易、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在形成地区发展差异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根据中国新一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分析了在新形势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和政策选择的依据。 　　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仅仅是政策
　　原因导致的吗？ 当我们试图去寻找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与长效机制时，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么一个本质性问题：引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高度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究竟是由中央政府的区域政策引起的，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不回答这个基本问题，就无法真正为缩减地区经济差距这一重要的政策目标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更不能据此设计有效的政策工具。
　　现在有些人把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有意或者无意地归结为中央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大致上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战略指向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偏向沿海地区，财政分权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等，从而导致了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它把表面现象作为解释问题的深层原因。如果我们认同这种观点，好像寻求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路径与长效机制，就在于在争取优惠政策方面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大小。如果真是这样，复杂的区域发展协调问题也就变得十分简单：只要中央给中西部地区或其他相对后进地区更加优惠的政策，就可以使其经济顺利起飞了。
　　其实，中央的经济政策只有在顺应经济趋势和规律的前提下，才会对经济系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其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即使一时的作用力度较大，也不可能长久。也就是说，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的问题，只能从中国经济系统的内生性方面去找，而不能仅仅用外部强行植入的经济政策来解释。从根本上说，偏向沿海发展的经济政策，也是由沿海自身的发展优势所内生的，否则我们理解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例如，自2000年1月国务院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政府也帮助当地投入了巨大的资源，西部发展面貌虽然有了很大的起色，但是由于极化效应的作用，东部发展得相对更快，东中西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全球经济危机出现之前，不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小趋势，而是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只是由于最近几年，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受成本上升的影响，一部分向投资环境有所改善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这些地区出现了发展加速的势头。但是这进一步说明了主要是市场机制而不完全是政府的作用。
　　区域发展理论早就告诉我们，一个区域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制度创新能力，二是区位优势。在不考虑制度创新能力因素的前提下，区位优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会极大地降低区内企业和其他成员的与交通运输有关的交易成本。一个国家之所以要从战略上首先选择沿海地区进行开放，主要是因为沿海地区的区位条件和它对降低交易成本的效应，可以在早期容易更多地吸收来自国内外的投资尤其是FDI。同时，优越的地理位置、适宜的生活居住条件等，诱使国内外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人才和技术的频繁的、双向的流动，这种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往往会促进该地区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助推发展进程。
　　从新经济地理理论来看，上述这两个因素会产生所谓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即因为对那种依赖交易成本降低的国际贸易来说，区位条件优越能够直接降低运输成本，制度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可以直接降低国内外企业的营运成本和风险，所以贸易就会通常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冰山成本”最低的沿海地区，或者有巨大市场交易机会的边界地区。而那些远离海岸线的内陆省份，由于“冰山成本”较高而缺少国际贸易的机会，因此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相对低速或者停顿，以及使收入分配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与中央的区域经济政策表面上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更为深刻的内在因素是由区位优势、创新能力决定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的作用所致。中央区域经济政策首选沿海地区、倾斜沿海地区，实际上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运用。从根本上说，是沿海地区较低的“冰山成本”直接导致了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经济活动在沿海地区大规模集聚，从而使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方面的产生巨大的差距。由此可见，中国地区之间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既与政策因素无关，也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无关。只要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那么在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的作用之下，一定会导致产业与人口在沿海地区的规模集聚，从而造成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方面的巨大差距。
　　为了说明上述理论，我们不妨以长三角地区南京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历史为例进行说明。南京作为长三角地区西北部的重要经济节点，其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与核心指标上，近20年来与区内领先城市相比较，表现出“总量较小、整体发展水平偏低，经济开放程度较弱”的特征。对长三角中南京经济地位被“边缘化”、出现“塌陷”现象的原因，理论界的解释一是“阴影论”，即南京与上海的距离太近，在与上海的竞争中受上海发展的覆盖；二是“结构论”，即南京周边城市都比较弱，不像上海和杭州那样，周边都是发达城市。前一解释把自身落后的原因归结于强者，后一解释则把原因归结为弱者，都没有从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和发生作用的条件去寻找。
　　其实，南京发展滞后的真正原因，与它没有把握江苏发展的两次重要机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一次是1984年左右乡镇经济的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后迅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这两次机遇中，南京作为省会城市虽然在政治上天然是受益者，但是由于发展竞争客观上偏向于临近上海的苏锡常经济，因此南京与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尤其是苏锡常之间增长的差距不断扩大。具体来说就是：
　　第Ⅰ次机遇是基于制度的竞争：苏锡常是活力四射的乡镇经济，南京都市圈则是衰退的国有经济。至于乡镇经济为什么在苏锡常出现，而没有逻辑地出现在南京都市圈？这既与苏锡常的历史文化有关，也与它们靠近上海、接收上海的辐射有关。这个差异决定了后来发展基础的不同。苏锡常地区的集体经济后来顺利地改制为民营企业，既抓住了1997年后民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为上市融资和吸收外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第Ⅱ次机遇是基于技术的竞争（主要是指距离、运输技术和成本）。苏锡常是外向型经济，而南京都市圈则偏内向型经济。如上文所述，苏锡常经济高速成长的原因，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地理效应，而南京都市圈在这一轮竞争中，因地理位置相对远离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经济距离缺乏大幅度吸纳FDI的成本优势，所以没有明显分享到这一效应，其在长三角中的位置逐步陷入“塌陷”。 　　第Ⅲ次发展机遇是基于创新经济的竞争。创新经济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在这一场新的区域竞争中，很可能扭转南京在长三角地区发展的颓势，重新崛起“宁镇扬”经济增长极，并与苏锡常一起，成为支持整个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中的“哑铃型结构”。这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能力，从根本上说更多地取决于依托于内需的创新体系，因而科教资源丰富、区域创新体系相对健全的南京都市圈，就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竞争中拔得头筹。需要简要说明的是，第Ⅲ阶段的创新经济为什么要基于内需市场而发展？自主创新为什么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而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则没有前途？这是因为，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做的是别人早已研发好、设计好的外包订单，自己只能成为别人的零部件供应商，被别人纳入其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做加工贸易。因此苏锡常经济的特征和指向必须转型升级，把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向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自主创新模式，否则将有可能在“十二五”时期之后出现衰退。
　　二、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对区域
　　发展有何影响？ 在地区经济差异协调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分析视角，它与上述国际贸易的地理效应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全球价值链（GVC）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增长和发展的影响问题。在上一轮经济发展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业集群，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制造平台或“国际制造基地”，使该地区首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角度看，中国接受的是它们主动发出的制造业的国际外包订单，是属于GVC的低端环节。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以全球性城市为节点，其总部或总部分支机构往往配置在沿海大城市，主要是为了利用其生产性服务业发达、交易成本低的优势；它们把其制造过程和工厂设置在沿海基础设施发达的其他省份，如江浙、广东等，一是为了更方便地使总部高级的生产性服务机构和人员能够“面对面”地服务于它们的制造企业；二是为了在节省制造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享受到邻近大城市的外部经济。
　　GVC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建立，直接推动了中国东部地区国际贸易的“爆炸式”增长，加速了这些地区“世界工厂”、“国际制造基地”的形成。外向化程度高的产业在这些地区的高度集聚，不仅使这些产业享受到了来自GVC高端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溢出，提高了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和发展水平，客观上也加大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程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我国东部地区定位于GVC中的低端环节，限制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能力的发挥，是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中西部廉价的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在本地得不到有效利用的机会，只有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从而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只能得到低级要素的报酬，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自身对“世界加工厂”的低端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把中西部地区压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和可能的选择。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附加值低的外资代工企业，对当地的生产成本尤其敏感。一旦当地的生产成本上升，它们更可能选择的，并不是留在当地进行产业升级，而是进行产业转移。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这些产业就会外移而不是内迁。这样又使中西部地区缺少发展机遇。
　　第二，以国际代工和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般都是处于产业链下游，低附加值，不掌握核心技术等，进多出多，产品往往是给他人所用。加工贸易行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设备进口也很多。出的更多的还是人力，使用别人的设备、别人的技术，给别人做产品。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消费者的苛刻要求，以及外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严格的环境规制要求，在国内设备与国外设备具有较大技术落差的前提下，往往需要动态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和出口。这种发展格局，不仅使研发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设备引进方面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的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对中西部地区的机器设备需求，转向对国外的需求，这就打乱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使中国原本配置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装备工业在技术落后的同时，又失去了据以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份额。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发展差异的不断加大而且长期难以收敛，跟我国要素市场发育的不完全有较大的关系。众所周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得地区间的要素报酬趋同，从而缩小地区差距。但是，中国的要素市场因城市化程度差异和制度创新不足等原因（如户籍制度、公共福利制度等），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扭曲和分割。我国的生产向东部地区集中的同时，人口却由于要素市场的分割而没有逻辑地相应向东部集中，而是滞留在原地、闲置在当地。这种生产和人口分布的失衡，，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以想象的是，那些因种种原因没有流出的中西部地区人员，其人均收入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差更大。
　　这就提出了重视通过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协调发展，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参见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一文，载《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5期。。通过建立我国本土企业控制的国内价值链，带动关联产业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完成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对策之一[1]。国内价值链的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价值链中本土企业为主，会使经营利润更可能留在本国，而不是汇出和外流。同时，国内价值链包含着高附加值的环节，这使得中国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本利得。这些利润就为继续的投资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
　　其次，建立国内价值链后，中国不仅可以在国内不同地区间整合要素禀赋，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也可以通过把订单外包到其他国家，利用他国的禀赋优势。此时，产业转移就成为中国主动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行为。 　　最后，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外产业特别是国内循环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改变全球价值链在国内链条太短的缺陷。同时链条的延伸和完整，带来了生产的迂回和专业化的加深，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且可以积累高端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
　　我们知道，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地理区位、市场化和全球化是解读中国东部经济和中西部经济的主要视角。未来在把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转变为基于扩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内价值链”这个重要的范畴将在协调区域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长三角为例，不难发现，长三角初步形成的国内价值链，价值链上的“链主”即高端的生产性服务功能主要由上海提供，而价值链上的江浙，则作为主要的国际制造基地接收现代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种“生产者服务业――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的模式的形成，既与上海作为全球性城市其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有关，也与江浙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制造业基础，建设优良的基础设施，注重科技教育的传统和优秀劳动力素质，相对规范的政府运作能力等等因素有关。长三角由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领头羊。现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格局中，缺少的就是像长三角这种具有国内价值链特征的协调发展机制。如果中国能够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多塑造几个像长三角这种国内价值链机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呢？
　　三、“强政府+强市场”：区域协调
　　发展的长效机制 政府和市场以及相互间的结合方式，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得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坚持走“强政府+弱市场”逐步向“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即除了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外，还通过经济转轨不断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不是简单地通过引进政府调节的方式，而是通过不断地完善市场的方式去解决，如放松政府管制，着力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只有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才通过政策解决或者引入政府来提高运行的效率，如基础设施领域和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代替市场和政府去挤出市场关于这方面经济学界的主要是认为近十几年来政府规模有所扩大、边界有所扩张，尤其是中央的国有企业占据了太大的市场资源，民营企业战线被收缩。但是也有人通过对国企和私企的统计分析发现，并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道。见胡鞍钢，“国进民退”现象的证伪，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意味着现阶段走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新一轮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追赶战略，必须坚持走“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这一选择所涉及的最重要问题，总的来说就是三个方面：一是要对“强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二是要变“弱市场”为“强市场”；三是要在实现“强市场”的基础上，实施“强政府”的有效调节。以这种思路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需要在上文区域发展差异原因揭示的基础上，主动去做那些有可能做好的事情，主要在于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对影响区域间区位条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超前投资，具体可以采取以国家为主导带动社会主体多元化投资的体制。通过对原本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自然就改善了这些地区发展的区位条件，改善了企业经营的外部性，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这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最根本的路径和机制。
　　二是通过简政放权，给地方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在不与中央发生根本利益冲突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大的、因地制宜的立法权，鼓励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域情大胆进行制度创新，降低企业营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是塑造利益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通过其竞争和竞赛给经济体系注入发展活力。如果地方具有制度创新的空间，必将进一步搞活中国经济。
　　三是要破除一切不利于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管制和税制，特别是要破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和不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鼓励劳动力在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由此来促进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趋于收敛。这一条是“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引人瞩目的创新，也是今后贯彻落实过程中的主要困难之一。因为取消这一起源于在二元结构下工业化偏向于城市发展的基本策略的户籍制度，会触及到深层的利益矛盾。户籍制度在我国的强化，表现在它与特定城市居民的特定福利紧密挂钩，甚至入学、复转业、交通事故赔偿都与户籍有关，故各地居民基本福利的均等化，是取消它的前提。因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此事不仅要求地方投入，而且需要中央政府承担区际基本福利均等化责任。
　　四是东部地区要在中央产业升级政策的鼓励下，把努力攀升GVC的高端环节作为结构调整的主攻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原本在GVC中属于相对低端的环节，按照梯度产业转移的规律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为此要以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设计针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制，彻底淡化单一的GDP目标和税收目标。否则，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虑，就会运用各种扭曲价格信号的方式阻挠地产业移出。
　　五是中国东部地区要利用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把自己在GVC中进行国际代工而学习到的经验，逐步运用到建立国内价值链（或国家价值链，或区域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留下公司，转移工厂”的国内价值链转移产业方式，实现产业在地区间的梯度转移。另外，加工贸易型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是要努力与国内的零售企业合作，奋力开拓内需市场。中国很多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的优质商品都是国外抢手货，但奇怪的是在国内却打不开销路。主要是这些加工贸易企业与国内零售商之间存在很多对接障碍，如在品种批量和配送方式上，零售企业要的是多品种小批量，加工贸易企业做的是少品种大批量。另外，结算方式国内是定期结帐，而做外贸是信用托付方式，加工贸易企业认为这影响自己的资金周转。这时中介机构如金融部门介入担保保障定期结帐很有必要。掘金内需市场。需政府、行业协会搭建平台来降低企业转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如建高档博览会，培育批发市场，战略联盟等。 　　上述第一、第二、第三各方面，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和基本机制，这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可能会发生争议的是第四和第五条措施。因为，一些人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学者和官员会认为，如果按照价值链方式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发达地区转移出去的是相对低端的产业，而自身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所培育和发展的是技术知识密集型的、国际竞争力强的、高附加值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因此被转移的地区只能被动接受相对落后的产业，似乎永远没有机会摆脱落后，更无法赶上发达地区。这种“不公平”的感觉促使人们思考一种叫做“反梯度产业转移”的理论。
　　其实，从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反梯度产业转移是一种没有根基的产业发展理论，是一种违反因果累积效应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在产业政策实践中，可以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左倾盲动”理论，它只有可能在个别产业中找到偶尔成功的案例，绝不应该把其作为落后地区产业全面成长的理论依据。试问，有谁可以举出一个在极其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其产业发展不是遵循梯度转移规律和渐进发展规律，而是一步跨进现代产业体系的例子？相反，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即使是在国家之间劳动力不完全移动的格局下，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也有助于中国的学习和模仿，有利于中国加速成长。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吸收了大量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相对低端的FDI，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这种产业的国际转移既给了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空间，也给了中国经济崛起和缩小与其差距的黄金机遇。
　　当然，在产业梯度转移中，我们要注意发挥企业和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注意政府的角色是引导和创造产业梯度转移的氛围和环境，而不是人为干预和限制，更不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要求强行转移企业。因为，从缩减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来说，产业转移的效果取决于我们所用的调节方式。在区域间经济差距上升为潜在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去鼓励人口的自由流动，而是强制要求将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那么就会发生东部地区会变得越来越富、西部地区则会变得越来越穷的事与愿违的结果。其中的道理就就在于，来之于东部地区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迟早是要回流东部地区的，而且，限制人口向东流动，必然造成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闲置，从而发生收入的机会丧失损失。另外，在目前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水平等制约下，中西部地区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可能在相当时期内要低于整个东部地区，因此鼓励资本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同时限制人口向东流动的做法，很可能产生投资效率以及劳动收入的双重的损失。
　　相反，如果我们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鼓励劳动力在广大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双向自由流动，同时鼓励企业按照节约成本、提升效率的要求，沿着产业升级、构建国家（或国内、或区域）价值链的方式进行产业梯度转移，那么就能找到一条有效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路径，建立起缩减地区经济差距的长效机制。原因其实很简单，企业是一个讲求经济效率的行为主体，只有在其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它们才会追加自己的行为。具体来说，如果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后，达不到它们留在东部地区的效率，它们是不会自动转移产业的。而一旦发生了市场驱动的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一定与下列特性有关，即东部地区因为过度发展产生了“过密效应”，高成本使企业留在东部地区所获得的效益不足以弥补其高昂的开支，或取得的收益远低于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在各地政府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总体投资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一场波澜壮阔的产业转移景象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由此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地理版图。
　　参考文献：
　　[1] 刘志彪，张少军.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J].学术月刊，2008，（5）.
　　（责任编辑 刘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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