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规制下的“革命”幻象——电视民生新闻与新闻改革(2)

发布时间：2017-02-06 21:39

本文关键词：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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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论文库发布时间：2014-08-26

　　三、电视革命的幻象

　　民生新闻媚态十足地完成了它的登台仪式。这种合法化仪式，表明当前我国新闻改革的步履维艰，也彰显出新闻体制的弊端。至少显露出两方面的弊端。第一，对媒介性质的定位模糊。党和国家认定所有的媒体都是喉舌，都是意识形态机器，并通过各种手段全面规制，但同时，又在传媒领域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各级电视台一方面承担着舆论宣传的重任，向各级政府负责，另一方面又要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谋划，从业者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退失据。按理说，由于传输技术的进步，频道数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专门指定一些喉舌频道，而任凭其他的一些频道去做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应该不是什么问题。[10]如果做这样的区分，性质定位清晰的话，在电视上做社会新闻也就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了。民生新闻，被制造为“革命”的幻象，根本原因是媒介性质定位模糊。第二，管理失范，竞争失序。国家对所有电视台进行宰制与管理，按照行政级别和地域划分实力范围，进行资源配置，由行政管理来设定权限，造成市场竞争的极大不公正。地方电视台（包括省级城市台和地方城市台）的覆盖范围局限于一地，省级台覆盖全省，国家台覆盖全国，而他们又在同一市场上进行竞争，地方台将何以自处？让它去做国内外的重大而有分量的新闻，且不说其资源有限，无法企及，就算做出来，在狭小的覆盖范围内也难觅受众。地方台倘要做新闻，为生存计，必然去做地方新闻和社会新闻。既是必然，就大大方方地去做。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重重壁垒，种种规驯，使得从业者在进行新闻实践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话语构建。

　　不妨说，民生新闻是地方电视媒体在当前新闻规制下所进行的一次巧妙突围；这一突围，，是和体制共谋（合法化）的结果；这一突围是成功的。从业者既获得了市场，同时还获得了话语权力，二者相互为用。这种以“民生”的名义进行的市场突围，很难说得上是“革命”。正如王雄所指出的那样：“严格地讲，在现代中国，如果现存的媒体制度框架自身（尤其是电视新闻生产的市场准入制度、电视新闻制作机制和播出机制以及制度许可的电视新闻竞争的多元竞争态势）没有发生革命的话，动辄以‘革命’来命名一种新的节目样式是不明智的，也是缺乏常识的。”[11]

　　民生新闻的实践，开拓了电视新闻的叙述空间，探索出一些的新的传播路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应该对它的意义进行过度阐释，民生新闻作为地方台的基于自身生存突围的非常规行为，并不具有普适性。更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民生新闻以“民生”的名义，一路高歌冲向市场，超高的收视率、惊人的广告价位，其背后究竟有多少“民生”的含量？人们彼此都心照不宣。的确，它确满足了多元主体：首先，民生新闻真正收获了市场，符合媒体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媒体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广告商也乐了；其次，它俘获了受众，迎合了他们的趣味，据说民生新闻甚至使收看新闻成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此外，它还通过合法化，通过在新闻规制中的适时调整[12]，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

　　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而言，电视革命乃至新闻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让受众满意了、让市场满意了，让政府满意了，是否就意味着，这样的新闻实践能够成为新闻改革的典范？美国传播学者班尼特说：“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信息体系的前景就是更加公共化、信息更具分析性、更有历史深度、更有批判性、更能反映问题。在这样的信息条件下，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并能更积极地参与问题的解决。”[13]如果新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谋求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话，那么，民生新闻报道的琐屑化、娱乐化、情感化、片段化、个人化等等种种趋向令人担忧，尤其是当它作为市场的成功者，却以“民生”的名义出现并深受追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电视的“革命”不过是一个由电视新闻实践者、观察者和研究者、主流意识形态在既有的新闻规制下共同制造出来的幻象而已！

[注释]
[1]这一看法并非笔者一己之见。李良荣在《当前我国新闻改革的三大难题和路径选择》（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2004-1-6）中说：“象我们南京的电视新闻，最红的‘南京零距离’，这是什么节目啊？讲好听一点，‘零距离’是市民新闻，讲低一点叫市井新闻，市井无赖，打架啦吵架啦，不付钱啦，夏天人们脱衣服啦，那就是这些东西……现在全国都是‘零距离’。”
[2]李幸：《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南京，《视听界》，2004年第1期。
[2]曹正文、张国瀛：《旧上海报刊史话》，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68页。
[3]丁法章：《我当晚报老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4]陈正荣：《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5页。
[6]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革》，北京，《新闻传播与研究》，1997年第3期。
[7]景志刚：《存在与确认——如何概括我们的新闻》，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11期。
[8]相关文章参见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广州，《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朱菁、江藜藜：《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价值理念的提升》，浙江，《新闻实践》，2005年第2期；赵虎、王欣：《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论民生新闻的品质提升与自我超越》，武汉，《新闻前哨》2005年第7期。
[9]关于公共新闻介绍，参见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北京，《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10]李良荣认为，应该把大众传媒一分为三：一类是政治型媒体；二类是事业性单位；三类是纯粹经营性企业单位。新闻媒体要一份为二，一类以市民新闻为主，一类以时政新闻为主。参见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上海，《新闻大学》，2006年第2期。
[11]王雄：《电视民生新闻的幻象和转型》，北京，《现代传播》，2006年第2期。
[12]以南京为例，新闻管理部门以行政介入的方式对民生新闻的负面报道加以控制。负面报道数量迅速下降，《南京零距离》2003年1月20～26日一周的负面报道数为93条，2006年5月8日——14日一周的数量仅为33条。（根据节目串联单统计）
[13][美]兰斯•班尼特著，杨晓红、王家全译：《新闻：政治的幻象》，北京，中国当代出版社，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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