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减免有助于中国城镇家庭提高消费吗?
发布时间：2021-09-06 18:37
预期效应的准确识别往往是政策评估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2010-2012年月度数据研究发现:第一,2011年6月底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时,工薪家庭消费便已显著增加,并在2011年9月正式实施时达到最大,随后逐步下降,两个月后达到较高稳态（约为0. 20）,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与既往研究不同,这说明税收减免只在短期提高家庭消费,忽略家庭预期将会导致减税效应低估。第二,家庭增加的支出以服务消费和食物消费为主,耐用消费和债务支出并未显著调整,这可能与减免力度有关。第三,与常规认知不同,政策边际消费倾向更多地随着减税率（而非收入水平或者流动率）增加单调递减。本文通过改进Kueng（2018）所提理论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
【文章来源】：统计研究. 2020,37(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家庭收入与家庭工资之差的分布情况
恰如前文所述，徐润和陈斌开(2015)基于2010年和2012年CFPS测算显示，对于工薪家庭而言，2011年税改的政策边际消费倾向为1.88。然而图1显示，在2012年，家庭消费已经回落至稳态。可以想象，如果将UHS加总为年度数据且剔除2011年样本，那么所得估计值仅为0.20左右，约为徐润和陈斌开(2015)的1/9。实际上，稳态下的政策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意味着家庭在税改后的若干年内，需要动用存量储蓄或者增加借贷方能维持更高消费水平，这与直觉不符。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2013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增速分别为9.09%、9.84%、12.54%、9.98%和8.09%。经济下行固然是2012年消费增速出现转折的重要原因，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11年税改难以对消费的长期刺激有效。制度背景、数据来源和数据清洗方法等原因，使得本文与既有研究在实证结果方面存在三点不同。第一，稳态不同。美国税改大多表现为临时性税收返还，稳态下的政策边际消费倾向一般为0(Johnson等，2006;Parker等，2013)。相比之下，我国税改表现为税率长期调整，这使得稳态下的政策边际消费倾向仍能达到0.20左右。第二，预期效应不同。Kueng(2018)并未发现预期效应，可能的解释是，阿拉斯加州每年都会派发红利，因而对于当地家庭而言，虽然值得期待，却未必带来惊喜。Agarwal和Qian(2014)所述背景与本文存在相似之处。他们发现，19%的消费增加发生在政策宣告至实施之间。不过，我国税改与新加坡红利发放两者意义不同，加之文化等因素，本文预期效应与全路径消费之比相对较高。第三，消费项目不同。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2013年，城镇家庭人均食物消费增速分别为5.13%、7.28%、14.60%、9.71%和4.49%,2009-2012年人均衣着加工服务消费增速分别为4.16%、8.49%、13.40%和-1.46%。可以看到，与人均消费增速相比，食物和服务在2011年之前和之后均相对较低，唯独在2011年表现抢眼(1)，这和本文微观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就美国而言，税改后的耐用品增加幅度随着减税力度提高而上升。然而表1显示，2011年税改使得工薪家庭所获税收减免仅为154.60元，难以在短期内支撑汽车、电脑、空调、洗衣机等耐用品购买。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新一轮个税改革的减税与收入再分配效应[J]. 杨沫. 经济学动态. 2019(07)
[2]延迟退休政策宣告与城镇家庭储蓄率变动[J]. 刘璨,凌晨,邹红. 财贸经济. 2019(04)
[3]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家庭储蓄率[J]. 甘犁,赵乃宝,孙永智. 经济研究. 2018(12)
[4]非线性定价有效吗[J]. 赵达,周龙飞. 统计研究. 2018(08)
[5]潜在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家庭消费[J]. 杭斌,余峰. 统计研究. 2018(07)
[6]个人所得税减免会增加劳动供给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叶菁菁,吴燕,陈方豪,王宇晴. 管理世界. 2017(12)
[7]“房奴效应”导致居民消费低迷了吗?[J]. 李江一. 经济学(季刊). 2018(01)
[8]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新视角与新证据[J]. 赵达,谭之博,张军. 财贸经济. 2017(06)
[9]个人所得税改革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吗?——来自2011年所得税改革的证据[J]. 徐润,陈斌开. 金融研究. 2015(11)
[10]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 王鑫,吴斌珍. 世界经济. 2011(08)
本文编号：3387971
【文章来源】：统计研究. 2020,37(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家庭收入与家庭工资之差的分布情况
恰如前文所述，徐润和陈斌开(2015)基于2010年和2012年CFPS测算显示，对于工薪家庭而言，2011年税改的政策边际消费倾向为1.88。然而图1显示，在2012年，家庭消费已经回落至稳态。可以想象，如果将UHS加总为年度数据且剔除2011年样本，那么所得估计值仅为0.20左右，约为徐润和陈斌开(2015)的1/9。实际上，稳态下的政策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意味着家庭在税改后的若干年内，需要动用存量储蓄或者增加借贷方能维持更高消费水平，这与直觉不符。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2013年我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增速分别为9.09%、9.84%、12.54%、9.98%和8.09%。经济下行固然是2012年消费增速出现转折的重要原因，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11年税改难以对消费的长期刺激有效。制度背景、数据来源和数据清洗方法等原因，使得本文与既有研究在实证结果方面存在三点不同。第一，稳态不同。美国税改大多表现为临时性税收返还，稳态下的政策边际消费倾向一般为0(Johnson等，2006;Parker等，2013)。相比之下，我国税改表现为税率长期调整，这使得稳态下的政策边际消费倾向仍能达到0.20左右。第二，预期效应不同。Kueng(2018)并未发现预期效应，可能的解释是，阿拉斯加州每年都会派发红利，因而对于当地家庭而言，虽然值得期待，却未必带来惊喜。Agarwal和Qian(2014)所述背景与本文存在相似之处。他们发现，19%的消费增加发生在政策宣告至实施之间。不过，我国税改与新加坡红利发放两者意义不同，加之文化等因素，本文预期效应与全路径消费之比相对较高。第三，消费项目不同。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2013年，城镇家庭人均食物消费增速分别为5.13%、7.28%、14.60%、9.71%和4.49%,2009-2012年人均衣着加工服务消费增速分别为4.16%、8.49%、13.40%和-1.46%。可以看到，与人均消费增速相比，食物和服务在2011年之前和之后均相对较低，唯独在2011年表现抢眼(1)，这和本文微观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就美国而言，税改后的耐用品增加幅度随着减税力度提高而上升。然而表1显示，2011年税改使得工薪家庭所获税收减免仅为154.60元，难以在短期内支撑汽车、电脑、空调、洗衣机等耐用品购买。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新一轮个税改革的减税与收入再分配效应[J]. 杨沫. 经济学动态. 2019(07)
[2]延迟退休政策宣告与城镇家庭储蓄率变动[J]. 刘璨,凌晨,邹红. 财贸经济. 2019(04)
[3]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家庭储蓄率[J]. 甘犁,赵乃宝,孙永智. 经济研究. 2018(12)
[4]非线性定价有效吗[J]. 赵达,周龙飞. 统计研究. 2018(08)
[5]潜在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家庭消费[J]. 杭斌,余峰. 统计研究. 2018(07)
[6]个人所得税减免会增加劳动供给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叶菁菁,吴燕,陈方豪,王宇晴. 管理世界. 2017(12)
[7]“房奴效应”导致居民消费低迷了吗?[J]. 李江一. 经济学(季刊). 2018(01)
[8]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新视角与新证据[J]. 赵达,谭之博,张军. 财贸经济. 2017(06)
[9]个人所得税改革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吗?——来自2011年所得税改革的证据[J]. 徐润,陈斌开. 金融研究. 2015(11)
[10]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 王鑫,吴斌珍. 世界经济. 2011(08)
本文编号：3387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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