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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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上）

                                                王希恩 

　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向作了宏观分析。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以及国家和社会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着力弘扬的双重作用，使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呈现出复兴、衰退和变异并存的状况;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和中国加入WTO的完成，这种状况将持续存在并加剧或扩展。为此，文章提出了正确对待衰退、引导健康变异和促进全面繁荣等应对建设。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趋向

　　一、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的两个社会背景

　　(一)现代化的强烈冲击

　　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是世界现代史和当代社会发展中极具普遍性的问题;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如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引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流空前扩大，各种现代传媒的传布速度和传布范围达至空前，各种传统文化受现代文化的冲击也都达至空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一般较汉族和汉族地区的发展要滞后一些，但至少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便已面临危机：一些民族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一些精湛的民族工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一些灵验有效的民族医药失去了市场;一些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被逐渐废弃等等。时至今日，这种状况有增无减。

　　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在某一地区具体的纵向变化，云南大学的李子贤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他三下怒江峡谷进行田野考察的印象。

　　第一次是1963年9月。他从昆明出发，乘车、骑马和步行，几乎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抵达目的地。当时所见所闻，都是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村寨里的人们都是清一色的民族服饰，人人会唱传统民谣，都能讲上几则故事，能滔滔不绝地讲解各种习俗礼仪的由来，讲述该族神话。每进一家，均受到传统礼仪的接待。村民中几乎没有会讲汉语的。

　　第二次是1991年秋。一路乘车，仅花了三天的时间。当年只有几间瓦房、十多间草房的贡山县城，已有了一条大街和高层建筑。傈僳族和怒族村寨中已有人经商，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已穿上了城里人的时装。村里讲汉语的人多了，但唱传统歌谣和讲述神话、民间故事及各种民俗由来的人则不多了。

　　第三次是1997年8月。这里的变化已令人惊讶：贡山、福贡、泸水县城高楼林立，各类商店、餐馆、旅馆应有尽有。有的卡拉OK厅的老板就是少数民族。一住进旅馆，就可以和昆明的家人通电话，让人几乎没有已抵达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感觉。当年闻名省内外的民间歌手，大多已过世;通晓一切的民间艺人，已很难找到。过去收集到的神话和民俗，现在能够知晓的人已不多，而此次收集到的民俗文化及口头文学，已发生了较大变异。当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正在不断丧失。要想真正了解到当地各民族系统、完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内隐文化，已很困难了。(注：参见李子贤：《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存教育刍议》，《思想战线》1998年第4期。)

　　对于怒江地区的这些变化恐怕没有人怀疑，因为这种变化实际上在很多地区都在发生。从我们在民族地区的直接感受来看，传统文化色彩在大多数地区都已很不明显，或者说，除了大跨度的空间距离造成的地区文化差别之外，相近民族之间的文化特征已不清晰。从我们回收的民族问题问卷调查来看，58.72%的应答者认为近年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逐渐减少”，23.68%的应答者认为“大大减少”。当然，由于发展程度、环境、生产方式、既有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天然抗御力等因素的不同，各民族和各个地区传统文化的受冲击程度是有较大差别的。如居住于广西防城港市的大板瑶(瑶族的一支)现今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里的“阿宝节”、“盘王节”等节庆活动的对歌、婚礼等民俗民风都保存完好，尤其是在服饰方面，“妇女们无论是外出到乡里赶集、上山劳动、下地干活或是做家务，她们都一丝不苟地身着民族服装，把颇具特色的民族服饰认认真真穿在身上”。(注：徐正荣：《大板瑶：把民族服饰一丝不苟穿在身上》，《民族团结》1998年第1期。)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受冲击较少或自身保存较好的例证。但显然，受影响发生变化是绝对的，不变则是相对的。一般而言，同一民族聚居区和封闭程度较大的地区变化要小一些，反之则要大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把冲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外来文化都说成是汉文化是不确切的。因为，除了汉语之外，当今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流行的服饰、音乐、交际方式、建筑风格、生活器物等等，都很难说有多少真正属于汉族的文化成分。实际上，传统的汉族文化也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冲击传统文化的是与之相对的现代文化，它们属于普同文化范畴，而很难说是哪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化。当今普同文化的成分确切地说源于西方的成分多一些，这是由近现代及至当代西方在世界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所决定的。而在我国，由于汉族在人口、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汇入普同文化的成分要多一些，但这不等于普同文化就是汉族文化，更不能把现代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看作是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威胁。　　

　　(二)国家和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着力弘扬

　　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是促进民族繁荣的政策。这种繁荣既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思想道德水平及人口规模和素质等方面的全面提高，也包括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充分发展。因此，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如此。

　　首先，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实施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日渐湮灭、损毁和流失的危险，国家本着“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动员各种力量努力予以抢救性的保护、发掘，并适时加以整理和研究。如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60年代即展开了有关资料的调查收集，80年代又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截至1998年，仅《格萨尔》的藏、蒙古文手抄本和记录、整理民间艺人的说唱本就收集各300多部;出版藏文说唱本70多部，总印数达300多万册。又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举世闻名。东巴文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完整的“活着的象形文字”，用东巴文书写的《纳西族东巴舞谱》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舞谱和世界上仅存的象形文字舞谱。因此，1981年在云南省社科院专门设立了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经过多年的努力，迄今已把2万多卷1000种的《纳西族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全部译成汉文，而云南省有关部门也已首次把东巴象形文字输入了电脑。此外，对西藏布达拉宫和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青海塔尔寺、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重点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都投巨资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同样有意义的是，1984年，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等几个部门组织成立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筹划编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和《中国歌谣集成》等十部文艺集成志书。这一被称为“文艺学大百科全书”和“文化长城”的巨大工程将囊括56个民族的所有的民间文艺成果，是对包括每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民族传统文艺的空前完整的收集和展示。

　　其次，对少数民族文化制定和实施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如文化部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提出对这些地区实行文化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文物保护和对外文化交流“四优先”的政策。1992年我国政府在边疆地区开始实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1994年，党中央把这项计划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项目，其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又把它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列入其中。这个计划自实施以来，中央和18个边疆省区及共建部门已投入50.68亿元。国家民委和文化部还曾举办过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每年都要请少数民族艺术团体到北京进行文化展演，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定期举办少数民族艺术节。1982年以来，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注：参见方鹤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研究和发展》，在中国—瑞典第二届少数民族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稿，1998年9月;陈琪林、陆濯儒：《加快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稳定繁荣》，首都民族理论春季研讨会论文，1999年。)

　　除了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措施之外，随着人们对保护民族文化自觉性的提高和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及少数民族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自发地作出各种努力，对各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了保护或弘扬。如1995年著名作曲家田丰以个人力量筹资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所”。其宗旨是抢救挖掘云南各民族濒于失传的舞蹈艺术珍品，其方式是由各民族中老年艺人带本族的青年，脱产半年或一年到传习所来系统整理、研习、表演和传授。而由宣科、杨曾烈等纳西族民间音乐家所创立的“大研古乐会”也是着力于本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承。他们的演奏以洞经音乐为主，又融会了纳西族传统民间音乐成分，被称为“活着的音乐化石”。与此不同，所谓的“彝族文化学派”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开创了文化传承的新途径。最近10多年来，刘尧汉教授带领一批彝族中青年学者，邀约一些传统头人、祭司共同深入田野，以文化人类学、民族史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为指导，以田野调查、典籍整理、口传史诗家谱的发掘为手段，陆续推出了20余本《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成为一种保护、弘扬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模式。(注：参见黄泽：《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几种模式》，《思想战线》199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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