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动趋势三阶段预测与影响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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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动趋势三阶段预测与影响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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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16  王中美

     从21世纪初至今，关于世界经济未来走向的著述论文成篇累牍。考虑到人口、气候、科技和制度等变量的客观规律和潜在的不可控性，大多数的预测节点在2030年和2050年。必须承认，在历史的长河中影响因素如此众多并且交错叠加，任何一项预测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投资贸易规则变动，即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路径，即制度层面来探索世界经济与全球化的变迁轨迹和趋向，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角度。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自二战后成形，历经七十多年，在未来二十年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并最终影响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更迭。
   
    一、二战后全球治理结构与贸易投资规则演变路径的四个阶段
   
    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基本形成于二战后，经过七十多年的演绎逐步稳定且更趋强大，在此过程中又屡经挫折和挑战不断发现漏洞和失衡之处。自由化和一体化的成就致使一些国家更加繁荣并具备某一领域或某一区域的核心影响力。从纵向来看，自由化与一体化从未真正停顿，跨国治理不断强大和稳固; 从横向来看，南北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十分明显，尽管发展中国家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博弈实力，南北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却有所缓和。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科技方面的投资，这保证了发达国家在未来至少5～10年中仍处于优势地位。
   
    本文将全球治理结构过去七十多年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其依据是每一次重大冲突或危机对全球治理结构造成的动荡和变化。第一阶段是二战后多边秩序的建立与全球治理理念的形成，其标志是几大组织的建立，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是南北两大阵营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争论高峰；石油危机的解决代表着全球治理进入第二阶段，更强烈的合作需求和更紧密的联系促成了全球治理结构的稳定，这一阶段以世贸组织的成立为高潮; 随后多边主义热情有所消降，多哈回合延宕无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阻滞，各国纷纷转向区域主义，全球治理呈现出更复杂的格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是第四阶段的源起，各国更迫切地向外寻求援助和支持，许多从未尝试过的跨区域结盟将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联结在一起，变化深刻而又错综复杂，这一阶段至今尚未结束。
   
    1.第一阶段: 1944～1972年( 多边秩序形成并稳定)
   
    1944年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框架的起点。此时二战接近尾声，除建立联合国外，各战胜国在合作推进战后重建和经济复苏上具有共同利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载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应时而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总部都设于华盛顿，这是由当时美国和美元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这样的设定有助于美国在此后七十多年里保持全球金融规制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代替未能成功的“国际贸易组织”而生效，并将秘书处设在日内瓦，欧洲保留了对美国势力的一定抗衡。事实上，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致欧洲不得不重新反省其因内在冲突和矛盾所导致的领导力旁落的问题。1967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合并原先的三大共同体条约，正式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欧共体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欧洲经济的一体化，通过减少障碍促成贸易与投资的自由流动。
   
    这个时期的多边和区域联盟是以建立在政治认同上的经济合作为主。关于人权、和平、战争、海洋等公法的基础内容得到了多边确认和系统规范，在此基础上，贸易投资的统一调控获得更多国家的接受。过去，整个商事交往领域的主角是商人法、惯例法，国家则总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现在，国家层面上认可了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正确性，并从官方层面促成国际贸易的发生。
   
    这些多边和区域治理体系的历史性变革在于: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内经济主权的重要部分让渡给国际组织或国际条约。这完全改变了过去盛行的“国家中心世界观”。20世纪50～60年代，尽管西方社会经历了几次小的经济危机，却进一步加强了超国家形式的治理。直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不同阵营的国家间矛盾开始加剧。有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高涨，直接危及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现有治理结构。
   
    2.第二阶段: 1973～1994 年( 南北矛盾激化，危机促成进一步合作)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特别是1979～1982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贸易萎缩，国际债务危机加深，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均创战后历史最高水平。由于发达国家实施的紧缩政策限制了拉美的出口以及高利率等原因，随之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将已经稳定和巩固的全球治理合作推向了危机边缘。
   
    南强北弱的问题在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即已引起重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参与地位不对等和所获利益比例不均衡普遍不满，并在石油危机后日益加剧。1974 年4 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由77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求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并且特别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
    这一阶段的危机与矛盾对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在当时南北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国际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并未因此消减，反而进一步加强。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发现，通过第三方治理更能平衡各方的诉求。1975年，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46 个发展中国家(简称非加太地区国家) 和欧洲经济共同体9国签订洛美协定。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这些协定都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
   
    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外交、内政和货币一体化的欧盟的建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这一阶段，两德的统一和东欧的解体进一步提升了欧洲在全球事务中的份量。1994年，关贸总协定经过数轮的谈判，特别是漫长的乌拉圭回合，终于建立起常设的国际组织，这是多边主义标志性的成功。因此这一阶段是合作更加深化的阶段。
   
    3.第三阶段: 1995～2007 年( 区域一体化与多边一体化加深)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对前一阶段成果的深化，同时又开始某种区域碎片化的反复。世贸组织开始有效运作，欧盟则在不断扩张，第五个洛美协定终于签订。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组织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批评。事实上，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开始，投机资本对一国货币的冲击已经尽显危害，而IMF的反应被普遍认为迟缓而低效。
   
    亚洲金融危机对新兴的日本、韩国和泰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日本经济在此后十多年一蹶不振。当时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先后选择向IMF求援， IMF的援助贷款决策拖延，而且附加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大多涉及国内市场化改革。这次救援被认为总体是失败的，西方掌控的IMF的客观性和执行力都受到了质疑。此后IMF开始漫长而缓慢的内部改革，包括认缴份额、贷款条件和流程等方面都在各方争论中尝试调整，但收效甚微。
   
    这一阶段暴露出的根本性问题是: 许多小国或经济脆弱国家发现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时几乎没有抵御能力，对国际组织和区域联盟的依赖度加深，而在20 世纪60 和70 年代盛极一时的国家主权论反而有所淡化。经济与政治问题密切交织，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免费搭车”态度有所转变。
   
    中国是这个时期崛起最为明显的国家，籍由入世和全面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契机，大量资本和其他要素流入中国，中国崛起是明显的，并对南北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说，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在这个时期经济地位的变化，意味着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力量的诞生。这些中间力量得益于全球化，开始具备博弈的实力，同时又有强烈的发展需求，并与发展中国家普遍结盟。他们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十分特殊，立场更加复杂。
   
    这个时期贸易开放被进一步接受而非折冲，发展中国家更积极地加入到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中。由于在经济实力、掌控地位、谈判能力等方面都有所提升，特别是通过抱团和联盟，发展中国家这个时期的呼声和对现状的不满冲击了现有治理结构。令发达国家措手不及的是，如何落实发展这个命题无可回避，无法再以过去的表态式条款打发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中的印度、巴西、马来西亚等都表现出对全球事务积极参与并试图领导的明显趋向，例如在多哈回合中的表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如东盟、金砖、亚太经合组织等，其在区域事务或全球资源的配置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一些联结南北半球，尤其是联结南美与非洲且具有重要交通枢纽地位的国家，如南非、巴西等，逐渐进入到全球价值链，并以特殊的资源、地理优势引起世界的重视。
   
    4.第四阶段: 2008年至今(危机延宕，谋划更高效的全球治理)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之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并引发欧债危机，重创了资本主义国家。由于IMF 的改革无力以及多哈回合的拖沓不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多边主义开始转向区域主义和小范围结盟。区域贸易投资协定呈现出成员重叠、数量增长迅猛、内容涵盖广等蓬勃发展的势头。
   
    在过去八十多年中，美国侧重发展与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拉美国家的区域安排，欧洲侧重发展内部以及与非洲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区域安排，地缘政治因素考虑都十分明显。而现在的TPP、TTIP 等谈判则是朝向更广泛区域结盟的考虑。除了政治因素外，贸易转移、投资保护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需求都反映在寻找更大范围经济伙伴的决心上。
   
    贸易协定谈判已经不限于关税和边境便利化等问题，服务贸易成为主角，其关键点就是投资准入和管理问题，许多贸易协定实际上是综合性的贸易投资安排。因此，代替过去常用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区域贸易协定(RTA) ”、“双边投资协定(BIT) ”等词汇，“特惠贸易投资协定(PTIA) ”似乎更能涵括目前此类将区域性和跨区域性的贸易与投资都包括在内的谈判。
   
    另一特点是，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遭受全面挫折的新加坡议题在PTIA中被全面纳入。包括竞争、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规则等议题都被纳入到谈判文本中，美式双边投资协定模板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与WTO相同的是，农产品以及其他敏感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开放，都是目前区域性国际贸易投资谈判中同样难以突破的命题。
   
    每个国家，包括所有WTO成员国都参加了或正在致力于达成各种区域性和跨区域的贸易投资协定。由于单个国家参加的区域性或跨区域的安排数量多、范围广、程度不一，并且存在很多交叉重叠，它们共同的趋势是日益规则化以便于各国进行管理和执行。同时，PTIA的内容越来越复杂，除了涵括的内容更广以外，其自由化程度和纪律的严厉度也高于多边贸易协定。
   
    尽管美国较早地发现此轮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的势头，并通过积极领导TPP与TTIP的谈判而掌握先机，但因为涉及深层次的国家权力让渡，其核心地位的加强并不顺利。而对美国“再中心化”的抗衡和多中心化的尝试在各个层面展开，包括欧盟、东盟、APEC、亚投行等都试图加强超国家的深层次融合和治理。无可置疑的是，这些跨区域合作和PTIA 进一步加强了对外部合作机制的依赖和捆绑; 第三阶段崛起的国家，如中国的特殊作用在这一阶段显现。
   
    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在过去七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每一阶段的更迭都由冲突性的力量推动，并标志以挑战性的历史事件。尽管各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一些根本的影响因素是共同的，这些因素决定了全球治理结构演变的基本进程和趋向。可以依此影响因素的变化，追溯出一些基本规律作为预测未来的基础。
   
    1.自由化因素
   
    通过关贸总协定以及之后的逐轮谈判，全球范围内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大幅下降; 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贸易项目的货币管制基本取消，资本项目的管制也大幅削减，发达国家普遍解除了对投资的限制; 通过国内的开放政策，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选择向外资开放市场并转向市场经济模式，战后国内政治的稳定也有利于国际经济活动。
   
    事实上，自由化的基本趋向在过去七十多年中基本没有动摇。尽管因为小范围战争、政治冲突或者经济危机而在短时间内有所抑制，但并未变更方向。相较而言，贸易自由化走在了金融自由化的前面，1980年以前，全球合作机制和治理的努力都集中在贸易领域，而金融更强调的是安全。1980年以后，各发达国家开始了对本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出现，在为贸易投资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也孕育着巨大风险。
   
    近年来自由化的主要方向是服务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便利化，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则相对有所反复。相较贸易与投资，发生于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数次金融危机，使得自由化的努力在各国国内总是遭遇较大抵制和争议。同时，由于当代金融危机牵连甚广，单国对抗力量微弱，每个国家都有加强合作和防范的外向需要。如何共同作为，有效控制金融自由化的风险，将是未来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命题之一。
   
    2.科技因素
   
    二战后人类的工业和技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达到新的高度，尤其是美国从中受益匪浅，，并一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它打破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限制，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根据美国《探索》杂志对11名各领域最有名的科学家的访谈，被认为最有可能在未来三十年内实现突破的科技包括: 能源技术、干细胞和基因工程、海洋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目前在这些领域走在前列的国家仍然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努力拓展的信息工程、互联网技术等领域并不足以支撑更长期的发展。
   
    藉由这些科技领域的历史性突破，首先将促成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进一步融合，三大产业之间的界限将模糊；其次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能源、生命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产业；信息的超载和污染将达到一个限值，这使人们最终将生产的全球融合和生活的个性化分隔开来，也意味着简单重复的流水线作业将退出工厂；科技的创新将促成更多新产业、新业态的产生，这些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同时，由于发展对科技和教育的进一步依赖，南北半球的贫富分化程度将加深。
   
    3.跨国公司因素
    跨国公司的兴起大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战后二十余年内，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等方面获得了广泛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跨国公司对南北经济贯穿与联结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时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富可敌国。
   
    尽管每个参与主体对价值链都有所贡献，但发起和组织价值链的跨国公司才是最重要的参与者。这也意味着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完全突破一国的国界，传统国内政策对整条价值链的影响其实不大。这一特点几乎贯穿了1990 年后世界生产的组织方式。
   
    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由单一的竞争排斥转变为分工合作与竞争角逐并存，成为一个链条上的利益相关者。这也意味着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尽管通过全球价值链关于资源掠夺、贸易的问题有所淡化，但所处价值链的位置、价值链的受益不均和国家竞争力问题也引起广泛关注。跨国公司无疑是从全球价值链受益最多的主体。
   
    由于前七十年科技投入的不同和已经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受益不均的问题一直是全球治理结构试图解决但又一直解决不力的命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失衡问题会再次引起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矛盾，也会再次动摇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可能化解的路径是升级现有的多边机制。区域化层面取得的成果将挤入多边谈判的框架中，这意味着多边秩序将全面升级，投资和服务自由化的多边规则将达成。这一轮多边治理的调整将实质性地把新兴发展中国家纳入到核心决策层。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网站编辑：杨雨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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