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关注经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夫妇的生育压力及其相关因素的二元关系,并在纵向数据中分析基于微信平台的正念干预在该人群的应用效果。方法本研究研究对象来自于山东省某生殖中心,T1时间点(基线期)募集IVF-ET夫妇202对(正念干预组102对,等待对照组100对),用于生育压力二元关系探讨;T2时间点(干预4周后)追踪到154对(正念干预组73对,等待对照组81对),用于干预效果的评估。使用问卷星链接发送调查问卷,包括: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生育困难清单、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家庭关怀指数量表及大五人格问卷。利用微信平台向干预组进行4周正念音频及IVF-ET相关知识的推送,对照组仅推送IVF-ET宣教知识,干预结束后评估正念干预效果。统计分析使用SPSS 22.0进行,基线资料分析生育压力相关因素的二元关系,用到的统计方法为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干预效果评估用到的统计方法有χ2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1.IVF-ET夫妇的基本人口及临床疾病学信息202对IVF-ET夫妇中,妻子平均为(31.84±5.09)岁;丈夫为(32.85±5.37)岁;婚龄为(6.81 ±5.06)年;不孕年限在(3.91 ±2.68)年;平均治疗总时长为(2.41±1.83)年;专科以上学历者妻子有60.4%,丈夫有61.4%;妻子有53.5%感到家庭经济情况为“收支平衡”,33.2%感知“收支结余”,丈夫中55.4%感到“收支平衡”,31.2%为“收支结余”;妻子有64.9%的以工作为主,丈夫工作者达90.1%;居住在城市者,妻子为59.9%,丈夫为60.4%;吸烟、饮酒者主要为丈夫,其中35.6%的吸烟,40.1%的饮酒;不孕原因为女性因素者最多,占到40.6%;曾有流产史者达37.6%;75.7%的家庭还没有子女;本次治疗中77.7%的是第一次进IVF-ET周期。2.IVF-ET夫妇的生育压力及在人口、疾病学信息上的差异比较妻子的生育压力总分为(141.25±28.63)分,丈夫为(135.94±31.10)分,无统计学差异;仅在父母角色需求分维度上,妻子得分要高于丈夫(P=0.032);在人口疾病学信息上,妻子的生育压力得分在家庭收入上存在差异(P=0.013),入不敷出者的生育压力最高;丈夫的生育压力得分只在是否吸烟信息上的差异接近统计学水平(P=0.053);在其他人口学及疾病学信息上,IVF-ET夫妇的生育压力得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3.IVF-ET夫妇的生育压力与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情况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夫妇的生育压力与人口学变量(年龄、婚龄、不孕年限与治疗总时长)的相关性均未达到统计学水平(P0.05)。夫妇的生育压力与自身正念水平(r=-0.456/-0.497,P0.001)、家庭功能(r=-0.421/-0.311,P0.001)呈显著负相关,与神经质人格(r=0.509/0.561,P0.001)呈显著正相关;在二元关系上,生育压力还与配偶的生育压力(r=0.554,P0.001)、神经质人格(r=0.419/0.561,P0.001)呈显著正相关,与配偶的正念水平(r=-0.328/-0.497,P0.001)和家庭功能(r=-0.152/-0.311,P=0.031/0.001)呈显著负相关。4.IVF-ET夫妇生育压力相关因素的二元关系二元关系结果显示,当妻子的生育压力作为因变量时,自身神经质人格(β=0.339,P0.001)为正向预测因素,正念水平(β=-0.259,P0.001)和家庭功能(β=-0.235,P0.001)为负向预测因素,解释量为38.7%;且同时受到丈夫神经质人格(β=0.195,P=0.003)的正向预测和家庭功能(β=-0.120,P=0.056)的负向预测作用(ΔR2=0.056)。当丈夫的生育压力为因变量时,受到自身正念水平(β=-0.255,P0.001)、家庭功能(β=-0.116,P=0.052)的负向预测作用,及自身吸烟情况(β=0.114,P=0.039)、神经质人格(β=0.342,P0.001)的正向预测作用,解释量为39.4%;但在二元关系上,妻子因素对丈夫生育压力的预测并未达到统计学水平(P0.05)。5.正念干预组和等待对照组在基线期的差异比较IVF-ET夫妇在基线期的人口疾病学信息上,无分组差异(P0.05);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IVF-ET夫妇的生育压力总分及其分维度、正念水平、家庭功能、神经质人格得分在两组之间的差异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6.IVF-ET夫妇正念训练的干预效果妻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时间X组别的交互作用在生育压力的分维度:拒绝无子女的生活方式上有统计学意义(P=0.002,η2P=0.059);正念水平的改善,在时间效应(P0.001,η2P=0.279)及时间×组别的交互项上也达到统计学水平(P=0.050,η2P=0.025);在其他指标上的交互项均未达到统计学水平(P0.05)。丈夫的结果显示,在生育压力的分维度社会关注(P=0.044,η2P=0.026)、性关注(P=0.050,η2P=0.025)和关系关注(P=0.054,η2P=0.024)上的时间X组别的交互作用和时间效应(P0.05)达到统计学意义;在其他变量上的差异不显著(P0.05)。结论1.神经质人格对IVF-ET夫妇的生育压力有正向预测作用,正念水平、家庭功能对生育压力有负向预测作用。2.丈夫的神经质人格、正念水平不仅可以预测自身生育压力,还可以对妻子的生育压力有预测作用,而妻子的心理社会变量对丈夫生育压力无预测作用。3.微信平台正念干预有初步效果,在妻子具有无子女生活方式和正念水平上有改善,在丈夫的社会关注、性关注和关系关注上改善明显。
【学位单位】：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年份】：2018
【中图分类】：R473.71
【部分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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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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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
283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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