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农业投资风险评估及其对农业“走出去”的启示
发布时间：2022-01-05 12:44
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背景下,系统评估沿线国家农业投资风险,对于推动我国农业又好又稳地"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风险管理理论,从政治、经济与市场、社会、行业四个方面构建了对外农业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比较分析沿线国家农业投资风险水平,通过聚类分析划分风险等级,进而得出对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启示。结果表明,2005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农业投资风险水平总体呈现减小趋势;投资风险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东南亚和沿线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风险较低,中东欧和中亚次之,南亚、西亚和北非投资风险较高;经济与市场维度、行业维度的风险水平波动减小,政治和社会维度无明显变化规律。结合当前我国对外农业投资特征与国际经贸形势,立足沿线农业投资风险特征,建议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布局、开拓潜在投资市场、重视防控文化差异风险、制定对外农业投资风险联合应对机制,以有效化解对外农业投资风险,稳步推动我国农业"走出去"。
【文章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0,41(04)北大核心CSCD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投资风险聚类热图
从时序变化看,政治风险变动较为平缓,各年风险水平相差不大(图2)。从国家层面看,政治风险较小的国家包括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3个东南亚国家,捷克、爱沙尼亚和波兰3个中东欧国家以及西亚国家阿曼(表4)。政治风险较大的国家主要包括西亚北非和南亚国家,普遍存在政治稳定性差、政府执政效率低下、法治完善度低等风险。以埃及和斯里兰卡为例,2011年埃及受叙利亚危机的影响出现了50多个政党,政权更迭频繁,造成物价上涨,在埃及的中资企业一度面临劳资关系紧张,给当地员工加薪10%～20%,企业经营成本上升[24];2017年由于斯里兰卡政府违约,将先前给予中方的20 hm2土地永久使用权改为99年租赁[25]。我国与西亚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巴林和叙利亚的外交合作级别较低也是该地区政治风险高的原因。中东欧各国在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性和法治完善度3个指标的得分均较低,相应风险较低,但除俄罗斯外,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距离较大,影响投资双方意愿的达成,带来潜在投资风险。3.2.2 经济与市场风险
为了进一步检验采用熵值法进行投资风险评估的准确性,本文选择客观赋权法中的因子分析法对沿线农业投资风险进行评估。因子分析采用降维原理,用少数相互独立的主成分来表征原有全部变量的信息,其旋转技术使降维后的变量拥有更强的解释性,适合于多指标风险评估的研究[26]。限于篇幅,这里仅展示了分别采用两种方法得到的2018年评估结果的相关情况(图3)。另外,通过Pearson双变量相关分析,熵值法评估结果与因子分析法评估结果在0.01水平下显著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74,表明评估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因此,采用熵值法所得到的评估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4 中国农业“走出去”启示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美国对外农业投资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兼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J]. 卢昱嘉,陈秧分. 自然资源学报. 2020(03)
[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研究——基于大型问题项目的证据[J]. 张晓涛,王淳,刘亿.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0(01)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J]. 刘海猛,胡森林,方恺,何光强,马海涛,崔学刚. 地理研究. 2019(12)
[4]东道国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3国的考察[J]. 方慧,宋玉洁.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9(05)
[5]Investment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Subjects of Federation in Russia[J]. LI Fujia,LIU Qian,DONG Suocheng,CHENG Hao,LI Yu,YANG Yang,TSYDYPOV Bair,BILGAEV Alexey,AYURZHANAEV Alexander,BU Xiaoyan,XIA Bing.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19(05)
[6]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境外安全风险评价[J]. 刘莉君.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9(08)
[7]玛丽·道格拉斯的风险研究及其理论脉络[J]. 黄剑波,熊畅. 思想战线. 2019(04)
[8]“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投资风险识别与对策研究[J]. 张栋,许燕,张舒媛. 东北亚论坛. 2019(03)
[9]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J]. 陈继勇,李知睿. 经济地理. 2018(12)
[10]“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南亚、中东欧国家投资环境比较研究[J]. 谢国娥,许瑶佳,杨逢珉. 世界经济研究. 2018(11)
本文编号：3570371
【文章来源】：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0,41(04)北大核心CSCD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投资风险聚类热图
从时序变化看,政治风险变动较为平缓,各年风险水平相差不大(图2)。从国家层面看,政治风险较小的国家包括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3个东南亚国家,捷克、爱沙尼亚和波兰3个中东欧国家以及西亚国家阿曼(表4)。政治风险较大的国家主要包括西亚北非和南亚国家,普遍存在政治稳定性差、政府执政效率低下、法治完善度低等风险。以埃及和斯里兰卡为例,2011年埃及受叙利亚危机的影响出现了50多个政党,政权更迭频繁,造成物价上涨,在埃及的中资企业一度面临劳资关系紧张,给当地员工加薪10%～20%,企业经营成本上升[24];2017年由于斯里兰卡政府违约,将先前给予中方的20 hm2土地永久使用权改为99年租赁[25]。我国与西亚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巴林和叙利亚的外交合作级别较低也是该地区政治风险高的原因。中东欧各国在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性和法治完善度3个指标的得分均较低,相应风险较低,但除俄罗斯外,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距离较大,影响投资双方意愿的达成,带来潜在投资风险。3.2.2 经济与市场风险
为了进一步检验采用熵值法进行投资风险评估的准确性,本文选择客观赋权法中的因子分析法对沿线农业投资风险进行评估。因子分析采用降维原理,用少数相互独立的主成分来表征原有全部变量的信息,其旋转技术使降维后的变量拥有更强的解释性,适合于多指标风险评估的研究[26]。限于篇幅,这里仅展示了分别采用两种方法得到的2018年评估结果的相关情况(图3)。另外,通过Pearson双变量相关分析,熵值法评估结果与因子分析法评估结果在0.01水平下显著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74,表明评估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因此,采用熵值法所得到的评估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4 中国农业“走出去”启示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美国对外农业投资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兼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J]. 卢昱嘉,陈秧分. 自然资源学报. 2020(03)
[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研究——基于大型问题项目的证据[J]. 张晓涛,王淳,刘亿.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0(01)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J]. 刘海猛,胡森林,方恺,何光强,马海涛,崔学刚. 地理研究. 2019(12)
[4]东道国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3国的考察[J]. 方慧,宋玉洁.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9(05)
[5]Investment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Subjects of Federation in Russia[J]. LI Fujia,LIU Qian,DONG Suocheng,CHENG Hao,LI Yu,YANG Yang,TSYDYPOV Bair,BILGAEV Alexey,AYURZHANAEV Alexander,BU Xiaoyan,XIA Bing.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19(05)
[6]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境外安全风险评价[J]. 刘莉君.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9(08)
[7]玛丽·道格拉斯的风险研究及其理论脉络[J]. 黄剑波,熊畅. 思想战线. 2019(04)
[8]“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投资风险识别与对策研究[J]. 张栋,许燕,张舒媛. 东北亚论坛. 2019(03)
[9]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J]. 陈继勇,李知睿. 经济地理. 2018(12)
[10]“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南亚、中东欧国家投资环境比较研究[J]. 谢国娥,许瑶佳,杨逢珉. 世界经济研究. 2018(11)
本文编号：357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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