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在全球经济“新常态”下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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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在全球经济“新常态”下生活（3） 全球经济步入“新常态”，为获得最好的恢复条件，各国间或明或暗的竞争加剧

2013-12-23 08:46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李扬

名词解释

最后贷款人

最后贷款人，又称最终贷款人，即在出现危机或者流动资金短缺的情况时，负责应付资金需求的机构（通常是中央银行）。该机构一般在公开市场向银行体系购买质素理想的资产，或透过贴现窗口向有偿债能力但暂时周转不灵的银行提供贷款。该机构通常会向有关银行收取高于市场水平的利息，并会要求银行提供良好抵押品。

一揽子货币

一揽子货币是指将多个主要贸易国的货币，依照往来贸易比重，编制成一综合的货币指数。一般来说，将货币盯住一揽子货币或某一特定货币（如美元），都是属于可调整盯住汇率制度的一种。如果该国是属于对单一国家贸易比重极高，就适合采取盯住单一货币；反之，往来贸易对手国多的国家，可盯住一揽子货币。中国的一揽子货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韩元、泰铢和俄罗斯卢布。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

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其中包括对劳动力、工资、价格、产量增长等的管理与调节。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中的“需求管理”是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前者则强调的是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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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完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化旧格局已渐入迟暮；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望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更应关注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之后，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已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次高的平台。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值此战略转型的关节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应静观其变、平心静气、小心翼翼。

全球经济步入“新常态”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非常深重的危机，其程度之深，堪比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用长周期的眼光来分析此次危机，我们就会看到，危机之前，全世界曾经产生过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这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这次危机之前，时间跨度近20年。其基本特征就是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而且，同过去不同，其间，各类国家都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比较平稳，自不待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更是如此。在拉美地区，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失去十年”的困顿之后，各国经济也真正得到恢复和发展，现在方兴未艾。非洲地区也很突出，自从民族独立之后，那里的经济一直没有经历过像样的增长，而在过去的20年中，非洲的增长令世人瞩目。

然而，危机之前全球长期增长的历史，也带来了一些误解。最大的误解就是，有些人以为如今世界这么美好，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以至于有“历史终结”的妄言。

历史并未因人们对其误读而改变自己的轨迹。长期繁荣之后，长期的衰退接踵而来。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了本轮经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至今虽已过去了6年，但仍无恢复的明显迹象。做此判断的根据有二：其一，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即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严重扭曲，基本依然故我；其二，在救助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相继推出的超常规调控措施，在防止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过度的货币供应、政府债台继续高筑、市场纪律松懈以及社会动荡愈演愈烈，便是其中最显著者。

因此，美国的财政、债务及经济危机，欧洲的债务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的政府债务和经济危机，等等，都将长期持续。我们判断，5到10年后世界经济是否能够恢复到正常轨道，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这一判断在国际社会上可以找到诸多印证。例如，2013年2月在俄罗斯结束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就确认了这一趋势。会议公报称：“由于政策不确定、私人去杠杆化、财政拖累、信贷中介受损以及全球需求仍处于再平衡过程中，全球经济继续表现疲弱。”也就是说，如果各国宏观政策不能回归稳定、私人去杠杆化进程未能最终完成、财政悬崖问题依然不能得到决定性缓解、金融功能不能真正恢复、各国间的国际收支不能重归均衡，危机就将仍然继续。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传统上，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由于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我们应当学会在这种新形势下生活。

新的“货币战争”已然开始

危机既然在持续，为争夺最好的恢复条件，各国间明争暗斗自然盛行。在此情势下，新的“货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我们可以从“量”和“价”两个角度，清楚地观察到它的产生和发展。

就“量”而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世界的货币当局几乎都在印钞票“放水”：美联储4次数量宽松在前；欧洲央行启动最后贷款人机制随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稳，日本央行便在其胁迫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使日元兑美元汇价下降7%，兑一揽子货币汇价更急降20%；中国亦未“免俗”，自2009年推出四万亿投资以来，一直受困于货币信贷供给过多——M2走势重攀高位并一路上升，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处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但是，为了解救危机的燃眉之急，，各国政府依然热衷于“放水”，大有“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之恶势。这些事实说明，新的“货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不过是采用了新的形式，换了新的借口而已。

就“价”而言，在各国竞相实施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各主要国家货币间的汇率也变动不居，出现了竞争性贬值趋势。汇率变动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将构成我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真正基础

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国均陷入程度不同的危机之中，唯有中国风景独好。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认真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倾向于认为，自2008年开始，中国连续30余年的高增长便已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我们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此即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诸结构中，最重要者，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时期。

如果我们判断当前全球危机的本质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失衡、发展方式偏颇和创新能力缺失，如果我们认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构成我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真正基础，那么，我们的宏观政策就要及早转型，需求管理应当缓行、慎行，而供给面的体制机制调整则应尽快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我们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及早向供给管理转型，政策重点尽快由短期的救市和维稳转向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潜力的提高，哪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自身结构以适应全球发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赛中胜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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