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魏民：步履维艰的世界经济变革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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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和美欧主权债务困境，凸显了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新的瓶颈期，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制约着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201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大转型：塑造新模式”，博鳌亚洲论坛也以变革和转型为主线，聚焦“变革世界中的亚洲：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充分说明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全面深入的变革与转型，只有在变革中找到新的模式、新的治理机制，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一、美欧开始向实体经济回归，但“再工业化”任重道远

　　经过多年的“去工业化”，西方国家已基本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稳居主导地位。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全球化又使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产业向外包方向发展，空心化现象加剧。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伴随虚拟经济的逐年膨胀，美国的制造业逐渐萎缩。1980年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1%降到12.6%，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从21.6%降到9.1%。

　　近半个世纪以来，欧洲金融服务业亦快速发展，同时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企业成本上涨，大量制造业外迁，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除制造业一直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外，欧盟大部分成员国存在“去工业化现象”，西班牙、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尤为严重。“去工业化”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就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1996年到2007年，欧洲因“去工业化”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西方国家长期失业现象突出，过度“去工业化”难辞其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美国面临的长期失业形容为国家危机。丹麦首相施密特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即便是宇宙总统，第一任务仍然是要为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

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再次意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把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提上产业结构调整的议事日程。2009年11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再工业化”已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面对“去工业化”在产业结构和就业方面带来的威胁，欧盟委员会几年前也提出了欧盟工业政策的方向与目标，其重点是促进创新，提升“再工业化”进程。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美国制造业迎来了重要的拐点，开始步入上升期，拉开了美国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的序幕。自此次经济开始复苏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速快于其他任何主要发达经济体。2010年初至今，美国制造业净增工作岗位数量多于七国集团其余六国之和。这期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9%，德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了2.4%和1.9%，而日本、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都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美国作为生产地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工资增长放缓、美元持续贬值以及新兴经济体工资急剧上涨等因素，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2002－2010年间，以美元计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跌了11%，而以美元计的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分别上涨了3%和41%；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差距也在缩小。过去8年，中国平均工资年度涨幅都达到或超过了15%。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着力打造“内包”（in－sourcing）战略，考虑将原本设在中国、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生产线回迁美国。然而，经过多年全球化的发展，外迁工业整体回归已不可能。自动化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使劳动力市场永远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是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的现实。劳动力成本畸高、便捷的零部件采购、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和产业集群效益，都表明全球化发展已不可逆。只有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和抢占制高点，才是全球竞争力取胜的王道，也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弥补发达国家的就业“黑洞”。

　　因此，“再工业化”绝非是外迁工业的简单回归，而是再造一个新的实体，是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形态的崛起，是在继续强化传统产业既有优势的同时，努力在新兴技术产业的角逐中抢占制高点。因此，“再工业化”将催生新一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等将是潜力领域。发达国家将在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等领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低碳经济将成为未来产业新模式。2011年，美国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拟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措施。欧盟也以提升产业附加值为战略核心，在“欧盟2020战略”中设定目标，特别加强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创新力度。但在全球化大潮已不可逆，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西方“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依然任重道远。

　　二、发达国家被迫走财政紧缩之路，但面临经济增长巨大压力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重消费、轻生产、过度依赖借贷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助行动，导致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美国国债自1981年后显著上升，除克林顿政府外，历届政府都执行大规模的赤字财政政策。美国国债总额由2002年的5.8万亿美元飙升至2011年的15万亿美元，与美经济规模相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0年底，美、日、英、加拿大和欧元区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109%。债务经济学家和国际清算银行均认为，债务若达到一国GDP的90%，将明显阻碍该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发达国家重债缠身，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国家信用每况愈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财政紧缩势在必行。欧债危机中一些国家为渡过债务危机的难关，不得不为寻求救助而吞咽“紧缩”苦果，将被迫走上长期财政紧缩之路。美承诺在未来10年削减超过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并将逐步降低债务在经济中的比例。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财政紧缩面临着来自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压力。财政紧缩的紧迫性与促增长的急切性相互矛盾，发达经济体面临着确保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财政整顿的双重任务，如何在不引发再次衰退的前提下，减少债务总额，是摆在各国决策者面前的难题。当前欧债危机虽有所缓解，但欧洲陷入经济收缩的时间可能会延长，世界经济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决策者需要谨慎应对经济疲弱的前景。如果财政整顿不力，可能扰乱金融市场；但如果整顿过度，则可能进一步破坏复苏，增加市场的担忧。

　　IMF总裁拉加德最近呼吁一些国家放缓削减预算的步伐，支撑经济增长，希望健康状况较好的欧洲国家实行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以抵消欧元区外围国家实行大规模紧缩措施的不利影响。但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在金融市场面临高昂融资成本的高负债国，除了紧缩财政别无选择。2012年3月2日，西班牙政府通过了预算开支法案，将西班牙的赤字占比上调至5.8%，高于欧盟为其设定的4.4%的目标，此举招致欧盟方面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市场对于西班牙财政状况的担忧。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目前已逼近6%，被穆迪评级机构认定为不可持续，高于其设定的5.7%的警戒水平。在各方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将赤字占比回调至5.3%。西班牙被迫推行规模达340亿欧元的财政“瘦身”计划，这将是该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财政紧缩计划，西班牙经济因此也面临着三年内的二次衰退。IMF预计，今年西班牙经济将萎缩1.8%，目前24.4%的失业率已超过了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峰值。

　　欧元从诞生起就面临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欧元区国家共同拥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面对危机冲击时，手段不足，过多依赖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欧债危机使欧元区国家深刻认识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离的致命缺陷，欧盟25国已就推动欧元区建立更紧密的财政联盟达成共识，它们决定放弃修改《里斯本条约》，另立条约强化财经纪律。条约规定，成员国赤字必须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0.5%以内，并将对赤字占GDP比重超过3.0%的国家进行“自动性制裁”。为督促各国严格、彻底地遵守财政纪律，有关财政稳定联盟的协议还将与新建立的欧洲永久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ESM）密切挂钩。2013年3月之后，如果某一国想要动用ESM，必须首先认可上述财政公约。德国力推欧洲紧缩政策，并称在公约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但是，紧缩政策导致的二次衰退风险，正使一些欧洲国家对财政公约产生了动摇。继荷兰总理因推行紧缩方案失败下台、鼓吹放宽紧缩措施的法国总统候选人奥朗德票选领先后，又一个此前支持新财政协议的欧元区成员——爱尔兰也出现了动摇。最新民调显示，支持公约的仅有30%，反对派占23%，反对党欲将欧盟财政协议推向公投。奥朗德说一旦他当选法国总统，将立刻致函所有欧洲国家政治领袖，要求把增长条约添加到新“财政公约”中。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和意大利总理蒙蒂等更多欧洲领导人加入了增长的辩论中，蒙蒂称目前的紧缩政策正导致欧洲经济萎缩，可能会加深二次衰退，欧洲不仅需要预算自律，还需要有相应政策推动经济需求。欧盟委员会主席范龙佩说，增长的辩论已成为整个欧洲的中心，他将考虑在6月前召开欧洲首脑的非正式峰会，讨论增长议题。

三、西方国家“去福利化”倾向开始显现，但社会阻力重重

　　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一度是全球效仿的样板，但在主权债务危机阴影的笼罩下，却失去了其诱人的色彩。高福利带来的高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国家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丧失了竞争力，贸易逆差积聚。为弥补贸易赤字，被迫走向市场融资，财政主权被市场控制，其命运可想而知。高福利制度成为欧债危机的推手。二战后欧洲一直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免费医疗保健、长期失业救济、高额养老金、漫长假期等一直是欧洲社会的显要标志。欧洲国家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优厚的失业救济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失业现象，在不少国家，失业两年后还可以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的80%，失业救济成了社会福利开支中的最大项目。西方国家已普遍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0年日本、欧洲和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2.7%、16.5%和13.1%，远远超出了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欧洲国家的养老金支出通常占这些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5%－30%。

　　欧洲国家长期实施的高福利、高保障和高工资制度，是在二战后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设计者们忽略了它的未来可持续性发展。欧债危机暴露了这一制度在经济增长无力时的脆弱性。健康的福利制度不仅要帮助弱势群体渡过生活、就业等难关，促进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还应抵制不劳而获的道德风险，促进竞争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正在试图建立福利制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和建立都应该是与自身的经济实力相匹配，而不能超越其经济发展阶段。在财政负担的重压下，欧洲国家“去福利化”倾向开始显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对现有社会福利传统发起新一轮的挑战，个别国家开始提高退休年龄，减少养老金支出，改革劳工市场和失业救济，但改革声刚起，就遭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弹，欧洲社会矛盾激化。街头游行示威不断，国内频频掀起倒阁之风，多国政权易主。希腊国民宁愿国家违约，也不同意减少其原有福利。

　　四、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但面临发展模式转型之痛

　　世界经济经过多年的持续双速增长，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实力反差加大，快速改写着世界经济的版图。巴西继2010年超过意大利，成为全球第七大经济体之后，2011年又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预测，2013年印度将取代巴西，而2014年巴西又将超过法国，重返第六位。这样，世界经济的前6名排序中，将有3个是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据IMF数据，最近两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过去的30%升至60%以上，经济总量占比也从30%升至一半多。今后两年，中国、印度、巴西仍将领跑全球经济复苏。世界银行预计，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为2.5%，其中中国将增长8.4%，印度为6.8%，巴西尽管增长放缓，但仍将达到3.4%，人们会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大转移。

　　南南贸易重要性凸显。2010年至2012年，全球需求的一半左右来自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下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收了全球52%的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地位持续上升，在国际经济治理和改革议程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不断增强，经济影响力不断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但是，新兴经济体却面临来自经济发展方面诸多的压力，如：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增大、出口下降、资本流动逆转、银行信贷紧缩、经济增速下滑等。特别是东亚经济体多以出口为导向，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减速与需求下降必然会对其带来不利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已在放缓，中国、印度等经济增长开始减速，贸易顺差收窄。受欧洲紧缩计划和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以出口为导向、历来被视作全球需求风向标的韩国，2012年一季度GDP增速跌至2.8%，达两年半来最低。

　　在目前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由以出口为主导转向以内需为主导，降低外贸依存度；同时在国内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当务之急。但是，这些新兴大国却在发达国家和后起新兴国家的夹击下，腹背受敌。一方面，新兴大国产业升级战略将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相遭遇，在汽车、集成电路、药品、医疗器械、高端工业品等领域竞争加剧。据《经济学家》报道，美欧日将在37个产品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包括民用船舶制造、电气装置、冷却设备、农机、起重吊车、装卸机等。同时，发达经济体也在积极与新兴大国争抢新能源产业蛋糕，绿色保护主义兴起，在太阳能、电动汽车与风涡电机等相对成熟、回报稳定的领域摩擦激烈。2012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清洁能源等高技术行业展开双反调查。欧洲则积极推动碳关税，通过新规则抬高传统产业准入门槛，维护其高成本竞争力。另一方面，后起的新兴国家，如越南、印尼、孟加拉等，其劳动力成本优势更为明显，正在侵蚀新兴大国的外需市场，导致其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下降。新兴大国需要对内培育自己的消费需求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对外则需要寻找自己的“新比较优势”，才能在发达国家与后起新兴国家的夹击下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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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31 16:08:31 引用 | 举报 | 推荐 | | 编辑 | 删除 | 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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