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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欧发达地区的逆全球化现象

发布时间:2020-10-18 19:53
   自2016年以来,美洲地区的美国和欧洲地区的一些欧盟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这些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诸如提高关税、禁止移民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在此方面,美国采取的逆全球化政策和措施更加全面而激烈。北美和欧洲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地区之所以从过去的全球化主要推动者变为现在的全球化反对者,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对世界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影响和结果。从国家层面来说,由于一些国家维护全球化的成本超过了全球化带来的收益,特别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美国在此方面遭受的损失更加严重,因而不愿再继续支持和推动全球化进程。从国家内部来看,全球化给美欧发达地区国家的社会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拉大、族群撕裂、公共安全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以至于国内全球化反对者的力量不断壮大并最后超过了全球化支持者的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讲,全球化在美欧发达地区失去了民意基础。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和欧盟部分国家的逆全球化做法并非短暂的政治策略,而是将持续数年的一个漫长过程。美欧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转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主义的回归;二是民族主义的复兴;三是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人才与技术交流受阻;四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增多。这不仅意味着美国过去所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存在严重问题,而且其逆全球化趋势还将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的变化。
【部分图文】:

框架图,框架,国家,社会


据此,国家净收益和社会净收益可以作为判断国家的全球化态度和立场的两个基本维度(见图1)。当国家和社会都能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时,该国必然支持全球化;如果国家利益相对受损的同时,社会利益又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冲击,那么该国就会表现出逆全球化的态度和立场;如果国家净收益为正,而社会净收益为负,那么该国常常会出现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运动,形成国家政府支持全球化但国内民众反对全球化的对立局面;如果全球化对国家利益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却给社会公众带来了巨大的收益,那么该国往往会出现国家反对全球化而国内公众支持全球化的对立局面。具体到美国和欧盟部分国家来说,长期以来,这些国家无论是在国际安全还是在国际合作抑或全球“人权”保护等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都消耗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但收获的结果是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受损,这必然导致这些美欧国家维护和推动全球化的积极性大减甚至完全消失。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已经给这些发达国家社会的内部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和后果,反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国内诸多社会群体的共识,而政治精英面对这些诉求必须作出回应。与欧盟相比,美国作为全球化秩序维护者和参与者,其所付出的代价更大,国家内部社会所受到的全球化冲击也更为严重,故而在逆全球化转向问题上也更为偏激。

美国制,就业人数,赤字


资本和产业往往向着劳动力丰富、产业集中程度高、基础设施完善、税率低、管制少的地区聚集,而全球化为其实现跨国大转移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环境。但是长期看,一国产业向他国的转移会造成本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本国大量产业工人的失业以及工人工资的长期停滞。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其制造业在此方面受到的全球化冲击尤为严重。例如,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16.1%降为2017年的11.2%,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相比于2000年减少了500多万,就业比重从2000年的13%下降到2017年的不足9%,虽然近几年有所回升,但势头比较缓慢(见图2)。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带来了严重的贸易失衡。例如,美国与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都处于赤字状态。根据美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仅2018年美国就与上述四个主要贸易伙伴的逆差额分别高达4195亿美元、1906亿美元、1687美元和807亿美元。实际上,自1976年开始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的逆差总额不断扩大并长期保持最大贸易赤字国的地位,仅2018年货物贸易赤字就高达8873亿美元,即使服务贸易有2600亿美元的顺差,总贸易逆差仍高达6277亿美元(见图3)。

贸易逆差,美国,赤字,贸易伙伴


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带来了严重的贸易失衡。例如,美国与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都处于赤字状态。根据美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仅2018年美国就与上述四个主要贸易伙伴的逆差额分别高达4195亿美元、1906亿美元、1687美元和807亿美元。实际上,自1976年开始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的逆差总额不断扩大并长期保持最大贸易赤字国的地位,仅2018年货物贸易赤字就高达8873亿美元,即使服务贸易有2600亿美元的顺差,总贸易逆差仍高达6277亿美元(见图3)。显而易见,从产业和贸易角度看,美国是全球化的相对受损者。特朗普总统以提高关税为手段,对中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施压,通过减税等措施号召海外企业回归美国本土,也正是针对长期的产业流失和巨额贸易逆差做出的一种应激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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