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对国民税收道德影响机理研究
发布时间:2021-04-12 16:40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关系,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个领域就是税收遵从。本文运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从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对文化与税收道德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低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强不确定性规避、短期取向有利于提高税收道德。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腐败容忍度在文化对税收道德的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结合跨层次交互项模型得出,通过改善税收环境中的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可以降低腐败容忍度对民众税收道德的不利影响。
【文章来源】:财政研究. 2019,(08)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4 页
【部分图文】:
基本分析框架
?匝橹け疚奶岢龅募偕?。itcij=α0j+α1jculij+α2jctrij+εij(3)itmij=γ0j+γ1jculij+γ2jitcij+γ3jctrij+εij(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是:在确定文化价值观对个体税收道德具有显著影响的基础上(模型2),检验文化价值观对个体腐败容忍度是否具有显著影响α1j,和控制了各价值观指数后腐败容忍度对税收道德的影响γ2j。当α1j和γ2j都显著时,观察模型4中γ1j的显著性,用来区分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图2)。模型3对腐败容忍度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各文化价值观显著影响腐败容忍度。概括而言,高权力距离指标、个人主义指标、男性主导指标、弱不确定性规避指标、长期取向指标、宽容倾向指标对腐败行为的包容度较高,这也正是影响税收道德下降的文化因素。再将价值观指数和腐败容忍度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模型4),检验二者对税收道德的完全效应。结果显示各文化指标的回归系数均有所下降(与模型2相比),P值仍小于0.01;腐败容忍度的回归系数为-0.609,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腐败容忍度在文化对税收道德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证实假设3,文化价值观对个体税收道德的影响是通过腐败容忍度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腐败容忍度越高,税收道德越低。图2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性规避、短期取向有利于高税收道德的形成。尽管国家层面分析中受样本量影响,多数文化维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对一国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方向,与个体层面分析基本保持一致。与前人研究相比,本文结论与之略有差异,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所选数据不同。Tsakumis等(2007)采用Schneider(2004)关于地下经济的研究成果,数据来源于2000-2002年,这些数据距今已近二十年,对当今问题研究已失去时效性,彼时的研究结论也难以解释现今现象。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文化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是通过腐败容忍度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腐败容忍图3文化价值观对税收道德的作用模型图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下我国纳税遵从问题研究——基于中国WVS数据分析[J]. 王晨,黄凤羽. 都市文化研究. 2018(01)
[2]权力距离与社会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J]. 饶育蕾,何鲁,彭叠峰,鲍玮.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
[3]从税法不确定性视角探讨税收法定原则落实[J]. 陆猛,吴国玖. 税务研究. 2017(01)
[4]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J]. 陈德球,陈运森,董志勇. 管理世界. 2016(05)
[5]经济不平等与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基于多层次模型的跨国分析[J]. 王哲,孟天广,顾昕.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6(02)
[6]腐败与文化的回归分析[J]. 孙敬良,梅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2)
[7]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温忠麟,叶宝娟. 心理科学进展. 2014(05)
[8]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 王程韡. 社会科学. 2013(10)
[9]试析心理经济学框架下的个人税收遵从行为[J]. 陈平路,邓保生. 税务研究. 2011(02)
[10]跨国文化差异与税收遵从关系的实证研究[J]. 杨得前. 税务研究. 2010(01)
本文编号:3133620
【文章来源】:财政研究. 2019,(08)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4 页
【部分图文】:
基本分析框架
?匝橹け疚奶岢龅募偕?。itcij=α0j+α1jculij+α2jctrij+εij(3)itmij=γ0j+γ1jculij+γ2jitcij+γ3jctrij+εij(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是:在确定文化价值观对个体税收道德具有显著影响的基础上(模型2),检验文化价值观对个体腐败容忍度是否具有显著影响α1j,和控制了各价值观指数后腐败容忍度对税收道德的影响γ2j。当α1j和γ2j都显著时,观察模型4中γ1j的显著性,用来区分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图2)。模型3对腐败容忍度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各文化价值观显著影响腐败容忍度。概括而言,高权力距离指标、个人主义指标、男性主导指标、弱不确定性规避指标、长期取向指标、宽容倾向指标对腐败行为的包容度较高,这也正是影响税收道德下降的文化因素。再将价值观指数和腐败容忍度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模型4),检验二者对税收道德的完全效应。结果显示各文化指标的回归系数均有所下降(与模型2相比),P值仍小于0.01;腐败容忍度的回归系数为-0.609,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腐败容忍度在文化对税收道德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证实假设3,文化价值观对个体税收道德的影响是通过腐败容忍度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腐败容忍度越高,税收道德越低。图2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性规避、短期取向有利于高税收道德的形成。尽管国家层面分析中受样本量影响,多数文化维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对一国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方向,与个体层面分析基本保持一致。与前人研究相比,本文结论与之略有差异,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所选数据不同。Tsakumis等(2007)采用Schneider(2004)关于地下经济的研究成果,数据来源于2000-2002年,这些数据距今已近二十年,对当今问题研究已失去时效性,彼时的研究结论也难以解释现今现象。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文化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是通过腐败容忍度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腐败容忍图3文化价值观对税收道德的作用模型图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下我国纳税遵从问题研究——基于中国WVS数据分析[J]. 王晨,黄凤羽. 都市文化研究. 2018(01)
[2]权力距离与社会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J]. 饶育蕾,何鲁,彭叠峰,鲍玮.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
[3]从税法不确定性视角探讨税收法定原则落实[J]. 陆猛,吴国玖. 税务研究. 2017(01)
[4]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J]. 陈德球,陈运森,董志勇. 管理世界. 2016(05)
[5]经济不平等与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基于多层次模型的跨国分析[J]. 王哲,孟天广,顾昕.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6(02)
[6]腐败与文化的回归分析[J]. 孙敬良,梅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2)
[7]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温忠麟,叶宝娟. 心理科学进展. 2014(05)
[8]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 王程韡. 社会科学. 2013(10)
[9]试析心理经济学框架下的个人税收遵从行为[J]. 陈平路,邓保生. 税务研究. 2011(02)
[10]跨国文化差异与税收遵从关系的实证研究[J]. 杨得前. 税务研究. 2010(01)
本文编号:313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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