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成果的劳动分享是否影响“中等收入陷阱”跨越
发布时间：2021-04-15 16:15
劳动报酬反映了广大劳动者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决定着劳动者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国际发展事实表明,经济发展成果的劳动分享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收入份额越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大,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劳动收入份额处于较高水平且持续提升的经济体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所用的时间相对较短;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所用的时间较长;而劳动收入份额低于50%且呈现下降趋势的国家或地区则未能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实证数据分析进一步发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劳动分享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劳动收入份额越高,人均GDP增长越快,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所用时间越短,越有利于经济体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发展成果的劳动分享在提升劳动者积极性外,还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能力的形成。
【文章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37(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美国、英国1960～2016年劳动收入份额与人均GDP的变化关系
日本人均GDP从1974年的4281美元上升到1981年的10212美元，劳动收入份额从1974年的52.2%上升到1981年的54.9%，人均GDP在12276～20000美元之间时，劳动收入份额趋于稳定，维持在55%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40%增加到1975年的55%（图3）。二战后的日本生产发展迅速，但是人民收入水平低下引发各种矛盾，于是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开展土地改革，使地主的出租地占耕地的面积由1941年的46.2%下降到1949年的13.1%，自耕地比例提高到86.9%；实施劳动改革，颁布《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法律，赋予工会组织合法化地位，在劳动条件、团体谈判权、劳动争议等方面加强劳动者的权利。这些措施改变了收入分配中大资本家、地主等高收入阶层与农民、劳动者之间的悬殊格局。新的企业经营者不拥有或很少拥有股份，依靠工薪收入；形成了以企业工会、长期雇佣等为主要特征的劳资关系。同时，打击垄断、鼓励竞争，降低大企业的垄断利润等举措提高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雇佣者所得比重。1960年日本又制定了“收入倍增计划”，通过政府的强力和持续推动，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促使人力资本不断积累。政府在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政策紧密结合，以促进经济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收入分配差距得到控制。总体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在人均GDP从4000美元向10000美元跃升的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上升趋势，成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在12276～20000美元之间时，劳动收入份额处于波动状态。从中高收入跨越到高收入阶段，韩国用了8年，新加坡用了12年，中国台湾地区用了9年，日本用了14年。并且从中低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增加，最终达到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日本以及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均注重分配，而不是一味信奉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契机，大量吸收外资和技术，快速推进工业化，实现了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典型的快速增长和公平分配良性互动的“边增长边分配”发展模式，顺利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成为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典型，实现了效率与公平。
总体上，以巴西、墨西哥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教育质量较低，阻碍了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经济增长伴随的贫困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脱节，流行“蛋糕论”、“积累优先论”、“发展主义”理论，忽视了经济增长与结构改变、经济发展与人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互动。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新加坡等成功跨越中低收入阶段的新兴经济体和长期处于发展中状态国家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在发展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所用的时间较长；劳动收入份额低于50%，并且这一比例还有下降趋势的经济体，没有能够实现从中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劳动收入份额高且持续提升的经济体成功地到达高收入发展阶段，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阶段所用的时间相对较短，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基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一种理论建构性探索[J]. 叶初升. 经济研究. 2019(08)
[2]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陷阱与综合优势战略[J]. 陆善勇,叶颖. 经济学家. 2019(07)
[3]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J]. 徐常建,袁易明. 经济经纬. 2018(06)
[4]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兼论“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与跨越[J]. 程文,张建华. 经济研究. 2018(04)
[5]劳动力流动、家庭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张安驰,樊士德. 现代经济探讨. 2018(03)
[6]劳动收入份额对个人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影响分析[J]. 张吉超. 统计与决策. 2017(21)
[7]功能性与规模性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视角[J]. 张衔,蒙长玉. 社会科学战线. 2017(06)
[8]要素替代增长模式下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郑猛,杨先明. 南开经济研究. 2017(02)
[9]经济发展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理论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李琦.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6(06)
[10]美国人力资本结构与再工业化的需求矛盾[J]. 张彬,桑百川.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05)
本文编号：3139667
【文章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37(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美国、英国1960～2016年劳动收入份额与人均GDP的变化关系
日本人均GDP从1974年的4281美元上升到1981年的10212美元，劳动收入份额从1974年的52.2%上升到1981年的54.9%，人均GDP在12276～20000美元之间时，劳动收入份额趋于稳定，维持在55%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40%增加到1975年的55%（图3）。二战后的日本生产发展迅速，但是人民收入水平低下引发各种矛盾，于是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开展土地改革，使地主的出租地占耕地的面积由1941年的46.2%下降到1949年的13.1%，自耕地比例提高到86.9%；实施劳动改革，颁布《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法律，赋予工会组织合法化地位，在劳动条件、团体谈判权、劳动争议等方面加强劳动者的权利。这些措施改变了收入分配中大资本家、地主等高收入阶层与农民、劳动者之间的悬殊格局。新的企业经营者不拥有或很少拥有股份，依靠工薪收入；形成了以企业工会、长期雇佣等为主要特征的劳资关系。同时，打击垄断、鼓励竞争，降低大企业的垄断利润等举措提高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雇佣者所得比重。1960年日本又制定了“收入倍增计划”，通过政府的强力和持续推动，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促使人力资本不断积累。政府在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政策紧密结合，以促进经济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收入分配差距得到控制。总体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在人均GDP从4000美元向10000美元跃升的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表现出上升趋势，成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在12276～20000美元之间时，劳动收入份额处于波动状态。从中高收入跨越到高收入阶段，韩国用了8年，新加坡用了12年，中国台湾地区用了9年，日本用了14年。并且从中低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不断增加，最终达到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日本以及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均注重分配，而不是一味信奉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契机，大量吸收外资和技术，快速推进工业化，实现了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典型的快速增长和公平分配良性互动的“边增长边分配”发展模式，顺利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成为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典型，实现了效率与公平。
总体上，以巴西、墨西哥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教育质量较低，阻碍了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经济增长伴随的贫困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脱节，流行“蛋糕论”、“积累优先论”、“发展主义”理论，忽视了经济增长与结构改变、经济发展与人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互动。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新加坡等成功跨越中低收入阶段的新兴经济体和长期处于发展中状态国家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在发展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所用的时间较长；劳动收入份额低于50%，并且这一比例还有下降趋势的经济体，没有能够实现从中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劳动收入份额高且持续提升的经济体成功地到达高收入发展阶段，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阶段所用的时间相对较短，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基于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一种理论建构性探索[J]. 叶初升. 经济研究. 2019(08)
[2]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陷阱与综合优势战略[J]. 陆善勇,叶颖. 经济学家. 2019(07)
[3]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J]. 徐常建,袁易明. 经济经纬. 2018(06)
[4]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兼论“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与跨越[J]. 程文,张建华. 经济研究. 2018(04)
[5]劳动力流动、家庭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 张安驰,樊士德. 现代经济探讨. 2018(03)
[6]劳动收入份额对个人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影响分析[J]. 张吉超. 统计与决策. 2017(21)
[7]功能性与规模性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视角[J]. 张衔,蒙长玉. 社会科学战线. 2017(06)
[8]要素替代增长模式下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郑猛,杨先明. 南开经济研究. 2017(02)
[9]经济发展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理论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李琦.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6(06)
[10]美国人力资本结构与再工业化的需求矛盾[J]. 张彬,桑百川.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05)
本文编号：313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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