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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

发布时间:2021-08-22 09:58
  文章构建了一个含有中国企业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详细信息的微观数据集,结合2002~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服务型OFDI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OFDI显著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而且投资金额越大,促进效应越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理效率、生产型行业、投资模式是绿地投资的企业从服务型OFDI中获益更大;与纯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大,两者创新效应的差异凸显了在通过"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服务型OFDI的重要地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服务型OFDI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效应""资金流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公司创新。文章研究结论对中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研究. 2020,(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8 页

【部分图文】: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自主创新


申请发明专利的安慰剂检验

趋势图,生产型,直接投资,流量


近年来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服务类投资(下文简称服务型投资①)只占投资存量的25%,1990年该比例接近50%,2015年它已上升到65%。与此同时,中国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如图1所示,从2005年开始,服务型OFDI流量超过生产型OFDI,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增大,尤其2016年,服务型OFDI流量是生产型OFDI的3.6倍。此外,根据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可知,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在国外设立2.43万家服务分支机构,占总境外分支机构数的62%,累计投资额为14 318万亿美元,占总境外投资额的比例高达79%。服务型OFDI规模急速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进入东道国市场的生产率门槛较生产型OFDI而言更低。根据异质性企业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企业节省运输成本,但是需要承担更高的固定成本,因此,为弥补成本劣势,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Head和Ries,2003; Helpman等,2004)。而服务型OFDI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因此,与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使企业能够以相对更低的生产率门槛进入东道国市场。生产率门槛与东道国收入水平有关,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要求的生产率门槛也越高。中国企业生产率没有优势,因此,对高收入发达国家更多采用的是服务型投资方式,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生产型投资方式(1)。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技术、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优势而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服务环节,在这样的背景下,服务型OFDI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服务网络、获取国际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渠道(闫付美,2018),诸如研发、产品设计、管理咨询等具有知识密集特征的服务型OFDI更是直接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接触全球研发资源的机会。那么,中国企业服务型OFDI成效究竟如何?它是否提高了投资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其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服务型OFDI对于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能够为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专利申请,企业服务,企业


我们将非金融类上市企业分为服务型OFDI和非OFDI企业两组(3),然后观察新服务型OFDI企业专利申请数在其投资前后的变化(4)。两类企业从T-8期到T+8期平均专利申请数的变化见图2。可以发现,无论是全部专利还是发明专利,首先,在T<0投资前阶段,新服务型OFDI企业的平均专利申请数多于非OFDI企业,说明存在“自选择”效应;其次,在T<0投资前阶段,两类企业的平均专利申请数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第三,在T>0投资后阶段,服务型OFDI企业平均专利申请数逐渐上升,而非OFDI企业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说明服务型OFDI与自主创新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描述性统计为我们之后使用更严谨的计量方法精确地估计服务型OFDI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提供了初步依据。2.机理分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J]. 毛其淋.  金融研究. 2019(01)
[2]企业集团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蔡卫星,倪骁然,赵盼,杨亭亭.  中国工业经济. 2019(01)
[3]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新证据[J]. 程虹,王明明,李唐.  南方经济. 2018(09)
[4]海外并购与企业创新[J]. 冼国明,明秀南.  金融研究. 2018(08)
[5]服务业开放、管理效率与企业出口[J]. 孙浦阳,侯欣裕,盛斌.  经济研究. 2018(07)
[6]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改善了母公司的员工结构?[J]. 阎虹戎,冼国明,明秀南.  世界经济研究. 2018(01)
[7]企业异质性与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J]. 李磊,蒋殿春,王小霞.  世界经济. 2017(11)
[8]汇率变化、贸易服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 田巍,余淼杰.  世界经济. 2017(11)
[9]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J]. 张先锋,杨栋旭,张杰.  国际贸易问题. 2017(08)
[10]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 张璇,刘贝贝,汪婷,李春涛.  经济研究. 2017(05)

博士论文
[1]生产性服务业OFDI与中国技术创新研究[D]. 闫付美.山东大学 2018



本文编号:335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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