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全球经济失衡_论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对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现代中国实现工业强国的战略启

发布时间：2016-11-21 13:52

  本文关键词：论全球经济失衡，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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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对全球经济失衡

背景下的现代中国实现工业强国的战略启示

                                             乐后圣

【摘要】19世纪中叶以来满清王朝随着资本主义潮流东来，“当中国与整个世界变化日益结为一体，并日益卷进造成这些变化的机制之中时，中国的政治构架和特征就发生了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变迁”。与此同时，社会内部危机加剧，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打乱了清朝的统治秩序，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下，社会政治结构开始变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代需要把左宗棠推上了地方督抚要员的宝座，他因此掌握了影响晚清政府决策的权力。这为他一生经世致用的思想实现提供了权力基础。以左宗棠为首的洋务势力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这股势力的兴起，大大影响了晚清中央政府权力的实际运作和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本文通过对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发掘、提炼和吸取某些重要的经验教训，为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现代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工业强国战略提供某种有价值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左宗棠、经世致用、经济失衡、工业强国、战略启示

左宗棠（1812—1885），汉族，字季高，亦字朴存，自号湘南农人（一说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今湖南省湘阴县界头铺镇）人，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被誉为我国洋务运动的重要先驱。1865 年升任闽浙总督之后，即上疏朝廷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这就是我国的第一个新式造船厂———并创办了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在晚清朝廷腐败无能、妥协投降、政府大员几乎全部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情况下，他率领清军抵抗外敌，收复新疆，成为晚清腐败政治中极为少见的亮点，也为祖国保住了 1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而左宗棠也不仅被国人誉为晚清的民族英雄，更被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梁启超称赞为中国“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也正是左宗棠作为我国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至今仍然享有崇高威望、为后人所缅怀的主要原因。真是“谁能收复国土，唯我左大将军”！左宗棠为了实现西北大开发这个宏愿，为了保证军队供给，成为我国“开发西部”的先行者之一。他拖着病孱之躯，勉力睁着迷蒙的双眼，咳着血，拉着肚子，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大力兴办屯垦业，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功绩遗泽至今。因此，美国的《新闻周刊》在 2000 年评出了最近一千年世界的 40 名智慧名人，这其中，我国仅有 3 位：第一位是毛泽东，第二位是成吉思汗，第三位就是左宗棠。美国有一位名叫华莱士的副总统曾经这样来评价左宗棠，说他是“近百年历史上的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甚至是整个世界”。这个评价是极高的，甚至超过了梁启超对左宗棠的评价。

一、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左宗棠一生崇尚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以上筹国计、下利民生为己任,这主要是受他所处的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和他早年贫寒的家境,儒家思想的熏陶,经世派人物的影响及其早年所学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都是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之一。在19世纪60～80年代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方面都有他的影响。他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等历史阶段,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左宗棠“这个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统治阶级在一个历史阶段的缩影,至少是一个侧面的缩影。”作为由经世思潮向洋务思潮转变的关键性人物,左宗棠一生崇奉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直接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经世思想,同时又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试图把传统经世思想与“取西方之长”(科技)结合起来,作为举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以挽救封建统治危机,实现国家的富强。由于崇尚务实精神而又紧跟时代步伐,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一代先风的作用,影响深远而巨大。时代的呼唤,儒家思想的熏陶,贫寒的家境,经世派师友的影响以及左宗棠本人的努力,促成了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也击碎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的幻想。随后，资本主义势力不断渗入这个古老的国度，一方面在客观上催促着落后的专制政权走向衰败，另一方面却给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从此，“东方大国”逐渐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她的国民也被无情地拖进国破家亡、动乱不安的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动乱的年代也赋予了人们一种抗争的精神。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旋律是“启蒙”与“救亡”，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救亡”才能代表时代的最强音，也就是说，“救亡”往往压倒了“启蒙”。正是在这样一种举国上下积极迫切探寻救亡图存之路的时代背景下，争取生存与独立，追求富强和民主，成了每一位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理想和庄严崇高的使命。左宗棠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动荡不宁的时代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时代赋予他重大的历史责任，他也没有辜负时代对他的期望。左宗棠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这就是要扭转中国国势衰颓的现状，使其重新回到世界强国的行列。幼年的他刻苦上进，积极进取，苦练本领，不忘国耻。成年后，左宗棠更是雄心不渝，志气不减，他不但拥有开阔的眼界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始终保持脚踏实地的作风，谦虚谨慎、步步为营，这些因素汇合起来，终于促使左宗棠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晚清阶段能够决定中国命运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可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顺时势”。作为晚清军政要臣、湘军著名统帅、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将领和洋务派的重要领袖，左宗棠不仅在政治上富有远见卓识，军事上善于深谋远虑，而且他还有一颗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一往无前、死而后已的拳拳爱国之心，由此可见，左宗棠不愧是一位集政治家、军事家和实干家为一身的伟大人物。因此，左宗棠也是一位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历史人物。不难发现，有关他的资料和文献已经相当丰富，可以说涉及到了他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及近代化等，由此可以把握左宗棠的主要轮廓和基本形象：政治上成熟有为，不是无能懦夫；军事上稳妥周详，不是纸上谈兵；实践上勇敢坚定，身体力行。可以看到，左宗棠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经世致用政治、军事、经济、改革开放和近代化等方面，都留下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需要指出的是，对左宗棠的研究虽然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围绕他的经世致用思想而展开的研究对全球化经济失衡的现代中国实现工业强国战略极具伟大的时代意义。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思想并非包罗万象，它有自己特定的价值取向。众所周之，“工业救国”、“兴塞安邦”是当时的时代主题，而这一主题也对左宗棠科技思想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价值取向有两个核心方面，一是技术强军，二是军民兼顾。

作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思想一方面来源于这场轰轰烈烈的自强求富运动，另一方面又推动和加速了这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他的科技思想虽然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但也是中国科技思想史上的一笔重要的资源。左宗棠无疑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事业的先驱，他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总起来看，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近代工业技术思想的肇始，中国近代军事技术思想的集成，近代中西科技思想交流的重镇。众所周知，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腐朽的封建专制岁月。中国封建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封闭和排外，特别到了明清时代，闭关自守政策空前盛行，在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要想顺畅地迈出近代化步伐，简直是天方夜谭。直到 1840 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凶残地敲开这个古老国度的大门后，中国才被迫与外界发生了接触和联系。因此，比起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国近代化起步得很晚，而且即便到了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数千年延续下来的封闭的传统和痼习，近代化步伐并没有完全迈开。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才有了明显的起色，这已不只是量上的扩展，还得到了质上的提高。左宗棠作为洋务运动中的一位重要领导者，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近代化运动中，与其他洋务派领袖一起，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序幕，并且取得了卓越的功勋和丰硕的成果。在他的筹划和开拓下，中国早期的、可以被看作近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和工业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它们犹如新生的婴儿，充满朝气和活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也正因此，它们能够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的近代工业技术思想明显地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军事工业技术，二是民用工业技术。他的工业技术思想之所以光彩夺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把军事与民用工业技术结合在一起，使其彼此促进、协调发展。这也说明，他能够深刻地把握两者的重要性，懂得只有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发展和利用工业技术。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例如，在选择开发某种军事工业技术时，左宗棠总会自觉地思考能否借此机会，一同发展民用工业技术，从而节省资源，获得更大效益。“1866年左宗棠在请设造船厂时，提出就附近兼产煤铁处所，开炉提炼，以省费用。清廷全予批准。于是马尾船政局的设立，连带也决定了开采附近煤铁矿的原则。”“1866 年左宗棠在筹建马尾船政局时，就考虑到就近用鸡笼山煤炭作为船厂和轮船的燃料。”

作为洋务运动的几支重要推手之一，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相互照应、密切配合，联手打造出一幅中国近代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军事技术蓬勃发展的图卷。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军事技术工业由点延伸成线，又由线拓展为面，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正如王其坤评价的那样，左宗棠在开创中国近代军事技术工业方面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功绩就是，在他的总体设计和积极筹划下创办起来了福州船政局，它之所以意义重大是由于它的建立加速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借助法国技术力量创办的军事企业。当时，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中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晚清中央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束手无策，它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不堪一击，因此不得不允许地方汉族督抚自募军队、自筹军饷来镇压农民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政府统治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从而严重影响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而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取得了比中央政府更大的实绩，并且逐渐掌握了地方的军权、财政权和决策权，因而权力大大增强，形成了一股能够与中央对抗的强劲势力。左宗棠就是适应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而成长壮大起来的以为地方官员。左宗棠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因而他的忠君爱国思想特别浓烈，对农民起义抱有很深的仇恨。另外，由于他科举考试接连失败，决意不再走仕途之路，进而潜心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并在此过程中受到林则徐、贺氏兄弟和陶澍等人的影响和器重。在他们的推荐下，左宗棠先后入驻张亮基、骆秉章和曾国藩幕府，协助他们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且取得了成功。由于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取得胜利，再加上这些督抚要员不断向清政府上奏他的功绩，因而清政府决定开始重用左宗棠，先后让他担任浙江巡抚和闽浙总督以便镇压起义。左宗棠不负清政府厚望，最终肃清了起义军。就这样，时代的需要（镇压农民起义）把左宗棠推上了地方督抚要员的宝座，这为他后来创办船政奠定了权力基础。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开始注意到船炮的作用，当时，他认为要抵御外国的侵略和经济扩张，要发展民用工业实现“自强”，必须自己设局制造轮船。但因为自己当时没有权力，因而他的建议也不会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采纳。但是从那时起，造船就一直是他考虑的重要课题。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开始真正接触西方船炮，直接感受轮船的好处，这更加坚定了他造船的想法。到此时，他已是手握地方督抚大权的举足轻重的政府官员，其建议和想法可以对清政府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凭借这些资源，他在浙江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就开始上书总理衙门提出制造轮船的主张，他还利用自己在“借师助剿”过程中与之建立起一定关系的法国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的帮助，商讨自造轮船的计划。但因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太平天国，造船的事情不得不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当他肃清太平军的余部后，就开始考虑正式试制轮船。当时，外国人员劝说清政府“借法自强”，企图控制中国，清政府让各地督抚筹划以免大权旁落，一些地方督抚要员和洋务成员都支持自造轮船，因而，左宗棠借助这个时机上奏总理衙门，指出外国控制中国的意图，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报告。由于这个奏折适合清政府御侮的需要，因而不久就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左宗棠从此就开始了自己创办船政局的实践。

左宗棠创办船政局不可避免遭到各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反对一切新事物的顽固派就认为创办船政局是浪费财力，因而极力进行阻挠。我们都知道当时晚清中央政府的统治者大部分都是顽固派的首领，因此一些顽固势力的阻挠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央政府对船政局的态度。每一次阻挠，中央政府对船政局是否继续创办都会出现动摇，但最终都会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势力的争取下继续办下去。势力如此之大的顽固派依然阻止不住船政局的向前发展，这说明以左宗棠为首的洋务势力代表了当时晚清社会的发展方向，这股力量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势力的兴起，大大影响了晚清中央政府权力的实际运作和当时的政治格局。晚清中央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独揽大权，严格限制地方督抚权力；相反，他们在应付内部动乱和外来侵略时不得不依靠这些洋务势力。至此，清政府“王威素重”的中央集权开始向“内轻外重”的中央与地方双重权力结构转变。左宗棠只是晚清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一位地方督抚，虽然以他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势力逐渐增大，并且晚清当权者需要依靠他们来维持统治，但他们仍是忠于晚清皇权统治的臣子。因此，作为权力主体的左宗棠所拥有的权力即使在其督抚地也是非常有限的。就船政局而言，由于实际操作权掌握在左宗棠之手，因而我们视他为权力主体。只是在晚清复杂的权力格局中，他对于权力的具体行使，往往代表着不尽相同的权力主体，在应对顽固势力的阻挠时他行使的权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代表的是洋务派的权力。因此我们会发现，每当顽固派的阻挠给晚清中央带来动摇时，沈葆桢、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要员都会出面帮助左宗棠向清政府陈述利害，使船政局得以继续办下去。在应对外来侵略势力的破坏时，在某种意义上讲，左宗棠还代表了晚清中央国家的权力。不管晚清中央对外来侵略势力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但总体来说，对于外来侵略者，他们始终是痛恨和反对的，对于外国势力企图控制中国的船政局，他们同样是反对的，只不过直接与之交涉的是以左宗棠为首的地方势力。当外国势力向左宗棠施加压力时，中央政府就会支持左宗棠进行抵抗；当他们直接向中央施加压力时，中央政府就和地方督抚势力一起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才能够以晚清中央政府权力为后盾，阻止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的船政事业。左宗棠是经世致用的权力主体，船政局自身、外国侵略者和晚清中央在创办和掌控船政局这个具体事项上都是权力客体。权力主体和客体是相对而言的，政治权力主体就是在同其他政治实体的相互作用中处于主导地位和具有政治能动性的一方。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是动态地发展变化的，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左宗棠创办船政局，掌握船政局的实际运作过程，维护船政局的发展，在船政局中实现他权力的行使，船政局相对于他来说是他行使权力的客体。左宗棠在总督闽浙后，利用洋务派势力的影响和一些督抚的支持以及晚清中央抵御外侮的思想，使晚清答应并支持把自己造船的思想付诸于实践，就其使清政府服务于自己的目标而言，左宗棠是权力主体，清政府则变成了权力客体。左宗棠利用洋务派和晚清中央权力作为支持后盾，抵御英法对创办船政局的阻挠和破坏，防止他们掌握船政的控制权，粉碎他们控制中国造船事业的图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国侵略势力就是受左宗棠这个权力主体作用的对象，即权力客体。当然，这样的关系模式只存在于创办船政局的具体情景下。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体系的正式建立并得以迅速发展，是以 1865 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和 1866 年左宗棠、崇厚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这四大兵工厂的建立为标志的。”当然，创建福州船政局只是左宗棠军事技术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进一层说，这虽然可以视为他的军事工业技术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但并不能忽视或抹杀他的其他的重要实践活动。我们知道，左宗棠的军事技术思想颇为丰富，一方面因为他善于因地制宜，每当职务变更，总会根据新的管辖地域的地理环境或社会条件等具体情况，合理地发展军事技术；另一方面，由于他非常重视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结合，因此，他的军事技术思想又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综上所述，左宗棠不仅是晚清掌控强大军事力量的几根支柱之一，还是中国近代军事技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之一。在对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梳理过程中，不难发现，左宗棠是一位拥有广阔的胸襟、宏远的眼界和超前的理念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在学习、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中，表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和杰出的才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上。虽然他的这种开放与包容精神是建立在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秉承这样一种谦逊的学习态度，是由于他深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自立自强的本领，才能为中国有朝一日追上西方先进国家铺平道路，但是，这种思想和胸怀在那个闭关自守之风极端盛行的封建王朝里，毕竟已经难能可贵了。左宗棠的开放视野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他十分重视中西科技交流，尤其，他高度重视外籍教师的作用并且坚持聘请了大批外国教员。正如前文所述，在聘请这些“洋老师”的过程中，存在很多曲折和干扰，但是，左宗棠始终坚持聘用政策，积极突破外交瓶颈，努力排除各种困难，并且给外籍教师提供了相当丰厚的物质报酬和生活待遇，使他们能够安心、尽责地在福州船政学堂“传道、授业、解惑”。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应聘于福州船政学堂的外籍教师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由于他们对西方科技的发展状况和西方社会的风俗人情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们能给中国学生带来丰富的知识和新鲜的观念。船政学堂不仅引进外籍教师，同时还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这样既带进来，又走出去，双向交流，沟通顺畅，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交流机制。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个双向交流平台虽然是在沈葆桢手上最终搭建完成的，但若要追根溯源，仍需归结到左宗棠当初的各种努力上，毋庸置疑，左宗棠在中西科技交流方面打开的突破口，为后来的良好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左宗棠不愧是近代中西科技思想交流的重镇，他不但对中西科技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不仅对晚清时期乃至近现代中国的各项事业产生过重要的实践意义，即便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发掘、提炼和吸取某些重要的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工业强国战略提供某种有价值的借鉴和指导。

进入21世纪的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了发展的步伐，货物和服务可以更自由的在世界各个国家国之间流动，金融市场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和有效，国际间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多，交通运输速度加快的同时价格却又降低，贸易自由化逐步加深，这一切都是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基本要素。然而贸易的自由化、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并没有带来和谐的世界经济增长，相反，由于世界上不同要素流动的不对称，国与国之间在谈判博弈中的力量的不平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国与国之间竞争力的不同，反而使得世界经济的失衡变得愈加严重。到目前为止，全球性的经济失衡已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而告终，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一枝独秀转变为美国、日本、德国三国鼎立；第二次全球性的经济失衡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主要表现为美国与日本的贸易不平衡，美国通过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升值，引发了日本泡沫经济，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着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影响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话题。此次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与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贸易不平衡，随着贸易差额的逐渐扩大，失衡的程度不断加深，产生的影响也涉及到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各个领域。目前，全球经济失衡使美国贸易赤字激增，美元逐渐贬值，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美国经济的异常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更为现实的是，作为此次失衡中最大的顺差国，中国经济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外汇储备激增、人民币逐渐升值、流动性过剩、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的今天，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正在变化中的世界经济格局，看清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因此世界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与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息息相关。在当前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世界经济的低迷势必对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世界经济失衡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调整世界经济失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调整中国经济以保持其稳定快速发展?通过对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的探索对当今世界经济的失衡现象进行分析，找出其发生的机理与原因，并试图探索在世界经济失衡条件下我国经济应该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全球经济失衡的严格定义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统计上，我们应该同时考虑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并且相应设计出指标。基于此，把全球经济失衡定义为:当今全球经济失衡是由美国主导的，在宏观层面直接体现为国际收支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和主要经济体的内外经济失衡;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中国经常账户大量的盈余和美国经常账户大量的赤字。因此将主要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当今引领世界经济的大国入手讨论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在目前世界经济体中，一国宏观经济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国际收支，它的状况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和就业。凯恩斯认为，每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要追求贸易顺差，只有这样货币供给才会增加，才能进一步刺激国内投资增长，相反被迫用外汇储备来填补逆差，其结果就是投资减少，经济衰退。这次金融危机使得世界权力系统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许多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机会，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地位越发明显，同时美国依然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无论在拉动世界经济还是其发达的金融系统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全球经济失衡是主要是指全球范围内国际收支、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结构的失衡，同时也包括经济体自身经济的失衡。因此有必要从这两个国家内部来找到经济失衡的表象，重点分析美国的经济失衡对中国的重大影响。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中国经济失衡。中国的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主的模式使得我国进出口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同时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首先，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制造业的中心逐步由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许多生产加工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他们首先通过购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来生产商品然后再将他们生产的商品卖到世界各个发达国家去，中国的出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二作为世界工厂的我国位于国际产业链条的最末端，我国仅仅能获得加工贸易利润的非常小的那个部分;第三，我国经济发展还是以资源耗费的粗放型为主，主要依靠房产、机械、汽车等等高增长行业来推动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我国发展工业带动了钢铁、机械、建材和化工等产品的大量需求，其直接结果导致了中国国内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面临瓶颈，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国际资源。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也因此上涨。中国的国内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投资结构失衡、储蓄、消费结构失衡、出口结构失衡、双顺差。

世界各个国家的学者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展开了激烈争论。从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看，经济失衡始终存在并有日趋恶化的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产生的，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任何调整都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出现混乱。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局面的维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外来资本的可持续流入。资本的大量流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美国获得了更多资金，这为美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第二，这些资金的大量回流使得美国在股市、房地产等领域出现经济的泡沫经济，美国等发达国家只有在这些资产泡沫能顺利地软着陆的情况下，失衡局面将会持续。相反，全球经济将会受到美国资产泡沫破灭的影响，失衡局面将会得到遏制，但是这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沉痛的打击，世界经济也将放慢增长的脚步。全球球经济失衡在长期趋势下很难预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但是为了保证美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在，短期内各国政府必将采取相对缓和的办法来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因此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全球经济失衡必将持续存在。这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不仅使得美国经济受到影响全球经济也不得不放下增长的脚步，新一轮的调整即将开始。随着美国国际贸易逆差的逐渐增加，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不断扩大，它不仅影响到主要失衡国家美国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国内的经济运行，还波及到其它国家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并重点把全球经济失衡的产生和持续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联系起来。第三，目前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金额也在飞速增加。作为交易媒介，国际货币的需求量也理所应当地逐渐增加。虽然牙买加体系建立了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元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货币。世界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国际货币美元供给量的增加，而贸易账户的赤字正是美元供给增加的最重要最直接的途径。因而只要国际货币由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全球经济失衡就必定会存在，而失衡的程度和结构与作为国际货币的主权国家货币的种类有关。第四，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来看，美元的霸权地位、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都与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有潜在的关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并没有因长期的贸易赤字而受到巨大的损失，甚至还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的收益，这增加了失衡的可持续性。东亚国家与美元向联系的汇率制度使其贸易盈余转变成巨额的外汇储备，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加速了东亚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步伐，为其巨额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资金从贸易顺差国源源不断地输往贸易逆差国，成为失衡持续的重要内在原因。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性金融危机救助的迟缓和对受援国苛刻的贷款条件，使金融体制还不健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积累外汇储备而增加出口。这也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潜在原因。

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从目前的趋势分析世界经济面临着日趋恶化的风险。在此大背景下所有关心世界经济发展的政要和学者都应将注意力集中到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上来，通过分析美国的经常账户可以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到美国经济失衡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的危机的可能，所以提前准备和调节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缩小、美元汇率的波动以及全球金融市场资本泡沫的风险给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带来了挑战。目前中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张，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所以中国经济首当其冲会受到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影响。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而且也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

(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作为中国出口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出口量以及出口市场将会随着美国减少支出而大受影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出口商品数量变少。中国出口的货物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加工贸易企业，其科技含量相对高，所以即使外需下降，这部分出口仍将保持相对的稳定;二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内生性出口增长。民营企业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比较强劲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面对危机的调整适应能力也比较强，其出口势头仍将继续保持下去。从出口来看，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放缓，主要是受美国国内消费需求急剧下降的影响。其中，大量的传统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进入瓶颈，而具有优势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也有所下降。大部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回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出口结构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因素，并同时具有结构刚性，所以只要中国的出口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就难以改变中国贸易顺差的局面。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又开始重新抬头。美国逐步通过“两反一保”政策来缓解对华的贸易逆差，其所涉及的产品种类、品种齐全，除了传统的纺织品、钢铁，这次还涉及到化学药品、彩电等商品。这使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削弱，直接冲击了中国受此限制和制裁的产业。金融危机后，美国贸易保护浪潮再度上演，例如美国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提出了“购买美国货”最是典型的贸易保护条款。通过该条款要求美国在建设公共工程项目中只可以使用美国制造的商品。这将对我国许多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充足的外汇储备不仅可以稳定国内金融市场的秩序，也可以提高本国货币的对外信誉。但外汇储备水平又容易在一个开放市场中受到其主要构成货币波动的影响，货币当局的政策独立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将会受到影响。中国在1997年之后，外汇储备保持逐年的稳步增长。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在世界经济不景气而遭受贬值的时候缩水是必然的，然而如果贸然的改变外汇储备的持币结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抛售美元资产又会加速美元的贬值，这是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两难境地。如何在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国内储蓄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价值损失，是货币当局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对人民币的影响。美元贬值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和升值预期。一些学者曾经不断指出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汇率他们指出人民币被大幅度低估，并且强烈要求人民币迅速升值。对于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的我国来说人民币升值不是简单是汇率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经济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增长的重大问题。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出口数额的减少，通货的紧缩以及失业人数的增加。在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不利的条件下，由于货币政策调整的利率空间有限、中国财政赤字正在扩大以及房地产泡沫开始出现等，对中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将会因人民币的升值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因为美国在经常账户处于失衡状态，美国应该通过增加出口或减少进口来有效地减少经常项目的赤字。由于美国经常账户失衡已经非常严重，因此扩大出口、抑制国内消费将是美国平衡过量进口的最佳途径。无论是减少国内消费还是扩大出口都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次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许多政策都要求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更多的政府采购选择更贵的国内产品而放弃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因此这对中国那些出口企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五)对中国资金流入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中国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因此许多预测人民币将会升值投机者主要是利用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异和汇率差异将大量的国际游资带入中国进行双重无风险套利。

(六)对中国储蓄和消费的影响。中国完成了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消费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主要是依靠投资方式。究其原因，政府重投资、轻消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很明显投资的增长的步伐落后于储蓄的增长步伐，这就导致了经常项目的顺差的扩大。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将会减少中国产品的外部需求，这就表明中国应该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并且将内需拉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这也意味着中国将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

三、世界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可以选择的战略途径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机构针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措施，其核心思想有两点，第一，通过汇率变动，即美元的相对贬值达到调整的目的;第二，通过经济失衡国家的内部结构调整，产生协调效应来达到平衡的目的，如美国提高储蓄率、亚洲国家提高消费水平，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上述解决方案体现了失衡国家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短期上具有一定的政策效力使经济重新恢复均衡，但上述方案忽略了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即非对称金融市场引发亚洲新兴国家对美国金融资产的超额需求，以及解决失衡所产生的成本，无法从本质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甚至会使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恶化。因此应该从全球资产组合的供求均衡上寻求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方案。

（一）汇率的调整:美元相对贬值，该解决方案是基于汇率估值效应假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通过汇率调整贸易双方的国际收支;第二，通过汇率变动降低美国的对外净负债。首先，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不是由贸易失衡产生，美国与亚洲新兴国家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产品的异质性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加工贸易对汇率变动缺乏弹性决定美元贬值对当前失衡的解决作用不大。其次，在可重复博弈的框架下，美元贬值策略所带来债务缩水一次性收益必将以后续亚洲新兴国家的报复策略所产生的损失抵消，甚至逆转。美元凭借其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采取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策略无疑会加大发展中国家的外部风险，发展中国家亦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如坚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不变，进一步加大外汇储备以抵御外部冲击，从而加剧全球经济失衡。最后，亚洲新兴国家货币主动升值将会对全球经济失衡恢复产生积极作用。一直以来亚洲国家对本国的汇率有较强的干预，采用单一盯住美元，盯住一揽子货币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借以维系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双顺差”的局面使这些国家面临本币升值的压力，这些压力一方面来自逆差国政治上的院外游说;另一方面则是这种外向经济模式的脆弱性;亚洲新兴国家之所以保持强劲的出口是以美国旺盛的消费经济模式为前提的，一旦这种消费经济体系瓦解，进口需求将急剧下滑，将会造成对亚洲新兴国家出口产业的巨大冲击，使经济陷入衰退;与其造成经济上的“硬着陆”，不如渐进的进行汇率改革，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将经济增长重心从出口部门转移至消费、投资部门，实现内、外部经济平衡。

（二）失衡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过剩的储蓄为美国不断扩大的投资一储蓄缺口进行融资，因此调节经济体内部的失衡结构是解决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关键。美国的具体措施包括:第一，提高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指美国居民的自主储蓄增加，通过出台相关鼓励储蓄的经济政策进行调节，如减免利息税;另一方面，削减美国的财政赤字，提高美国的政府储蓄，降低债务一GDP比例，稳定投资者的预期防止资金外流导致的美元破裂性贬值。第二，降低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意愿。消费需求的降低有利于减少进口需求，从而改善贸易账户。可以采取紧缩的信贷政策，提高个人信贷标准，加强对银行授信额度的监控。第三，逐步改善美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老龄化社会向中青年社会过度，颁布相关福利政策以鼓励生育，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以达到提高储蓄的目的。第四，亚洲新兴国家应该降低储蓄，刺激消费。要改变亚洲国家传统提倡节俭的消费理念，通过发行消费券，丰富个人消费融资渠道，简化流程，提高借贷效率以达到鼓励消费的作用。增强个人风险的社会分担机制，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对医疗，教育，居民住房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受众对象面向中、低收入有强烈消费意愿的群体，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但各经济体内部的调整没有触及到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亚洲新兴国家对美元资产和美元储备的依然不减，美国要主动放弃在世界范围内铸币税的好处是困难的，缺乏提高储蓄的动机，美国的低储蓄率难以改观。此外，美国和亚洲新兴国家内部调整成本分担的不对称性是阻碍上述解决方案实施的原因。美国提高储蓄在短期内的紧缩效应可能被美元相对贬值的扩张效应所抵消，总体上无损于其经济发展;而顺差国则不仅遭受本币升值和由美国紧缩政策导致的双重紧缩效应，而且还面对国内经济调整和汇率动荡的风险，因此会进一步强化美元霸权，最终使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恶化。

（三）基于资产组合供求均衡的解决方案，从资产组合供求均衡角度看，解决全球性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现有的资产组合的供求关系，降低亚洲新兴国家对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具体有如下措施：1.降低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外部脆弱性是降低对美元资产需求的关键。亚洲国家金融机构薄弱，金融市场不完善，加之政府长期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使这些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根据外部脆弱性的产生原因，应从两方面入手:首先，要求这些国家提升本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加强和推进市场制度建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增强适应各种外部冲击的能力;其次，通过推进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来适度减轻对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冲击压力。当前对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安全构成巨大冲击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投机性资本的冲击，二是世界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因此，相应对策是以IMF为代表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国际投机性资本的监管，并推进世界各国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合作。另外，推进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在稳定汇率方面的协作，使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保持相对稳定性。2.增加和重新分配SDR，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因为SDR是当今国际储备中唯一人造的非主权国家货币，SDR的发行不仅可部分替代美元储备，而且可以大大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成本，进而降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多样化投资组合，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减少对美元资产的需求。3.推进区域性的国际货币合作。区域性国际货币合作可以在一个有限区域内为一国的国际经济交往提供稳定的货币环境，它不仅有利于减少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而且有可能通过区域性货币合作水平的提高创造出如欧元这样的区域性货币，从而提供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供给，增加新的货币资产。4.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有利于提高欧元、日元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中的比例，从而有利于减少世界各国对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综上所述，认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漫长、充满矛盾，摩擦和协调过程，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还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明智的选择是力所能及地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健全金融制度，保持国内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四、从左宗棠的军事工业思想看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工业强国战略

左宗棠的军事工业思想是指武装力量用于实施和保障战斗运行的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的统称，通常分为战斗装备和保障装备，战斗装备是指在军事行动中直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和破坏敌人各种设施的技术手段，保障装备是为了有效使用战斗装备所必需的军事技术器材。我们这里所用的武器装备，主要指的是战斗装备。而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怎样应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怎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左宗棠在其三十多年的转战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武器装备思想，如继承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创建军事工业、加强国防建设、注重人与武器的结合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实现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等等，并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在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推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左宗棠虽然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员，积极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但是另一方而，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他毅然走上反抗外国侵的道路，也是很自然的。通过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了解和认识，左宗棠成为魏源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坚定的继承者。二、“藉外国导其先”，实现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的战略任务左宗棠的中国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思想是受鸦片战争的影响而来，而其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实践的最大成果—福州船政局的创建也源于此。1840年，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时，他就提出了“造炮船火船”考这个问题。同治三年(1864年)，他在杭州把试制的蒸汽轮船放在西湖中试航，又和法人日意格与海疆官绅屡谋造船，最后在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的奏折。这个设厂造船方案的酝酿与筹划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思之十余年，谏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己三载”。为了迅速办好福州船政局，他不走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缓慢发展的道路，而向法国购买机器，雇聘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迅速建成我国近代第一个造船的综合企业，使中国造船业由旧式木质风帆船一跃而成为近代机器动力船。这是中国造船业的转折点。这样就开始改变了我国当时只有木船、没有新式船舰的落后状况，增强了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实力。三、“精求枪炮”下的西北军事工业的发韧左宗棠不但主张要通过自强来自己制造近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强调要迎头赶上，在制造技术和设备上不断加以改进，以逐渐取代向外国购买枪炮。这一点在左宗棠进军西北后对于兰州制造局的创办上就有明显的体现。四、左宗棠武器装备思想的特点，纵观左宗棠的武器装备思想，有三个方面的特点贯穿其中。首先，左宗棠在倡导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时，强调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性。其次，突出了自强御侮的目的性。左宗棠举办洋务运动、主张实现中国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具有强烈的自强御侮的性质。第三，体现了武器装备建设的全局性。在武器装备方面，左宗棠不仅强调要习造枪炮，而且要造兵轮船只。五、近代武器装备在收复新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在左宗棠的影响和主持下，他所属的部队大量装备了进口或仿制的洋枪洋炮，其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不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征军的面貌:它己是一支具有初步近代化色彩的军队。正像包罗杰所评论的，这支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无论是左宗棠时代的中国，还是欧美今天的发达国家，乃或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制定经济政策的政府，还是研究经济理论的经济学界，都从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必须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2011 年底我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也是基于这样的共识。近些年来，我国虚拟经济表现为“暴利”，金融工程日益成为“显学”，实体经济对于资金、人才缺乏吸引力，这些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对工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重视得还不够。 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推出十大产业振兴与调整规划，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并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正式颁布《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 但是，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 将工业发展问题仅仅从产业战略层面来认识是不够的，我国缺乏的是从基本国情高度和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工业发展问题。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工业大国，正处于一个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过程，那么将我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实际上，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进程一直在推进。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前，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中国工业发展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工业增长的方式以外延为主，资源消耗巨大，环境破坏问题突出， 在中国享受工业发展产生的巨大利益时， 粗放的工业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1996 年，“九五”计划明确地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到集约的增长方式。 1997 年以后，我国开始关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问题，这种关注可以从表 2 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表 2 列出了中国最权威的反映中国工业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历年主题。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除了有一些总结性的主题（包括 1996 年对“八五”计划时期工业发展的总结，2006 年对 “十五” 计划时期工业发展的总结、2008 年对改革开放 30 年的总结、2009 年对新中国成立 60 年的总结）外，《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主题基本都围绕推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展开的，具体包括这种转变本身（1997 年的从数量扩张向素质提高、1999 年的告别短缺经济、2000 年的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2006 年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011年的工业转型升级）、转变的国际背景（包括 2001 年的经济全球化、2002 年的中国加入 WTO、2003年的国际分工体系、2010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转变的关键问题（1998 年的制度创新问题、2003 年的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问题、2004 年的技术创新问题、2005 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问题、2007 年的工业发展效益）。 表 2 中，2000 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中国新世纪战略———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如果以此作为理论界正式提出工业强国战略的概念，那么到现在中国的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进程已经推进了 11 年。在这 11 年中，实施工业强国战略的要求已经反映在党中央 2003 年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6 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中，在“十一五”发展规划、金融危机后提出的“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和“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都体现了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要求，但是，在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设计的实践层面，专门的工业强国国家战略一直没有正式提出。中国工业强国战略，是指基于中国的工业大国国情、围绕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强国这个目标而制定并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实践层面，政府需要制定工业强国战略规划，规划的内容包括使命、环境和条件分析、目标及其分解、实现时间和步骤、具体任务、所需条件、推进措施等。 从战略的科学性看，这个规划要满足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国际竞争性的要求。所谓全局性，要求该战略规划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立足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业发展规划。 所谓系统性， 要求该战略规划从国家系统角度思考工业强国建设问题， 要包括工业强国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科研、教育、行政、社会、文化等。 所谓长期性，要求该战略规划期应该有 10—20 年甚至更长，从现在直到中国成为工业强国。 如果初步设想，在未来 20 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并努力一直保持工业强国的地位，那么战略规划期应该有 20 年，并对 20 年后进行展望。 所谓国际竞争性，要求该战略规划应该动态地考虑到世界各国的竞争战略，，既要立足于国情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立足于世情和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工业现代化一般指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工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强力推进工业现代化，促进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进而驱动整个经济现代化进程。因此，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过程实质就是推进工业现代化过程， 我国工业强国战略的核心任务就是推进我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工业强国战略目标和工业现代化实现目标完全对应起来，可以从现代化时间进程来判断工业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时间。 也就是说，成为工业强国的时间应该就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时间。

工业强国战略、制定工业强国战略规划的过程，是一个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过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仅仅是第一步。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该战略规划的具体实施。 为了保证工业强国战略的有效推进，一方面需要严格按照科学的程序，即计划—实施—检查—处理的循环（PDCA 循环）来开展工作， 另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体系保证。 由于近些年工业粗放增长造成了诸如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大等一些不良影响，加之工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风险较大，在资金、人才和土地等要素供给方面，工业相对于虚拟经济处于弱势。 因此，工业强国战略政策导向的重点，一方面应该有利于各种资源流入实体经济，支持工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应该有利于充分发挥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规范金融活动，打击各种投机行为。 具体的政策导向要求是：在财政政策上，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对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以及对于小微企业的发展，给予财政支持，包括结构性减税和各种政策性专项基金支持。 连续多年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我国财政应该在建设工业强国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金融政策上，要在金融制度、金融结构和监管方式等方面深化改革和加强建设，逐步形成支持创新型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撑体系， 包括探索建立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 各种形式的创业投资体系、资本市场体系等。 金融体系建设，必须将规范放在首位，必须以有利于发挥虚拟经济优化资源配置作用、服务于实体经济为目标，不能够再出现一方面工业经济融资难，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流动性却十分充沛的不合理现象。在产业政策上，要明确优先发展现代制造业，提高工业现代化水平，尤其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 虽然在未来（大致应该在 2020 年以后），全国整体到了后工业化时期，制造业比例会逐步下降，但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制造业比例也要保持在 30%左右。 对于服务业而言，发展的重点是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售后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些服务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促进工业的效率改进和转型升级。在价格和收入政策上，一方面要扭转虚拟经济部门大量侵蚀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如银行业平均利润远远高于制造业，以至于银行家都不好意思）、上游垄断性基础产业大量侵蚀下游生产性产业利润的现象，提升实体经济创新盈利空间；另一方面要将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要形成劳动致富、实业致富的收入政策环境。在竞争政策上，首先要打破行政垄断，鼓励民营企业进入，保护实体产业的生产积极性。 行政垄断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工业大国的形成，但不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利于工业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另外，要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和行为，严厉打击各种市场投机行为，遏制通过投机炒作行为获取暴利。在人才与创新政策上，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向工业创新发展流动，另一方面要推进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改革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使我国人才管理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和科技管理体制更加适应我国工业强国战略的实施。从长期看，通过上述政策体系的逐步实施，会促进工业强国战略实施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最后才会逐步形成有利于工业强国战略实施的社会氛围。

五、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工业强国战略对策

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看，如果出现一些干扰因素(如经济危机等)造成了亚洲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出现了美国经济增长率高于亚洲新兴国家的情况。或者，亚洲新兴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高经济增长，之后逐步下降，并趋于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状态，这些情况都将会恶化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由于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必然导致该区域内的需求下降，而美国区域内的需求上升，致使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恶化。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获得了高速的发展，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目前在数量上己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这一切的成就都依赖于出口的增长、巨额的投资以及制造业的发展。这次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给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中国不能再单纯依靠出口、投资、制造业来获得外汇，而应重视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结构，更好的处理全球经济失衡。

（一）对内改变增长方式，中国的快速崛起必然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使世界经济能够承受住中国崛起可能产生的冲击，中国应该采取减少资源消耗并依靠内需的新型经济增长方式代替传统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指出的是，构建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更需要的是人力资源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第一，扩大内需，切实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众所周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所以应该首先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城市化无疑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这是因为城市化过程有利于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以及减少农村人口，特别有利于扩大内需;第二，与农村居民比起来城市居民具有更大的消费能力和交易潜力，而且还可以大幅增加居民服务需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许多的服务属于非贸易品，所以随着服务业的日益发展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困扰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不足这一长期问题将会得到彻底的改善;第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只有当居民被大规模地聚集到城市的时候，其规模效应才能最大限度地被实现。这样公共品消费过程中所需支付的额外费将会减少，而这笔被政府挤出的费用可能被城市居民用来增加对私人物品的消费，从而进一步扩张内需;第四，如果中国的人口梳动及其在城市的规模积聚是根据市场力量所安排的时候，在更接近国际市场的中国东部地区会因为而涌现出更多的中心城市，他将非常有利的缩小东西部二元经济发展的差距。转变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产品结构制造业的加工贸易是中国近些年贸易顺差产生的主要来源。由于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拥有着世界最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机遇，积极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依靠自身的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然而这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可以在经济发展初期快速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符合自身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这种出口产品结构使中国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我国应该进行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主导转化为资本、技术型占主导。因此，中国不仅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现有出口规模还要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上作为出口贸易扩张的着眼点。

（二）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完全与黄金脱钩，而当今的世界货币体系仍是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霸权体系，因此美国单方面的意志决定了美元的供给量。因为实际上世界的汇率水平操纵在美国的手中，所以在今天的世界货币体系下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均衡汇率，其实，美国手中的“主权均衡汇率”才是决定世界经济增长轨迹的主要力量。全球其他国家的货币当面临强势美元时都不得不贬值，这与它们经济基本面的好坏没有关系;相反如果美国决定选择弱势美元，即使其他国家在经济基本面是非常差，但是这些国家也不得不选择升值。因此，在一个国家选择本币汇率这一问题上，与美国进行的博弈可以等同于与市场进行博弈。所以美国决定了真正的均衡汇率，购买力平价或者由市场供求力量并不能起决定的作用。所以根据传统的均衡汇率来发展自己同其他各国的经贸关系不是最佳的选择。相反，中国应该采取紧紧钉住世界霸权货币美元的策略，其实这也是一种符合“纳什均衡”原理的策略，这种策略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有以下三个好处:第一，从存量角度来说，如国采取紧盯美元策略可以保证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不会贬值;第二，从流量角度来说，作为一个高增长而非主导世界中国与美国进行汇率的双边博弈时候，无论采用搭便车的固定汇率或者采用钉住的汇率制度都是比较有利可图的;第三，如果采取钉住美元汇率的做法可以通过贸易谈判或贸易战来加以解决中美贸易差额问题。

综论

左宗棠一生崇尚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以上筹国计、下利民生为己任,这主要是受他所处的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和他早年贫寒的家境,儒家思想的熏陶,经世派人物的影响及其早年所学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都是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作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思想一方面来源于这场轰轰烈烈的自强求富运动，另一方面又推动和加速了这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他的经世致用思想虽然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但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笔重要的资源。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左宗棠即便能够在外界刺激下突破某些传统思维的束缚，注意到了科技的巨大价值，并且积极地发展和利用科技，但他毕竟还处在那个时代中，因此必然不能摆脱时代的印记，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需要强调的是，在褒扬可贵之处和时代意义的同时，显然不能回避对历史局限性。左宗棠无疑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事业的先驱，他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总起来看，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近代工业技术思想的肇始，中国近代军事技术思想的集成，近代中西科技思想交流的重镇。我们通过对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分析，对今天中国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乃至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分别从宏观层面因素和微观内部因素的角度对全球经济的失衡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全球供求结构不合理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而主要经济体的内部失衡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进行分析;再次探讨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可能的办法，并分析了这些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本文最后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办法，中国应该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放在首位，同时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改变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在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同时，最终使经济达到内部和外部的均衡。随着美国贸易赤字和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各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能否得到缓解不仅关系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国内经济运行，还对世界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出发，从美国、中国和世界经济三个角度分别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原因。进而又阐述了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失衡对美国、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把全球经济失衡与当前的工业体系联系起来，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将工业发展问题仅仅从产业战略层面来认识是不够的，我国缺乏的是从基本国情高度和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工业发展问题。中国的现实基本经济国情是“工业大国”，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基于这样的国情认识，世界工业强国的特征和指标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是以建立工业强国为目标的工业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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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84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