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时空跃迁及收敛趋势研究
发布时间：2021-06-25 06:24
研究目标:揭示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跃迁特征及收敛性。研究方法:基于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其时空跃迁特征及收敛性。研究发现: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时空跃迁类型表现出高度的空间稳定性,时空演变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中国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绝对β空间收敛和条件β空间收敛特征,不同地区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研究创新:将"创新失败""环境污染"因素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框架;采用空间相关性分析探讨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跃迁路径;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将空间因素对收敛性的影响考虑在内。研究价值:有利于缩小区域绿色创新发展差距,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文章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37(05)北大核心CSSCICSCD
【文章页数】：20 页
【部分图文】：
2006～2016年中国各省份绿色创新效率均值的Moran?s I散点图及解析
图2显示了2009年中国各省份绿色创新效率的Moran?s I散点图。可以看出，位于第一象限“高高—高效型”和第三象限“低低—低效型”的省份数量达到21个，占研究样本数量的70%，说明2009年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其中，位于第一象限“高高—高效型”的省份有8个，且以东部省份为主，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海南，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首都高效率圈、以上海、江苏和浙江为核心的长三角高效率圈以及以广东、湖南、海南为核心的环粤高效率圈。位于第三象限“低低—低效型”集聚的省份有13个，且以中、西部省份为主，分别为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西、河南、湖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这些省份创新发展相对滞后，效率水平较低。可见，2009年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这种空间异质性通过“高高—高效型”、“低低—低效型”省份的集聚区域鲜明地体现出来。进一步考察位于第二象限“低高—空心型”、第四象限“高低—极化型”的非典型地区。作为偏离全局正向空间相关性的地区，这两类省份数量相对较少，位于第二象限“低高—空心型”的省份有6个，分别为河北、黑龙江、安徽、福建、广西、贵州。其中，河北虽然与北京、天津等高绿色创新效率省份相邻，但并未有效吸纳其空间溢出效应，形成了效率洼地。同样的情况适用于毗邻吉林的黑龙江，毗邻江苏、浙江、山东的安徽，毗邻浙江、广东的福建，毗邻广东、湖南的广西以及毗邻重庆、湖南的贵州。位于第四象限的“高低—极化型”的省份仅有3个，分别为吉林、山东和重庆。与邻近省份相比，这3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相对较高，但对于邻近省份空间溢出效应较小，辐射带动作用有限。
位于第二象限“低高—空心型”的省份有7个，与2009年相比，新增加了江西、河南、湖北、海南和云南。其中，江西、河南、湖北、云南由“低低—低效型”转变为“低高—空心型”，说明这些省份在发展过程中，绿色创新效率并没有显著提升，与邻近省份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新的效率洼地。海南由“高高—高效型”转变为“低高—空心型”，是由于其近两年绿色创新效率下降所致。与2014年相比，海南2016年的创新产出并没有显著提升，但创新投入却大幅增加。位于第四象限“低高—空心型”的省份仅有重庆，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龙头，重庆持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绿色创新效率，但对周边省份的吸纳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导致其与周边省份的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现象十分突出。针对研究单元在不同时点的空间关联类型跃迁变化，进一步采用Rey和Janikas(2006）提出的时空跃迁方法对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跃迁类型与路径进行研究，空间关联类型可以被归为以下四种：类型Ⅰ是指某一研究单元的空间关联类型不变，其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空间关联类型发生跃迁；类型Ⅱ是指某一研究单元与其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空间关联类型一同发生变化，呈现象限对角线上的跃迁；类型Ⅲ是指某一研究单元的空间关联类型发生改变，而与其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空间关联类型未发生变化；类型Ⅳ是指某一研究单元与其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空间关联类型都没有发生跃迁。由此得出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跃迁类型与路径（见表4），属于类型Ⅰ的跃迁路径主要包括低效型与空心型之间的跃迁，如河北、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北和云南；或极化型与高效型之间的跃迁，如山东。属于类型Ⅱ的跃迁路径中没有发生跃迁的省份。属于类型Ⅲ的跃迁路径主要包括高效型和空心型之间的跃迁，如海南、安徽和广西；或低效型和极化型之间的跃迁，如吉林。其余19个省份属于类型Ⅳ，未发生跃迁。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共享投入关联视角下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差异研究[J]. 钱丽,王文平,肖仁桥.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05)
[2]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研究: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J]. 马大来,陈仲常,王玲. 管理工程学报. 2017(01)
[3]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因素分解[J]. 罗良文,梁圣蓉.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09)
[4]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波及:19982013[J]. 吕岩威,李平. 改革. 2016(01)
[5]中国省际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及其收敛性研究[J]. 李小胜,朱建平.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3(06)
[6]基于绿色增长的我国各地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J]. 张江雪,朱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02)
[7]中国省域科技创新效率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樊华,周德群. 科研管理. 2012(01)
[8]中国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变动及其收敛性研究[J]. 潘雄锋,刘凤朝. 管理评论. 2010(02)
[9]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收敛性分析[J]. 白俊红,江可申,李婧. 财贸经济. 2008(09)
[10]R&D存量、知识函数与生产效率[J]. 吴延兵. 经济学(季刊). 2006(03)
本文编号：3248682
【文章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37(05)北大核心CSSCICSCD
【文章页数】：20 页
【部分图文】：
2006～2016年中国各省份绿色创新效率均值的Moran?s I散点图及解析
图2显示了2009年中国各省份绿色创新效率的Moran?s I散点图。可以看出，位于第一象限“高高—高效型”和第三象限“低低—低效型”的省份数量达到21个，占研究样本数量的70%，说明2009年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其中，位于第一象限“高高—高效型”的省份有8个，且以东部省份为主，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海南，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首都高效率圈、以上海、江苏和浙江为核心的长三角高效率圈以及以广东、湖南、海南为核心的环粤高效率圈。位于第三象限“低低—低效型”集聚的省份有13个，且以中、西部省份为主，分别为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西、河南、湖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这些省份创新发展相对滞后，效率水平较低。可见，2009年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这种空间异质性通过“高高—高效型”、“低低—低效型”省份的集聚区域鲜明地体现出来。进一步考察位于第二象限“低高—空心型”、第四象限“高低—极化型”的非典型地区。作为偏离全局正向空间相关性的地区，这两类省份数量相对较少，位于第二象限“低高—空心型”的省份有6个，分别为河北、黑龙江、安徽、福建、广西、贵州。其中，河北虽然与北京、天津等高绿色创新效率省份相邻，但并未有效吸纳其空间溢出效应，形成了效率洼地。同样的情况适用于毗邻吉林的黑龙江，毗邻江苏、浙江、山东的安徽，毗邻浙江、广东的福建，毗邻广东、湖南的广西以及毗邻重庆、湖南的贵州。位于第四象限的“高低—极化型”的省份仅有3个，分别为吉林、山东和重庆。与邻近省份相比，这3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相对较高，但对于邻近省份空间溢出效应较小，辐射带动作用有限。
位于第二象限“低高—空心型”的省份有7个，与2009年相比，新增加了江西、河南、湖北、海南和云南。其中，江西、河南、湖北、云南由“低低—低效型”转变为“低高—空心型”，说明这些省份在发展过程中，绿色创新效率并没有显著提升，与邻近省份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新的效率洼地。海南由“高高—高效型”转变为“低高—空心型”，是由于其近两年绿色创新效率下降所致。与2014年相比，海南2016年的创新产出并没有显著提升，但创新投入却大幅增加。位于第四象限“低高—空心型”的省份仅有重庆，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龙头，重庆持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绿色创新效率，但对周边省份的吸纳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导致其与周边省份的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现象十分突出。针对研究单元在不同时点的空间关联类型跃迁变化，进一步采用Rey和Janikas(2006）提出的时空跃迁方法对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跃迁类型与路径进行研究，空间关联类型可以被归为以下四种：类型Ⅰ是指某一研究单元的空间关联类型不变，其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空间关联类型发生跃迁；类型Ⅱ是指某一研究单元与其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空间关联类型一同发生变化，呈现象限对角线上的跃迁；类型Ⅲ是指某一研究单元的空间关联类型发生改变，而与其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空间关联类型未发生变化；类型Ⅳ是指某一研究单元与其相关空间邻近省域的空间关联类型都没有发生跃迁。由此得出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跃迁类型与路径（见表4），属于类型Ⅰ的跃迁路径主要包括低效型与空心型之间的跃迁，如河北、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北和云南；或极化型与高效型之间的跃迁，如山东。属于类型Ⅱ的跃迁路径中没有发生跃迁的省份。属于类型Ⅲ的跃迁路径主要包括高效型和空心型之间的跃迁，如海南、安徽和广西；或低效型和极化型之间的跃迁，如吉林。其余19个省份属于类型Ⅳ，未发生跃迁。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共享投入关联视角下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差异研究[J]. 钱丽,王文平,肖仁桥.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05)
[2]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研究: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J]. 马大来,陈仲常,王玲. 管理工程学报. 2017(01)
[3]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因素分解[J]. 罗良文,梁圣蓉.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09)
[4]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驱动波及:19982013[J]. 吕岩威,李平. 改革. 2016(01)
[5]中国省际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及其收敛性研究[J]. 李小胜,朱建平.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3(06)
[6]基于绿色增长的我国各地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J]. 张江雪,朱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02)
[7]中国省域科技创新效率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樊华,周德群. 科研管理. 2012(01)
[8]中国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变动及其收敛性研究[J]. 潘雄锋,刘凤朝. 管理评论. 2010(02)
[9]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收敛性分析[J]. 白俊红,江可申,李婧. 财贸经济. 2008(09)
[10]R&D存量、知识函数与生产效率[J]. 吴延兵. 经济学(季刊). 2006(03)
本文编号：3248682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jingjilunwen/shijiejingjilunwen/324868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