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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及关键对策

发布时间:2021-06-09 23:43
  黄河上游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期发展阶段和区域经济的起飞发展阶段,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黄河上游的自然条件特殊性、良好用地的限制性、发展阶段约束性及强烈的平行竞争趋势、弱化的国家重工业基地及其延续的"孤岛效应"决定了其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存在内在的基本逻辑,迫切需探索"反常规"的发展路径。因此,关键对策包括:①基于生态保护和治理需求,持续探索基于承载力且适合国家需求和地方特色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重点推动中心城市/城市群的快速成长,重构生产力空间,构建适合国家战略的生态体系和区域空间结构;②基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基地建设要求,着力建构资源型、战略性、绿色化的现代产业集群,推动传统重工业基地转型,建设地方性、特色化的农产品和服务休闲基地;③基于国家政策、地方情景和流域协同发展需求,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和全球化进程,争取国家的有力和持续支持,逐步建立适应一体化发展的支撑体系,如建立跨省区的综合性、多元化的治理框架,建设流域性基础设施,积极开展相关的制度创新等。 

【文章来源】:经济地理. 2020,40(06)北大核心CSSCICSCD

【文章页数】:12 页

【部分图文】:

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及关键对策


城市尺度的黄河上游“钱纳里”工业化阶段划分

黄河,人口密度,差异性,空间


源于地貌条件的影响、环境容量的限制和水土资源的匹配等,黄河上游存在良好用地的有限性与建设用地需求日益扩张的内在冲突。由于人类活动受气候、地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黄河上游大部分土地实际上并不适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河谷、盆地、滨水地带等适合建设城市和人类居住的良好用地一方面总规模相对于国土总面积而言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这些用地往往也是高质量农田和城乡用地的集中地。事实上,黄河上游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越来越向黄河干流—兰西沿线—宁夏和内蒙沿黄地带的河谷、盆地、平原集聚(图1),这也基本决定了黄河上游的发展格局。这些城市发展及建设用地扩张导致宝贵的耕地资源的大量丧失。例如,兰西城镇群的河谷盆地集聚了城市群内部约30%的人口,高质量社会生活呈“极化”现象,扩散效应弱[28],其中兰州、临夏、白银、西宁等4个盆地的面积都较小,但其经济基础较好,就业能力较强,人口大量集聚和人口密度大[29],如兰州盆地达到了惊人的7 838人/km2,已呈过度集聚现象,城市空间重构的关键驱动力是开发区、郊区化、枢纽建设、城市更新及其容积率大幅提升等;西宁市城区受河谷走向和地形限制,2001—2016年总体向东南和西北的地势平坦的河谷川地扩展[30];宁夏和内蒙的沿黄城镇群,因为地势平坦,城市扩张主要占用了周边的耕地或草原,蔓延式或组团式地向外扩张。因此,在黄河上游人口、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土地利用矛盾仍在不断激化。另外,因为黄河上游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干旱区和半干旱区等区域,其环境容量相当有限,尤其是兰州、西宁等重要城镇所处的河谷盆地的环境治理近20年来虽已得到了幅度很大的改善,但因重工业集聚和人口集中所引致的环境污染治理仍面临较大压力。总体上,黄河上游的工业呈粗放发展模式,资源利用率较低,工业污染加重了生态环境污染;而且,流域内工业清洁作用较弱,对流域内生态空间产生了不可逆的损害[20]。1.3 经济发展阶段约束性、平行竞争趋势严重与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冲突

城市化水平,黄河


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意味着黄河上游处于缺乏真正协同的内部竞争阶段,即事实上存在空间开发失调和开发强度失度等问题,以及缺乏相互沟通和合作,部分存在分散开发和无序开发的特征,导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失衡发展及区域不协调,影响了整体经济的进步[20]。例如,黄河上游重工业的发展演化路径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存在一定冲突。作为我国水能和有色金属等资源的集中之地,黄河上游不仅是1949年以来我国一次能源(煤炭)与二次能源(电力)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和供应基地[4],矿产资源开发促进了矿产开采、加工等相关产业及其链条的发展,而且国有企业迄今居于核心地位等因素决定了白银、包头等资源型城市的兴衰。黄河上游各地级市的经济总量虽处于增长状态,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尤其是偏重的资源型产业比例居高不下(图4、图5),2005年第二产业比重大于第三产业比重的黄河上游城市占比高达50%,2005年后,第三产业比重虽逐年增长,但超过50%的仅有兰州、呼和浩特等7座城市。此外,黄河上游的绝大多数城市的工业仍是以能源、原材料等为主的化工、冶金、电力、建材等传统工业,产业层次较低,资金、技术短缺,资源加工转化能力不高、产品初级低端化[32]。1990年以来,在国有企业设备老化、自身积累减少、经济效益下降及环保投入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黄河上游部分城市的“三废”排放长期不能达标,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例如,密集于白银地区周边的国有大中型冶炼和化工企业,自1950—1960年建成以来,没有进行过大的技术改造,老化的生产系统工艺装备陈旧落后,以SO2为主的城市空气污染、以重金属为主的水污染、以废渣堆放为主的土壤和粉尘污染等结构性污染问题突出。另外,传统产业及其企业的利润空间狭小和各级政府环境保护预算投入低和意志不坚决是城市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33-34],工业废水即使经过专业的排放,对黄河的水资源仍有很大的危害。黄河上游城市人口密集和工矿企业众多,加之其生态环境脆弱,导致了上游地区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尤其是兰州、西宁、白银等河谷型城市。黄河兰州—白银段的污染源以重点工业污染源为主,兼有企业原辅材料中的有机化合物排放,如黄河兰州段水体污染的沿流程污染加重,尤以有机污染较突出,如造成了2003年兰州段油污染事件。另外,随着区内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对水资源的需求持续加大,区内的资源环境处于高负载状态,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水质性缺水或因灌溉等降低了农产品的质量[35]。因此,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遇到了程度不同的困难或挑战。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这些企业的重组或重振,否则区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困难将更加严峻。黄河上游各城市因处于强烈集聚发展阶段而导致区域内部的发展竞争十分激烈,区域内部的协同发展十分困难。实际上,黄河上游的社会经济内部联系松散,呈现自组织的“多中心”的区域空间结构,如各城市经济产业组织并未按流域建构,产业未形成良好的互动交流[36],即流域内的分工体系不足导致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和互补性较弱,不利于实现专业化效率的提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治理形成了比较大的阻碍[20]。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上游的外部产业动力尤其缺乏,即我国东部沿海的产业开始了内陆化转移,但在产业转移的“梯级层次”中,黄河上游城市主要承接来自环渤海或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且多为被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吸引而来的中低端产业[37]。因此,黄河上游城市在国家层面上整体处于落后状态。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质量报告2018》,在城市综合发展质量排名上,兰州、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银川、西宁等城市位于40~100名之间,海东市、中卫市位于倒数行列,在环境质量方面没有一座进入前50名,前100名内也仅有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38]。此外,虽然通过西部大开发、资源型城市转型等中央的政策支持,黄河上游正发育或已形成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三大城市群,这些增长中心承担了国家任务,承接了外部的产业转移,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成为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的龙头,但其辐射力无法覆盖整个上游区域,更难带动区域参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分工与协作[39-40]。同时,黄河上游对外社会经济联系呈现“多向性”,域内不同的增长中心间不能相互呼应、形成联动效应,且城市经济结构多以初级产品为主,但其丰富的资源、资产并没有以输送至中下游区域,而是大多数服务于京津冀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如兰西地区与京津冀、长三角联系密切,宁夏沿黄经济区多与关中城镇群、京津冀联系,呼包鄂城镇群多与京津冀联系[41-42]。


本文编号:322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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