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_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特征及其产生的背景
本文关键词：网络民族主义，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千年天行
1 楼 2015-11-14
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特征及其产生的背景
当下,网络化、信息化正在逐步成为新的时代浪潮,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新的社会思潮也随之应运而生,愈来愈引人瞩目.当前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不仅由于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且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态因子的影响.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和观点来分析、研究政治现象、政治行为是当代政治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所谓社会生态,是指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习俗、民族、风尚、人口、宗教以及政治传统和观念等构成的特有的社会环境.每个社会生态都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每个系统又由不同的要素构成,并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特征和结构形态"[1].将网络民族主义置于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进行分析和考察,对于正确认识网络民族主义功能发挥与理性、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把握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建构的路径有着特殊意义与价值.
一、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还没有统一、精准的定义.笔者更倾向于认同谷士刚对网络民族主义内涵的理解.他指出:"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2].这种界定强调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技术载体支撑,即网络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其正确性,但是对于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涉及,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出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本质内涵.因而,通过借鉴以上定义,同时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仅仅因网络而产生的孤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它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生态因子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网民基于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而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民族主义情绪、言论、思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民族主义实践运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
二、网络民族主义的特征及研究意义分析
(一)网络民族主义的特征
1.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
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被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其突发性又导致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国际国内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重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2.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表达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文章,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会被各大网站、论坛、博客甚至平面媒体频繁转载,它们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3].另一方面,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言论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没有经过系统和理论化构建,只注重不良情绪的宣泄,没考虑言论引起的严重后果.这也说明我国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3.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从参与者的身份视角和人数多寡来看,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大众化和体制外的特点.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原来不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借助网络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见解,以及发表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观点,并且逐步把网络视为他们表达观点、意见的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特点,大多数网民往往倾向于以虚拟符号出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所依托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可察觉的时空位置和形态,其网上交往活动不具有实体性和可触摸性"[4].即便如此,网络民意的表达依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影响,这又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体制外的特征.
4.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分析网民的言行可知,其初衷都是基于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本民族的热爱,而由于网络本身的虚拟性特点,故不能将网络民族主义完全等同于网络爱国主义.但毋庸置疑,爱国主义是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意义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现象和社会思潮,其社会影响力日趋显现.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中所包含的极端、偏激、非理性的成分呈逐渐增长之势,不利于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的分析和考察,以更好地发挥网络民族主义的正向功能,同时探索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建构的路径,给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与借鉴.
对于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建构的路径,笔者认为继续大力发展我国经济,切实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维护好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是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轨道发展的根本之策;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外交上扞卫我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是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建构的关键所在;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坚持弘扬主旋律、倡导多样化,尊重差异化,注重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看,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产物.
(一)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生态环境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经济生态是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除了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之外,还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与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息息相关.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与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显着提升,全球化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难以避免.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大量涉外言论,无一不体现着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初衷.
其次,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辉煌成就促使我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渐复苏,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众的国家利益意识也随之觉醒,在与国际社会的一些利益冲突中,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网络舆论力量.
再次,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接触网络,并出于爱国意识加入到网络大军中发表各自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意见,甚至被呼吁加入到网络行动中.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整体来看,影响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产生的政治生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较之以往有了较大进步,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政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相应地,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政治风气大为好转,社会民主、包容程度不断加强,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
民主政治制度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网络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他们网络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素质不断加强,这都对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其次,当有损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出现时,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就会被激发出来.这也是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学说上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内核,民族主义是外在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宿、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5]
毋庸置疑,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认同和扞卫.解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网络民族主义,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针对中日间、中美间,还是中韩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事件,我国网民所发起的旨在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网络抗议运动,无不体现了广大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涉及到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一些国际争端和摩擦事件,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会显现出无比强大的威力和对外震慑作用.
(三)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
当前我国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与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反思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6].我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曾一度认为就是这种传统文化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国家落后和民族屈辱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原因"[7],并主张摒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由此导致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持虚无态度,甚至形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因而,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力图找到民族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结合点"[8].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形成,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其二,当前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重要推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就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助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涨.而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为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服务,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问题.
其三,随着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提升,自身素质得到显着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与移动终端的发展,为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这也进一步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自由发言、自由讨论.
[参考文献]
[1] 郭亚丁:《社会生态与政党的功能作用》,《政治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
[2][7]谷士刚:《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透视》,《前沿》2011 年第 11 期.
[3] 罗迪、毛玉西:《争论中的"网络民族主义"》,《中国青年研究》2006 年第 5 期.
[4] 叶璞:《理性看待"网络民族主义"》,《北京日报》2013 年 9 月 30 日.
[5] 罗坤瑾:《网络民族主义的民族学解读》,《广西民族研究》2010 年第 4 期.
[6]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4 页.
[8] 卜建华:《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探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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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楼 2015-11-14
神经网络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实证研究
七、神经网络分析方法的优势与不足
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用神经网络分析方法来分析社会现象的复杂关系既有明显的优势，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神经网络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第一，如果样本足够大，网络结构设置合理，它能很好地模拟出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尽管这种机制是以黑箱的形式存在的，但是网络输出与期望输出的高拟合优度可以说明网络运行对现实的变量关系具有很高的仿真性。这样，如果样本量足够大，数据具有足够高的信度，就有可能对社会现象给出精度较高的预测。第二，神经网络分析软件可以输出神经网络的拟合情况、误差情况、各层和各神经元的有关信息，为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数据。第三，统计学的分析方法大都是以线性分析为基础，而现实中变量之间的关系为线性的很少，这就必然存在的对变量关系的简化和信息的丢失。而神经网络分析则不存在这样的简化，对于变量间非线性的关系它也能做到很好的模拟，它所反映出的变量之间的关系能够更接近于现实。第四，神经网络对变量取值的要求不高，也不要求变量必须服从一定的分布或具有等方差性，只要是有序类别变量并可以被标准化，即可以应用。
对神经网络分析方法优势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它毫无缺陷。首先，由于它是模拟人脑的工作机制以黑箱的形式完成了运算过程，不能将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直接展现出来。第二，通过输入层神经元的贡献率来分析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的关系时，不能明确输入变量的作用方向，甚至无法知道输入变量对输出变量的影响是负的还是正的。如果要想明确每个变量的作用机制还需进行更复杂的 MIV分析。第三，神经网络分析的初始化是对各个神经元的权值在[-1,1]之间随机赋值。这就使得在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网络是不唯一的。本研究是用 33 次训练的平均值来进行分析的。相比之下，统计分析只要使用的是同一组数据建构出来的模型是唯一的。另外，对于无序类别变量目前还无法引入到神经网络分析中，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对于神经网络分析方法的缺陷与不足还有待于研究者在今后的应用中去不断的探索和完善。
JUNJIN532960
3 楼 2015-11-14
网络青年的自我认同特征、危机及调适
一、问题的提出
自我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我是谁"及"我将会怎样"的回答和体验,是指个体对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等主体身份以及社会属性的清晰认识,并形成属于自己的信念、目标、价值观等个性化的自我概念.社会成员通过自我认同知道自己是谁,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从而准确地判断自我价值.网络青年是指出生、成长于网络时代的青年.由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深受网络的影响,并形成了特有的网络亚文化.网络青年的自我认同则是指青年网民对"我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分别是谁及相互关系"的回答和体验.网络化背景下,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表征出新的特点,有学者开始探寻其背后的规律性,分析了网络社会自我认同的特殊性,并分析了网络社会中自我认同的"网我"与"真我""、自由个性"与"失个性化"的内在紧张.刘颖杰等探讨了青年在网络空间的自我认同危机的具体表现,认为网络自我认同危机的根源并非网络本身而是社会成员的自身的自我适应性[1].徐琳琳等则认为,网络技术创造的虚拟环境使自我有了多重身份,很容易产生自我认同危机[2].邓志强分析了网络时代青年认同发生了变迁,认同的基础性条件发生了变化、认同的结构性力量发生了改变和认同的主导性因素出现了转移,从而导致青年的认同出现了困境[3].
不可否认,网络社会空间为青年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且自由的空间,在此空间,网络青年的自我认同逐渐形成.然而,在网络空间,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必须正确地认识自我,否则可能产生自我认同危机,即对"自我"的不确定性以及主体地位的缺失性.
二、网络青年的自我认同特征
网络青年正处于形成自我认同的关键时期,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影响自我认同的形成.网络青年个体可能会由于扮演过多的角色而幻想无限的自我,从而无法确定或限定自我定义、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选择和决断.
1. 模糊性
自我认同可以通过外显行为进行观察和评价,而观察的途径主要有四类 :学校、职场中的行为 ;家庭生活中的行为 ;与亲朋好友交往的行为 ;闲暇时间的娱乐行为.网络交往中表现的自我属于闲暇娱乐行为表现下的自我.从现实社会进入网络社会,意味着人们都将面临自我意识的更新换代,包括重新发现自我、重新认识自我以及重新界定自我.在网络时代,青年徘徊于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虚拟我"与"现实我"的边界具有不确定性.
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呈现出虚拟与现实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特点.因此,青年的自我认同处于纠结状态,有时候在网络中过度娱乐化,在网络社会中没完没了地漂流,逐渐迷失自我,导致现实中也不能正确认识自我."我是谁?"的追问又将出现在青年的疑惑之中.在现实社会中形成的社会记忆会转移到虚拟社会中,如果记忆是"痛苦的",他们可能在虚拟社会中发泄"不满的"情绪,否定自我 ;如果记忆是"愉悦的",他们可能在虚拟社会中共享快乐的情绪,肯定自我.可见,网络社会的自我认同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记忆"基础之上,而且自我认同的情感从现实中转移到虚拟社会之中.
青年的自我认同是指对其自身独特性及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与他人关系的定位.当社会环境能够满足自我需求,社会的评价与自我评价基本吻合,自我认同感就强.否则,自我认同感会降低,甚至出现自我认同危机.网络介入青年的日常生活之中,网络环境的变化与自我需求之间可能产生不一致",虚拟我"与"现实我"的角色规范、期望会产生冲突,"身体不在场"与"身体在场"会出现内部紧张,从而必然引发自我认同危机的可能性.网络社会将青年拉向自我中心,网络生活已经介入到青年的日常生活中心,其触角已延伸到青年的日常学习、休闲娱乐等.网络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近了,突破了时空的物理距离限制,但同时却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感情距离.宅男宅女终日窝在房间里,面对电脑,他们在网络社会里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并在其中交朋友、学习等等.网络的虚拟身份使部分青年逐渐失去自律,不懂得尊重他人.
2. 多元性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成员会戴上面具,进行角色扮演,真实的自我即本我会被隐藏起来.然而,进入网络自由空间后,青年网民逐渐摆脱了现实社会的规范和束缚,找到了展示自我的平台,被压抑的本我得以释放,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出青年网民的自我的多样性,也表现出与现实社会中的自我的分裂性.但是,网络社会的自由度不是无限的,也需要一定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来维系有序的网络社会秩序,而且网民不可能始终漂流在网络空间,他必须回归现实社会.由此可见,虚拟社会化中的自我并非幻想中的自我,网络社会中的自我依然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的自我,仍然以现实自我为中心,虚拟的自我总能在现实社会中的自我找到痕迹,即使有时会扭曲、改变现实自我.因此,网络社会的自我认同虽然朝着多个方向发展,形塑着一个多元的自我,但其自我认同与现实自我认同具有一致性,虚拟自我认同从不同层面折射现实自我认同的内容和特点,但虚拟自我认同的弹性更大,空间更广阔.
3. 双重性
网络社会的自我认同通过虚拟自我认同的本我表现,重新发现深层次的、真正的自我,与现实自我认同的"自我"和"超我"结合起来,因此,网络时代的自我认同是虚拟自我认同与现实自我认同的双重统一,实现了自我世界内外的统一,通过虚拟自我认同,更加自主地、完整地形塑了自我.网络社会自我认同通过网名、聊天词表征出来.网名是个体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经过一定思考而标榜的个性化符号,其中蕴含了一定的自我信息,是青年网民的个性化自我宣言,表达了他们的个性和特点.有些青年的网名与现实中的自我一致,而有些青年的网名彰显标新立异的特征,与现实自我完全不符合.
可见,在网络社会空间中,网络青年的存在方式表征为双重性,即"真我"与"网我"."真我"是指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我,受到现实社会的诸多约束和限制,但是在真我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可能被社会化了,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往往未能表现真正的"真我",而是不自觉地戴上了角色面具.而"网我"是指虚拟世界中的自我,他没有现实社会中的诸多规范约束.他们在网络空间可以无拘无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诉求,可以真实地展示自身的行为,可以真诚地表露自己的感情和情绪[4].
4. 虚拟性
网络社会的匿名性,使网络青年的社会化情境处于一个相对宽松的互动环境.互动是网络青年的需要,否则就无法实现正常的社会化.现实生活中由于环境的变化,现实的压力很容易给他们的互动带来压力,网络中的虚拟空间则会让他们处于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匿名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面具,网络青年可以利用这张面具来掩饰自己真实的身份,他们在网络上的互动在这张面具的辅助下往往会和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自己有所差异.由于没有任何约束,他们的性别、年龄、气质等等都可以虚拟.每一个网络青年都可以在网络中利用智能来展示自己的个性化和人格魅力,从而使网络社会中的自己特别自信.很多网络青年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以后,也会选择求助于网络,网络成为他们的泄压阀.青年现实生活的身体映像与网络空间的身体自我呈现显着反相关关系.对自己体型、外貌特征不满意的个体,其网络身体呈现修饰水平越高 ;而对自己体型、外貌特征满意的个体,其网络身体的自我修饰没那么明显.QQ等其他通讯工具头像经过网络化处理和修饰,掩盖了真实生活中的身体不足,减少了因身体特征而造成的交流障碍,从而赢得对方的尊重和关注,有效地补偿了现实中的缺陷.
三、网络青年自我认同的危机
Charles Tayler认为,"认同危机"是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表现形式.社会成员经常不知道自己是谁,未来的情景如何,处于一种不确定性之中.简而言之,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就是"我是谁"的追问.而自我认同危机是指一种自我的连续性被打断,自我的整体性被打破,自我的统一性被撕裂,从而否定自我价值的现象[5].由于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意义,而青年网民在断裂的时空情境中被撕裂,自我的不确定性会产生,从而产生自我认同危机.
网络社会只是网络青年生活的一个维度.网络青年必然要回归现实社会维度,因此,从网络空间转向现实空间,如果转换不及时、不到位,就可能引发自我认同危机.自我认同危机是自我身份感的丧失,这种自我身份感和自我意义感的丧失对人的自我评价、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有着消极的作用和影响.处于网络社会之中,网络青年更容易产生自我认同的迷失、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迷茫,即发生自我认同的危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其在中国的迅速普及,网络越来越深入和渗透到青年的学习和生活,并对他们的行为、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青年本身正处于心理年龄不成熟的阶段,在自我意识、认知、情绪以及人际交往等心理方面都缺乏必要的理性的判断和调节.网络青年正在深刻地经历着自我认同危机降临的风险.
1. 在人机互动中被物化
按照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在个人认知、环境和行为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中完成的.按照角色扮演的理论,自我在与他人合作与互动的过程中把自己置身于他人的角色位置上,根据他人的行为和反应而调整自己的行为,逐渐形成自我和自我认同.网络青年的习得活动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观察、模仿而完成的,是通过"人与机"的互动而完成的.
在网络社会中的交往互动过程中很少存在这种"角色扮演",大部分网络青年都只会注意到"我"的存在,而忽视其他人的行为和想法,长此以往,在现实人际互动中就会产生障碍.由于网络青年习惯了对方在电脑上的呈现,缺乏面对面的互动,情感的因素在互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从而导致网络青年被物化了,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
2. 在社会互动中规范被弱化了
网络青年在网络社会化过程中容易沉迷于网络,不能自拔.网络丰富多彩的互动内容和形式使他们沉迷于网络中的虚拟角色.网络青年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偏向于网络游戏、电影、电视剧等娱乐活动.而娱乐活动需要时间的消耗,从而在现实社会中的互动时间和机会自然就减少了.长此下去,网络青年会弱化对现实生活中的互动认同.现实生活中的互动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和规范,而这些规范是需要通过在与他人互动中逐渐形成和确认的.而网络社会的互动是通过"人与机"的互动模式而进行的,具有虚拟性和非人性化的特征,因此,网络青年的主体感会减弱.网络聊天所获得的信息、大部分是通过屏幕表达出来,与实际生活中的情感交流方式有所不同,因为实际生活中的交流我们不仅会利用语言,也会利用非言语等方式.网络青年通过屏幕的交流,使人容易忽视自己敲在计算机屏幕上的一行行文字给电脑另一头的他人带来的感受,又甚至于如果和这个人聊得不愉快,可以立刻转换他人,这种自由、隐匿的网络互动往往导致网络青年忽视自身行为的后果,弱化互动过程中的责任感.
3. 现实中的自我角色被边缘化
按照角色理论来讲,米德认为人都需要在社会情境中承担角色,并运用语言或者非语言等富有意义的符号,与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他人进行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和认识自己.社会中的个体在生活中承担各类角色,参与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互动,并对他人的行为给出反应,由此形成自我和自我认同.网络青年在现实社会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对他们都有不同的角色期望.网络青年在网络社会化过程中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长期的这种"虚拟角色扮演"会使得他们对虚拟世界和现实社会的认识发生错位,分不清自己在现实社会所需要扮演的角色和自己在虚拟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带来复杂的"角色错位"问题.而且,网络青年往往会通过虚拟世界实现来逃避现实社会中的挫折,而这种逃避,反而会使其在现实社会中遭遇到更多的挫折,最终导致现实自我角色实现的边缘化.
4. 多重角色带来的混乱
网络青年处于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之间,这也导致其自我认同的核心问题遇到了挑战.网民在网络社会群体中的身份认同是现实自我的延伸.网络就是一个人们得以释放那个本我的空间,是这场人生戏剧的后台,让人们卸下面具扮演一次属于自己的角色,随意展现一个理想的自己.网上自我不仅可以是单一的,甚至也可以是多元的,网络青年甚至可以同时选择毫不相关的两种角色,也可以用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去体验不同的感受.而这种网上自我的多重性与现实社会环境中人们角色和身份的多重性是不相同的.在现实社会空间中,长期的社会生活使得青年形成了一整套各具特色的行为模式,也要求他们承担特定角色的规范.网络青年在网络空间的行为未受到现实社会的诸多限制和约束,其扮演的各种角色不需要承担相应义务.因此,网络青年从现实社会走向网络空间,角色转换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些都会带来角色冲突,引发角色混乱.
5. 出现信仰危机
网络社会化过程中传统社会道德约束机制的作用下降,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在网上相互碰撞,对于自我认同能力不稳定的网络青年,在这些不同文化价值面前很容易迷茫,出现信仰危机.
四、网络青年自我认同的调适
1. 强化现实互动的优势
现实互动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具有虚拟社会中的互动无法比拟的诸多优势.通过这种多样化的直接互动,网络青年更容易直接感受到对方的感情,也更能实现心灵深处的情感以及精神的交流.
现实互动由于表达的非匿名性、身体的在场性,以及交往对象范围的有限性,更容易受到规则和道德的约束从而向理性方向发展.现实互动中的人也更容易实现承担他人的角色,即从他人所处的位置、应当获得的利益和可能具有的意愿来考虑问题、处理问题.人只有承担他人的角色,进入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才能明确自己的角色地位.因此,网络青年要充分认识现实社会互动的优势,积极参与现实互动而不是整日沉溺于虚无缥缈的网络虚拟互动中,努力回到现实社会来,在现实互动中健康成长.
2. 培养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人在实名环境下的行为与在匿名环境下的行为具有巨大差异性,匿名性是导致越轨行为的因素之一.而网络环境在多数情况下是处于匿名状态,这种环境固然提供了网络青年更多的自由空间,但也存在社会规范难以维持的特征.然而,网络宽松的环境并不意味着网络青年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也需要遵守一定的社会底线,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科学的价值观取向可以促使网络青年自觉地遵守网络社会规范,提升自我的网络道德素养.网络青年要培养自己正确理性的网络价值观,正确处理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关系.既要善于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使其满足自己生活、学习、娱乐各方面的需求;同时又要上网有度,不能沉溺于网络不能自拔.网络青年要正确认识网络的功能与价值所在,积极发挥网络的正向作用,选择和利用健康有益的网络信息来帮助自己健康成长.
3. 培育网络青年的理性精神
在网络空间,海量的信息充斥于网络青年面前,他们面临选择的痛苦.而且,在一些缺乏良知的网络意见领袖的鼓动下,他们的行为可能会被网络意见领袖左右.倘若没有权威的机构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网络青年可能会对事实做出误判,或是表现出情绪化、不理智的状况,进而影响到最终形成的态度和行动.
构建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既要培育网络青年的理性精神,同时也要改善网络信息的环境.一是要提高网络青年的网络素养,使他们理性地运用网络进行舆论和利益表达,学会运用网络、用好网络,充分发挥网络的正功能.二是发挥网络青年的主人翁意识,要求他们遵守社会底线,加强互相监督,进行自我管理.三是增强网络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在网络空间,鼓励他们传递社会正能量,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环境.
4. 建立专属青年的网络社区
目前而言,虽然青年是网民群体的主体部分,但专门属于青年的网络社区还不多,特别是专属未成年人网络社区则更少.因此,建立专属青年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网络社区很有必要且意义重大.在深入了解青少年的需求的基础上,互联网运营商以及青少年服务机构应该建立符合青年特点、满足青年需求的专属网络社区,帮助青年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刘颖杰,赵学伟. 关于网络自我认同危机[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1):16-17.
[2]徐琳琳,王前.网络技术引发的虚拟自我认同危机与伦理建构[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6):55.
[3]邓志强 .网络时代青年社会认同的困境及应对策略[J].中国青年研究,2014(2):68.
[4]高兆明.网络社会中的自我认同问题[J]. 天津社会科学,2003(2):51.
[5]尹岩.论个体自我认同危机[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24-28.
牵手戈多
4 楼 2015-11-14
协同演进发展轨迹、内涵框架、及其研究展望
引言
协同演进作为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术语， 是生物学者 Ehrlich 和 Raven（1964）提出的，而后被运用于社会管理系统。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掀起了协同演进的研究热潮，到 21 世纪初，基本建立了协同演进理论体系， 并在社会管理系统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国内对协同演进应用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本文对其发展轨迹、基本内涵、逻辑框架、研究现状以及展望作简单述评，以期能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协同演进的发展轨迹
1.1 生物起源
我国古代，“刚柔并济”“阴阳相生” 等概念就镌刻着协同演进思想。协同演进概念源于生物学，作为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是生物学者 Ehrlich 和 Raven（1964）在论文《蝴蝶与植物：关于协同演进的研究 》中首次提出的。 文章对蝴蝶与花草植物间的演化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某类植物吸引或排斥某些特定的蝴蝶， 而某类蝴蝶也只喜欢某些特定的植物，这表明物种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影响、协同演进的。 随后，协同演进被广泛地运用，成为生物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支。
1.2 社会管理系统变迁
最早研究并系统地将协同演进运用于解释社会管理系统变迁现象的学者是 Norgaard（1984，1994），他认为，协同演进不仅是“协同”的，更是“演进”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演进。 在社会管理系统中，协同演进主要反映了知识、价值、组织、技术和环境等五个子系统的长期反馈关系。 人类从物质和精神上改变世界， 而新世界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思维和世界。 随后很多学者对协同演进理论做了大量的研究。VolberDa 等（2003）认为，协同演进理论必须符合达尔文主义的一般分析框架， 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复制者和互动者进行明确的界定，并且运用“变异”“复制”和“选择”等生物术语来描述社会管理系统协同演进过程。 Murmann（2003）区分了协同演进和并行发展两个概念， 认为协同演进要求双方必须拥有改变对方适应特征的双向因果关系， 而并行发展是指双方对一个环境的同时适应。Jouhtio（2006）对协同演进做了如下定义： 协同演进是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相互依赖的物种上的持续变化， 它们的演化轨迹相互交织、相互适应；物种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是共生关系、共栖关系，也可以是竞争关系。 此外，学者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协同演进的理论分析， 也开始关注协同演进的应用研究。 Lee（2012）将协同演进运用于解释 IT 技术创新和产权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国家的产权制度会导致同一个行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范式，强调政治决策过程驱动 IT 技术和制度相互影响。 张红娟等（2011）从协同演进视角出发，深入挖掘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 协同演进机制， 提出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企业战略、产业环境和制度环境协同演进的过程。
2 协同演进的基本内涵
2.1 基本特征
2.1.1 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Murmann（2003）认为 ，主 体间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是协同演进的核心概念， 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由于所处环境的复杂性，一个组织可能既与内部成员有协同演进关系， 也与外部环境有协同演进关系， 因此在现实中经常表现为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 正因为存在这种双向或多向关系，使得任何变化都可能会出现在所有互动成员中， 进而通过这种多向的互动，与其他系统建立起反馈关系。即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可能是由多个互为因果关系的变量导致的， 同时也可能导致多个互为因果关系的变量发生变化。因此在这样一个复杂相关联的系统中，区分决定性变量和非决定性变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1.2 多层嵌套多层嵌套是指协同演进不仅可能发生在同一个层级中，而且还可能发生在层级之间。当考察一个较为复杂的变迁现象时， 研究者必须尝试建立多层级互动的协同反馈机制。Silvia 等（2012）在分析服务外包近几年为何发展如此迅速时，分别从企业内部（包括承包方、发包方）、外部环境（包括国家制度、社会基础设施等因素）等多个层级考虑，这样能够更好地理解此现象的发生， 同时也通过建立一个微观层级和宏观层级的协同演进逻辑框架， 强调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够引起颠覆性的改变。 嵌入性是演化经济学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视角。 在新古典传统中，往往忽略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如政治、文化等个体被假设为独立存在的； 而在演化经济学中则坚持将个体的行为嵌入在更为广阔的文化、 历史和政治等制度环境中。
2.1.3 非线性协同演进具有复杂系统特征， 互动者之间的互动或反馈机制呈现出非线性或自组织形态， 变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无法被简化成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协同演进由一系列连续的反馈路径构成，层级之间也存在相互反馈机制， 这使得一个组织的演化可能最终导致其他组织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 因此组织与环境协同演进的方式和路径也变得难以预测。
2.1.4 正反馈效应正反馈效应也是协同演进重要特征之一。 正反馈机制促使系统内外部的变化对系统影响不断放大，使系统变得不稳定，进而离开原有状态。 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 系统内外部许多微小的变化就能够得到加速发展（Silvia 等，2012），这意 味着系统本身不仅能够创造变化， 而且可以传递变化和扩散变化。在社会管理系统中，由于个体组织具有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其程度和层级会不断深化，也可能引起制度创新，进而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共同推动下，逐步改变经济系统结构。
Huygens 等（2001）在研究企业能力和行业竞争力之间关系的时候，通过探索机制与利用机制，很好地阐释了协同演进中正反馈效应这一特征。
2.1.5 路径依赖在协同演进中， 系统的演化轨迹也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路径依赖是指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 随机的非线性系统可能会受到某种偶然事件的影响，而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和路径演化下去。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或者时间因素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同时，还引申了“惯例”的概念。 所谓惯例， 是指在演化过程中从一种不好的路径转变为一种好的路径所需要的等待时间。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组织会呈现出惯例的性质。
上述 5 个基本特征是协同演进能有效分析社会管理系统变迁现象的原因所在， 同时也是区分这种分析工具与其它分析工具的标准。
2.2 分析思路和逻辑框架
社会管理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呈现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各个子系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例如在企业与环境协同演进关系中，企业通过与环境中其他要素互动来影响环境的变化， 从而创造对自身有利的外部条件； 而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企业的行为，迫使企业适应其他企业和要素的变化。
根据上述思维逻辑，Lewin 等（1999）对协同演进分析提出了 6 点要求：（1）在历史情境中进行跨期研究；（2）研究微观与宏观层级的多向因果关系；（3）研究交互、即时、时滞、嵌入等多种效应；（4）考察路径依赖的影响；（5）考察不同制度安排的影响；（6）考虑社会、经济、政治等宏观因素变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企业、产业与环境协同演进更为具体与细致的逻辑框架（见图 1）。 该分析框架强调了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级上的协同演进。【图1】
3 协同演进的研究进展
近几年，西方掀起了协同演进研究热潮，笔者试图从系统领域、 系统层级、 复杂性和情境化等 4 层面，探讨国内外协同演进研究应用进展和趋势。
3.1 系统领域
在国外， 协同演进已被运用到解释各系统的互动中，例如经济—生态、组织—环境、技术—制度以及需求—消费等。 Stead 等（2004）通过假定企业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协同演进关系，建立了企业组织和生态环境协同演进的模型。 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进过程中，Pelikan（2003）认为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产生了协同演进， 互动模式的差异对组织的创新和扩散产生不同影响。 之后又有许多西方学者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进行考察研究， 证实了技术与制度确实存在协同演进关系（Murmann，2003、Lee，2012）。 Karolina 等（2010）认为经济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农业、能源和交通，存在大量不可持续行为，建立需求—消费协同演进模型，能够很好地阐述不可持续行为转变为可持续行为的路径。
在国内，协同演进涉及的系统领域比较局限，大多数研究只关注于制度、 战略、 技术创新等方面内容。叶晓红等（2004）、王发明等（2010）分析了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系统演化的途径， 以及产业系统演进对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 论述了二者的协同演进机制与过程。 饶志明（2008）将制度、战略、演化视角以及企业演化的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问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企业制度和战略研究的新视角，研究企业内部子系统之间及其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协同演进过程和机制。
3.2 系统层级
在国外， 协同演进在系统层级方面的研究横跨宏中微观，宏观层级如国家、地方政府，中观层级如产业，微观层级如企业等，也有跨层级之间的研究，更有被用于细微层级的研究， 如解释某种事物的发生。 Fulvio 等（2013）认为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是相互影响、协同演进的，二者共同驱动国家创新系统的提升。 Murmann（2003）、Lee（2012）等从国家某个产业层级， 论述技术与制度间存在着的协同演进关系。 Tan 等（2005）、David 等（2010）等证实在转轨背景下，企业战略和环境存在协同演进的关系，在不同阶段， 企业要有能力去改变与外界环境相适应的战略， 有时这种战略上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绩效。 Huygens 等（2001）通过引入能力探索和能力利用两种机制， 解释公司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之间协同演进的关系。
在国内，大多数协同演进研究都集中在中观层级和微观层级上。 芦彩梅等（2009）、徐利新等（2012）、张红娟等（2011）、顾慧君等（2007）、叶晓红等（2004）从不同角度，如品牌嵌入、社会网络、技术创新等，运用协同演进研究产业集群领域相关问题， 如为何会出现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如何改革升级等。 蔡宁等（2008）、余菲菲等（2008）从不同角度，如 IT 能力与组织边界、网络关系强度和技术创新、公司战略和业务战略等， 运用协同演进研究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上，如何不断地提升自身技术，从而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3.3 复杂性
在国外，协同演进的应用研究往往比较复杂，研究的系统并不局限于二维， 也有三维甚至多维。
Huygens 等（2001）通过引入能力探索和能力利用机制， 解释企业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二者之间的协同演进关系。 Koza 等（1998）从企业、产业和竞争环境三个维度之间协同演进的关系， 研究企业为何会选择战略联盟。Lewin 等（1999）分析企业、产业、国家制度和外部制度四个维度之间协同演进关系。
Lahiri 等（2011）在研究服务外包为何发展如此迅速时，不仅仅考虑到企业因素、产业因素，同时也考虑到承包方、发包方以及国家政策制度等。 Silvia 等（2012）更是在 Lahiri 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加上任务特征这一维度。
在国内， 协同演进的应用研究系统大多数都是二维的，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已开始关注多维的。 黄凯南（2007）分析企业和产业协同演进机制。 王发明等（2010）认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系统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 技术创新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对产业系统的演化产生影响，反过来，产业系统的演进也会影响技术创新的活动与过程， 二者的协同作用机制和演化过程具有复杂性。 蔡宁等（2008）分析了网络关系强度与技术创新模式的耦合性以及二者的协同演进，表明网络关系越强，越有利于利用式创新；网络关系越弱，越有利于探索式创新。 余菲菲等（2008）研究在公司业务部门战略可能与公司整体战略不一致情况下， 二者的协同演进模型， 分析其互动机制。 张华等（2013）主张不同的自我监控水平在网络构建与网络机会利用方面的差异将导致其发展出不同的知识创新， 同时知识创新与发明者的合作网络将发生协同演化，认为自我监控、知识创新和合作网络三者是协同演化的。
3.4 情境化
在国外， 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协同演进研究的情境化，主要以详细的协同演进机制和逻辑框架为主，也有跨时期的案例分析。 Huygens 等（2001）研究企业能力和行业竞争力协同演进关系时， 分析了探索能力、利用能力、创新和模仿等机制，提出二者之间协同演进的分析框架。 David（2010）分析了俄罗斯1990-2004 年的制度变化情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家精神变化情况， 通过访问调查多个企业生存情况，证实了二者之间的协同演进关系。
在国内， 协同演进应用研究都是根据现有的分析模型，缺乏情境化的考虑。芦彩梅等（2009）通过分析产业集群协同演进的框架体系， 建立三种产业集群协同演进动力学模型：竞争协同演进模型、合作协同演进模型以及竞争合作协同演进模型。 赵玉林等（2013）通过构建产业系统经济与生态协同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调测度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及其省域近十年来产业系统经济与生态的协调状态和协同演化趋势。
综上，国内协同演进的应用研究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在系统领域、 系统层级还是在复杂性和情境化上，与西方研究相比都有一定差距（见表 1）。【表1】
4 讨论与展望
近几年的研究结果表明， 协同演进是一个极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运用强有力的新逻辑对各子系统进行跨时期、多层级的研究。 具体而言，协同演进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
（1）因果关系方面，突破了学者单向因果联系思维方式的禁锢。 随着协同演进的提出和多向因果关系、非线性关系等概念的引入，研究者认识到系统内的各个主体之间实际存在着复杂动态联系， 只有充分考察各方的适应性特征，才能抓住问题本质。
（2）包容性方面，协同演进把诸多相关理论完整无损地结合起来。例如，纵向协同演进之于产业链理论，多层级的协同演进之于组织理论等。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包容性， 使得协同演进理论在社会科学众多研究领域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3）由于协同演进在因果关系和包容性等方面表现出的独特一面，因此，在面对一些旧观点时能够产生出一些自己独到的新观点， 这对于推动学术研究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个体之间的契约联结， 所有的市场行为都可以通过个体理性行为推导出来， 进而认为所有的宏观行为都能够通过微观个体的理性行为推导出来。
协同演进则认为企业是个体的学习环境， 企业能够塑造个体的偏好和认知， 个体也能够影响企业演进方向，因此个体和企业存在动态相互反馈关系，并不是所有企业行为都是个体行为推导出来的， 进而认为宏观现象不仅仅只是由微观行为推导出来的。
协同演进也有其局限性：
（1）实证方面，协同演进对实证研究提出了种种苛刻条件，如跨时期等，这无疑为实证研究设置了巨大障碍。 虽然目前国内外已有对协同演进的实证研究，但是鉴于它需要跨时期的一手资料，因此协同演进实证研究要比概念发展缓慢得多。
（2）情境化方面 ，协同演进研究尚显不足 ，尽管外国研究学者已开始注意到情境化， 但是明显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研究学者要加入情境化因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正是协同演进研究的一个难点。
（3）协同演进理论作为分析多要素目标系统变迁问题的工具， 虽然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和独有的逻辑模式， 但是并不能解释所有社会经济管理变迁演进现象，因此，若想更加贴近现实，在合理恰当地运用协同演进这种分析工具的同时， 还需要其他理论模型的补充，这样才会有很好的说服力和指导力。
翠薇之子
5 楼 2015-11-14
从社会学视角认识“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论前提就是科学界定"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只有从社会学视角科学认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才能科学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异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并从根本上在实践中建构一种科学的社会治理观,从而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学术界关于"社会治理"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社会治理理论来源于社会系统整合的思想.①其核心论题就是如何在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建立起有序关系.自"社会治理"一词提出以后,国内外学者对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1."政治动员论"
这是政治学者关于"社会治理"的基本观点.政治学者通常认为,社会治理体现在由精英领导的政治动员之中.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当个体力量不足以达到其目标时,就会产生政治的行动或者集体的行动,这种行动通过政治的宣导,政治家或者精英人物的号召,广泛的政治动员,从而实现个体力量不能达到的目标,因而开展政治动员就是政治学者眼中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②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敌人的威胁时,政治动员会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这样的情形,从我国苦难的近代历史中得到了深刻验证,这说明政治动员作为一项社会治理方式,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有很强的实用性,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理方式.但是,使用政治动员必须考虑时代背景,目前我国处于和平发展时期,是否能使用政治动员来进行有效社会治理值得商榷.
2."合作治理论"
这是公共管理学者关于"社会治理"的基本观点.公共管理学者认为社会治理体现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和行动之中.与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主要是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现实表现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化和管理的社会化.③政府公共政策化和管理的社会化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即大政府逐步放权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政府计划干涉更少,资源占有更少,行政管理更少,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府部门结构与制度的再设计.公共管理学者认为,从性质上来看,新公共管理属于服务性社会治理;从方式上来看,新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在服务精神导向下的合作治理.可以说,"合作治理论"代表了人们对"社会治理"认识的一个新阶段.
3."实用主义治理观"
这是哲学学者关于"社会治理"的基本观点.实用主义治理观直接来源于与经济计划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崇尚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讨论,其出现的标志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行为体之间的经验主义合作.实用主义治理观的理论根源于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认为经验是世界的基础,主张把人的认识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贝克莱---休谟---孔德"经验主义的继承.实用主义认为,经验是认识的源泉,且是唯一源泉.至于经验背后的事物是不能也不必要被认识的,因为认识背后事物没有实用意义,不管怎样,人们的认识都不能超出经验范围.实用主义认为真理必须对我们有实用价值,即有用的才是真理,不存在所谓客观真理.实用主义把经验看作是行动的效果,认为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真理就是有实用价值或者是行动的成功,也就是把理论行动主义化、功利主义化.基于实用主义的这种社会治理观最初体现在公共政策系统分析的成果中.
上述各种观点都从一定角度对社会治理进行了描述,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启发.然而,它们又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它们没有全面揭示"社会治理"的内涵,它们并没有科学地揭示社会治理的客体、目标和手段,这样就导致人们无法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内涵;二是虽然它们都认识到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已不局限于政府,但是,没有科学确定社会治理的外延,使人们难以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主体;三是它们并没有科学揭示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它们的表述都没有达到概念表述的抽象性要求,它们对"社会治理"的概念只是进行了一般的事实描述,而并没有进行理论性的抽象表述.这样,就使人们难以准确地把握"社会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从而难以科学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异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因此,从社会学视角科学界定"社会治理"这一概念,仍然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
二、社会治理: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
概念的内涵是指对象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和特有属性的总和,概念的外延则是指具有概念内涵所反映属性的各种具体事物.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要科学界定"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就必须在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手段的基础上,抽象地揭示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
1. 社会治理的主体
社会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的特征.
(1)政府.福山在《国家构建》中认为,政府职能不断缩减的过程中,既希望削减政府力量的强度,又产生出对另一类政府力量的需要.④因此,无论是传统社会管理还是创新社会治理,政府作为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必然是主体,区别在于,社会治理过程中,从政府单一制逐步转变多元主体制,并且社会变迁和发展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传统职能被削弱,而新的职能不断出现.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的政府,应不断完善其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如国防安全、社会保障职能,从而强化国家制度的基础力量.
(2)市场.社会分工细化和商品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市场出现,市场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决定性作用"取代"基础性作用",这样的改变明确表示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是往市场方面倾斜的,因此,要着重加强市场的社会治理能力,完善市场的社会治理责任.政府和市场分别在社会治理的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必须自觉简政放权,约束政府对经济领域的权力,减少对资源配置的干预,配合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
(3)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有意识的集合起来的社会群体,既是人群集合体,也是实现目标的物质工具.传统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是被动的被管理者,而在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是治理主体之一,在众多社会治理领域发挥作用,如社会服务与咨询等,能有效弥补这些领域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在众多社会组织中,尤其要注意发挥社会自治组织的主体作用,力求在反映群众诉求、化解基层矛盾、协助维护治安安全等方面起到主体性作用.
(4)公民.托克维尔认为,不管如何精明强干的中央政府,也做不到明察秋毫,不能仅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社会的一切细节,这样的工作超过了政府人力物力财力所能及,当它要独自创造那么多发条并使它们发动的时候,其结果不是很不完美,就是徒劳无益地消耗自己的精力,⑤这就明确指出了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公民自治对于现代社会治理的良好意义,⑥是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
总的来说,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由"国家""、市场"、"社会组织"、"公民"四个行动者组成.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一个功能整体只有满足了四个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才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这四个需求分别是:适应、目标达成、整合、维模.国家、市场、社会组织、公民这四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中,国家满足的社会目标达成需求,市场则发挥适应的功能,而整合和维模需求主要由社会组织和公民来满足,为了使整个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发挥功能,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协调运作,主要通过由具有自由社会治理意识和意志并具有一定社会治理能力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和公民组成的自组织网络发挥作用.
2. 社会治理的客体
客体既包括客观存在并可以主观感知的事物,也包括由人的思维形成的事物.社会现象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实证社会学思维方式主张像研究物理现象一样研究社会现象,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但是借用人本主义的批评来说,这是在把人性物化、主观性客观化、社会生活自然化.⑦韦伯不赞成迪尔凯姆的观点,韦伯认为"人"才是社会学研究对象,强调人与人在社会互动中的主观意向的关联性.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治理客体不应仅仅是客观存在的外在世界,更要深入生活世界,理解社会价值观,然后才能开展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理.简言之,社会治理客体就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即被市场化破坏的"社会植被";另一个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被工业化破坏的"自然植被"⑧.
一是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恢复社会植被.社会植被是凝聚社会并维护社会持续发展的各种人文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具有主观意义,因此在研究社会植被时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外在之物,应该理解其中蕴含的主观价值.社会植被从各种社会互动中产生,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互动双方在主观意向上的关联.科塞认为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网络形成了社会,人与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互相联系.人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甚至六度分隔理论说明了通过社会网络,人与人之间都可以构成弱关系,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接近.社会植被能有效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是,市场化的不断增强对社会植被,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诚信危机和个人道德失守.因此,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市场化条件下,恢复社会植被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客体之一.
二是通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植被.自然植被这里用来泛指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要生存不可能离开自然环境,自然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各种资源,如何获取资源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对自然的活动其实就是为获取自然资源而采取的方式,如人类或改造、或顺应自然的活动.但归根究底,人对自然的活动然最终还是通过主观能动性调整自身行为来实现,因此对人与自然的社会治理通过自然变化体现结果,但其实质是社会治理主体对其主观能动性行为的社会治理.自然植被具有美化山河、凝聚水土并且保持生态平衡的功能,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更要重点关注自然植被.
任何社会治理都要有客体才能具体实施,社会治理客体是社会治理的存在前提.社会治理客体不同必然导致社会治理目标、手段的不同,也必然导致社会治理效果随客体变化变化.例如社会治理主体治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客体的治理难度就大大超过治理人口少、地域小客体,同理,全球社会治理比具体的国家社会治理难度更大.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我国又处于社会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机遇期.因此,社会治理客体必须以社会植被与自然植被为核心,并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
3. 社会治理的目标
社会治理目标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进行社会治理期望达到的主观设想,是主观意识对于客观现实的反映程度,能对具体社会治理实践活动指明方向.社会治理目标体系中有多个不同目标,不同目标之间存在层次上的差异和联系.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可以将社会治理目标划分为具体目标与终极目标两个层次.
(1)社会治理的具体目标第一,化解社会矛盾.毛主席说有进步就会有矛盾,伴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这一时期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实质上来说,社会矛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这类社会矛盾是冲突程度较轻,社会危害较小,一般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另一类是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与合法形式矛盾相反,社会危害严重,且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通常是这类社会矛盾.
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总量不断上升,社会矛盾总量中的合法矛盾比例在下降,非法矛盾比例在不断上升,反映出我国社会矛盾不但数量多而且日益严重的特征,对社会秩序将产生较大负面影响.⑩无论处于任何社会发展阶段,稳定的社会秩序都是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是社会治理追求的理想状态,更是国家繁荣兴盛的根本前提,因此,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治理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部分在发展中达到动态平衡.
第二,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和基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一,反映着社会成员对合理社会规范、社会秩序和分配格局的诉求,是党和政府的一贯主张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公正是具体的,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内涵,如经济领域的公正主要是指商品买卖双方的等价交换,社会领域的公正则是指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公正也是相对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社会公正的现实程度,如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唯一公正的分配制度应该是以按劳分配为主,辅之以多种分配方式.在此制度下允许产生差距,但这种差距应该是在社会成员可接受范围之内的基于公平分配方式的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治理的具体目标之一,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衡量尺度.
第三,激发社会活力.社会活力是各社会治理主体基于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互动,焕发出来的创造力、持续力、生命力的总称.社会活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交往亦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依据社会发展的动力视角,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通过人与人的互动、交往,调动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激发了社会活力,创造了绚丽的人类文明,促进了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成员互动交往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就是不断激发社会活力的过程.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社会活力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也是现代化国家保持其高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条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必须要激发与社会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活力.因此,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全社会充满活力,关键在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2)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懈追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也是我国党和人民不断追寻的社会主义理想.所谓社会和谐,就是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谓社会和谐发展,具体是指三个方面:一是个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二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治理终极目标的社会结构不是形成一个机械社会,而是构建一个有机社会.机械社会是被动的社会,社会行动刻板僵硬,缺乏社会活力,社会发展需要外部推动力,不能由内而外主动发展;而有机社会则是能动的社会,社会行动充满创造性,社会发展由内部活力推进.
4. 社会治理的手段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目前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历史性的成就,但社会转型发展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相比之下,目前的社会治理,无论是定位、思路、模式或效果都无法进一步满足高层次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创新社会治理手段,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来说,社会治理主要有"法、理、情"三个社会控制手段.
一是社会治理要"齐之以法".所谓"齐之以法",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依法治国".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个人统治都不如法治.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法律的影响.法律是正式社会制度,由享有立法权的政府部门制定,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并由国家暴力机关作为顺利实施的后盾.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法治性一方面体现为法律面前一切社会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平等.坚持法治原则是有效增强社会治理主体责任性的前提,社会治理主体在行使权力履行义务时应充分尊重法律,约束自身行为.为了有效规范社会秩序,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治理就必须运用于法治的手段,增强社会治理主体责任性.
二是社会治理要"晓之以理".所谓"晓之以理",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以德治国".这里的"理",是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简单来说可以认为是道理、道德规范.道德是人们内心的法,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是以德治国的重点.上面我们说社会治理要"齐之以法",但是"齐之以法"必须和"晓之以理"相结合.法治社会中的主要社会规范,即法律,由人制定、由人执行,再完善的法律也不能自行制定自己执行.归根到底,法律从制定到执行都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依法治国必须靠人来实现.只有法律,没有人的能动社会行动,法治无从谈起.因此,依法治国的首要前提是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将法律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心的"理",自觉规范自身行为.法律无法十全十美、面面俱到,缺乏法内化为理的过程,再严格的法律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社会失范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因此,法治是社会治理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将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三是社会治理要"动之以情".所谓"动之以情",就是社会治理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一切都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一切都依靠人的行动促进发展,人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完整的以人为本必须是二者的协调统一.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仅要从法律上进行社会规范,更要尊重社会成员,从情感上感化社会成员,才能有效缓解社会成员的偏激心理,化解社会矛盾.
5. 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
正确认识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手段将促使我们准确地把握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在界定一个概念时,这些部分只是基础,而本质则是界定概念内涵的关键.因此,要科学地界定社会治理,关键在于抽象地揭示它的本质特征.
第一,行动性.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韦伯眼中的社会行动是有意义的,而且其中的意义能够被人理解和说明的,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有以下四种: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香港学者莫庆联、甘炳光认为,社会行动是指是社会上各个群体提升自身的社会意识,通过集体行动,争取第三方支持,向得益者争取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行资源的合理再分配,享有应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成果.而社会治理就是从一元主体走向多元主体,从责任集中走向责任共担,既有工具意义,又有价值内涵,使全社会能够共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因此,从上述意义来看,社会治理本质的蕴含于社会行动,具有行动性特征.
第二,合作性.社会治理是一种合作性社会行动.由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从主客体之间的主从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因此社会治理的方式也逐步从自上而下为民做主转变为平等的合作过程.从权力运行方向上来看,权力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运行转变为上下结合的双向运行,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主要通过"法、理、情"的手段,立足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各个利益和认同上的合作,进行有效社会治理.从预期目标角度来看,社会治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社会工作效率的管理工具,而是要在效率的基础上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合作性还体现在社会治理主、客体关系上,社会治理效果有赖于社会治理客体的合作与支持.
第三,协调性.社会治理也是一种协调性社会行动.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社会治理从单一行动转变为以各治理主体的协调性行动过程.韦伯的以科层制为核心的层级官僚体制理论不符合社会治理的要求,因为官僚制组织强调严格的层级划分,形成非人格化的层级结构体系,强调服从而缺乏民主,强调规定而缺乏协调,而社会治理恰恰意味着多元主体间的协调、合作,并伴随有相互理解、相互让步,并且更加公正地进行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活动、一套规则或一种规定好的正式制度.
由于知识和资源的稀缺性,单独的社会治理主体无法独自进行正确合理的决策,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必须互相依赖,进行协调谈判由于社会行动形成的各种社会问题,确定符合多数利益的解决方式,并以政策方式反映出来.因此,社会治理过程实际上是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之间进行的协调性持续行动,协调性行动是保证社会治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四,动态性.社会治理更是一种动态性社会行动.与传统社会管理稳定性相比,动态性是社会治理实现途径的重要特征.社会治理客体不同,社会治理的具体实现途径就不同,而且社会治理面对的社会环境也是多变的、动态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遵循动态原则,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社会治理手段.社会治理的动态方法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最合适原则,即社会治理找不到最佳手段,只能寻求最合适当前社会的手段;第二,适度有效原则,即社会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对特定情境的适合程度,并不是所有的手段在任何情境下都有相同的效果;第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应该对环境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以此为依据选择适合的社会治理手段,如欧洲社会治理手段与美国的有很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欧洲和美国在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角色和职能定位、社会组织的角色、行政文化传统、监管机构和监管机制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路径也各有特点.
通过上述从社会治理主体、客体、目标、手段、本质特征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是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在形成合作性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法、理、情三种社会控制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以达到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目的的一种协调性社会行动.这样的界定,科学地理清了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首先,这一概念既全面地概括了社会治理的内涵,从主体上来说,该概念确定了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的合作性社会行动过程;从客体上来说,该概念确定了社会治理是一个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行动过程;从目标上来说,该概念确定了社会治理是一个通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行动过程;从手段上来说,该概念确定了社会治理是一个"法、理、情"并举的社会行动过程;从本质特征上来说,这一概念确定了社会治理是一个协调性的社会行动过程.这样的界定,既全面地概括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又准确地把握了社会治理的外延,也体现了抽象性的表述要求,因而,对于学术界廓清关于社会治理的模糊认识,科学地把握社会治理这一特殊社会行动过程,具有全新的理论和现实启迪意义.
三、社会学视野中"社会治理"概念的启迪意义
从社会学视角上科学界定的"社会治理"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启迪意义.
1. 有助于科学区分"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异同
依据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治理"概念,我们可以科学区分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异同.第一,主体不同.社会管理是政府单一负责制,管理主体就是政府,其他的都是被管理的客体,社会管理最初就是作为政府的职能之一而提出来的.社会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可以说所有的行动者都是治理主体.就社会公共事务而言,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众等都是社会治理主体.第二,客体不同.社会管理的客体主要是行为活动,包括决策活动、参谋活动、计划活动、组织活动、执行活动、监督活动、反馈活动、统计活动、评估活动等.而社会治理的客体则是社会问题,即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恢复并保护社会植被和自然植被.第三,手段不同.社会管理的手段使社会成员服从的正式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法",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红头文件、行政命令等.而社会治理的手段既包括使社会成员服从正式制度,也包括各种社会成员认可的非正式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包括"法、理、情".所以,社会管理强调的是"令行禁止",社会治理则要"齐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第四,本质不同.社会管理的实质是控制,其目标指向都是设计、规范、监督所有管理客体的行为,使之符合管理主体的意愿、实现管理主体的愿景.而治理的实质则是合作基础上的协调性动态行动过程,其目标指向是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 有助于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科学认识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治理"概念,有助于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从社会治理的主体多元性来看,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这就说明,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已经从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对等关系走向了协调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一是平等对话.这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在身份地位上的关系.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从政府单一负责制逐步转变为多元主体合作制,政府不再凌驾于社会组织之上,指导社会组织运行,社会组织无论是资金来源、人员组成、组织结构也不再依附于政府领导.也就是说,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将逐渐由"依附生存"走向平等对话.
二是协调融合.这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职能上的关系.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并与政府基于工具性目的进行协调性互动.可以说,社会组织的职责是根据政府的要求提供社会服务,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政府的职能则是服务于社会组织,而不是干涉或领导社会组织.这种互动为了达成特定目的.一旦目的达成,双方的互动就宣告结束.
三是责任共担.这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责任上的关系.多元社会主体导致社会治理过程中已经不再片面强调政府责任,而是强调责任共担.这就意味着,传统管理时期处于被动地位社会组织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是一个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拥有更大的权力也意味着承担更重的责任,比如传统管理体制下只有政府有权力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负责.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仅政府有权力通过行政手段提供公共服务,其他社会组织也能够提供部分公共服务.因此,公共服务的责任实质上由社会组织和政府共同承担的.
3. 有助于在实践中建构一种科学的社会治理观
中国即将步入社会治理的全新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我们首先建构一种科学的社会治理观.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治理"概念实质上为我们在实践中建构了一种科学的社会治理观,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相统一.
一是坚持系统治理观.系统治理观根源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社会生态系统本质是一套关系系统,是由社会个体或集体社会行动者之间及其与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所构成,这套系统运行的后果是其内诸多社会行动者基于各自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决定的,因而,社会生态系统概念内在地承认现代社会中各种关系体系的复杂性及作为现代人的社会行动者的髙度反思性特征.所谓系统治理观,就是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某种具体治理目标,调节并控制与自身相关的社会环境、社会心态和社会行动及其后果.系统治理是各治理主体基于对环境、后果的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实施的.
二是坚持依法治理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法治化的道路.所谓依法治理观,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模式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坚持依法治理观,尤其要善用法治方式解决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针对目前群众事件多发频发这一社会现象,各地政府都加强了维稳工作,为稳定社会秩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效果不彰,有的地方甚至更加激化冲突,这是由于有些部门解决群众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甚至以权力压制群众,导致社会秩序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中.要破解这种恶性循环,必须转变维稳的理念、思路和模式,让维稳工作法治化,并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三是坚持综合治理观.所谓综合治理观,是指社会治理要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建立政府服务、市场配置、社会组织配合、公民参与的治理机制,做到多元合作、责任共担、资源共享,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采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手段综合治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反映群众诉求,规范社会行为,协调资源分配,调解利益格局,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活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坚持社会治理的综合治理观.
四是坚持源头治理观.所谓源头治理观,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将治标和治本有机结合,更加重视治本,以社会化服务和网格化管理为治理方向,完善各项社会民生制度安排,及时反映并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使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更好地惠及全民.坚持源头治理观,重点在于改善民生福祉,注重制度层面的社会公正,目的在于全民享有社会发展成果.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源头预防并化解社会矛盾.坚持源头治理观,有利于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跳出传统社会管理的狭隘视界,从灭火式管理走向预防式治理.
冰菓小权
6 楼 2015-11-14
论多元化网络社会的生存法则
摘要：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网络社会的模式和表现形态也不同。由于新社会技术进步进程与每个社会文化和历史之间的细微交互作用，在网络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形态。通过运用新社会技术范式亲自试验来开发社会，土生土长的网络社会将会出现，这将植根于他们的特性，并向其他文化的社会形式开放。网络化进程将允许人类试验的杂交式发展。在这个多元化的网络社会生存下去就好像在自然界适者生存一样也需要自己的法则。
关键词：网络；社会；生存，法则。
一、网络的社会化
随着互联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网络社会不仅可能，而且已经显示了其巨大的社会性张力，冲击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并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秩序。
齐美尔解释“社会的要素”——人（或者说人的心灵）所包含的特性时，认为我们能够将人分为“自我”与“内容”两个部分。所谓“自我”（对齐美尔而言），是一切想象的前提，它具有无条件性和不可动摇性；而“内容”却具有可疑性、可更正性，并且表现为心灵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力量的产物。因而在齐美尔的理解中，“自我”是个人的独特性，是“非社会的”一面；而“内容”则包含了普遍性的特色，是“社会的”一面，它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却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互相修正。然而，同时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自我”与“内容”（或说“非社会”与“社会”）便使得我们能够“想象”其他人，因为个体能够将自己与他人分开。想象他人的方式是将自我的无条件性转移到其他人的心灵中，而另一个人的心灵具有那种同其内容相比我们的自我所拥有的最大限度的现实，由于那种最大限度的现实，我们才能想象他人。
以上是齐美尔有关社会如何可能的解释，让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可能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人，他人也可以想象我们，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对对方意识内容的可“知晓”性，就是社会可能性的标志。“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于解释这些互动过程如何能产生统一和谐的秩序共同体。
从形式上看，可能的社会是由于可能的人之间信息交流的交集融合而成，并相互感知而使行为发生变化，进而构造社会综合体。所以，社会是一个过程，一种具有意识的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现实的社会。在这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当人们之间的交往达到足够的频率和密度，以至于能够相互影响并组成较为固定的群体时，社会便产生和存在了。
从内容上看，由于人与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能领略对方的意识内容（通过语言和其他非语言符号），因而使社会有了一体化的结构。也就是说，因为人与人之间有相似或相同的意识内容，通过符号交流后，彼此能够领悟，所以渐渐形成“普遍性”，即更多的人知晓、领悟，于是社会便形成、构建起来了。随着互联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网络社会不仅可能，而且已经显示了其巨大的社会性张力，冲击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并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在通过网络交往过程中能领略对方的意识内容（通过语言和其他非语言符号），因而使网络有了一体化的结构。也就是说，因为人与人之间有相似或相同的意识内容，通过符号交流后，彼此能够领悟，所以渐渐形成“普遍性”，即更多的人知晓、领悟，于是网络社会便形成、构建起来了。
二、网络社会对经典社会的挑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与科学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互联网不仅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交往与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整体性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与全球化趋向。一方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可口可乐式的全球化进程。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因此，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通常都以ID账号或匿名出现，个人可以隐匿部分甚至 全部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多媒体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面具，网民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甚至几个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个人因此丝毫不用担心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生活会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些在现实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天赋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别、外貌等，在互联网世界中却可以被轻易改变。互联网的这种匿名特征，使人们在网上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网民可以一方面始终处在隐密的私人空间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一个有别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人格认同，扮演各种角色与身份，在虚拟社区这一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展示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展示的自我。这时，网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之中，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从在BBS、IRC或Newsgroup上发帖子，到申请自己的讨论区，再到建设自己的网页、网站，这一过程很少受权威意识形态的钳制，在这里，除了技术层面的规范之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时，网络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信息可能来自任何节点，只有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的内容进行管理，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规范与控制网络，亦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曼纽尔·卡斯特尔（M.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
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塑着今日社会的基本结构。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历史时代，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网络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今日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节点通过网络联接而成的网络社会。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而这种网络化逻辑的不断扩散，必然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以及人们在网络中的在场和缺席，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的凸现，意味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
三、网络社会的生存法则
1、互联网的兴起，还重塑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由于互联网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网民在网络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进行，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没有中心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模式中，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完全是开放和发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差别而平等地获得信息，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等等的差别而平等地交往。因此，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压制，超越了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信息、地位差距，从而有可能 使人们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重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个人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信息与权力，并由此导致一种新型、高效和有高应变能力的组织产生。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必然会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实际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也为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某些有组织的集体或突发事件的出现更难控制和预防。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网络本身的社会问题，也包括网络对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互联网使网络的关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隐藏在可执行程序或数据文件中的具有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的计算机病毒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便是一例。计算机病毒从开始传播到导致整个网络被感染，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它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显然具有与现实社会极不相同的特点。据统计，在已经上网的用户中，有大约80%的用户受到过来自互联网上的病毒攻击。自从1988年11月第1例计算机病毒��莫里斯蠕虫在有6000台计算机联网的ARPA网被发现以来，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计算机病毒大约有25500余种之多，可以说，计算机病毒已经成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又如，随互联网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犯罪，与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征。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匿名性，使个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间就可以进行或参与在真实世界中限于各种条件而不易进行的犯罪活动。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犯罪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破坏网络数据、网络洗钱等等，都已经对社会公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2、网络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动性、高隐蔽性使色情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在网络空间中，色情信息的传播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个人通过互联网接触色情信息也极为方便和安全，这无形之中消除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接触色情信息所必然会受到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权威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道德感等），从而促进色情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色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表现在色情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更在于网民追逐和迷恋这些色情信息的狂热程度。网络在改变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对社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社会交流系统的改变，使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信息，信息传播获得空前的自由度。自1994年底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建立全球信息基础实现GII(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倡议，1995年2月25日至26日，欧洲联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主持召开“七国集团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进一步正式确认这个原则后，网络发展的国际化、全球化倾向就成为一个主要的潮流。
网络上大量流动的跨国信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封闭的保护主义必然意味着落后，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也不管推进网络国际化的进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多大的风险和挑战，我们都必须首先树立开放的观念。信息传播的国际化把许多不同的观点放到一个平台上，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基督教徒和纵欲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宗教乃至邪教，都拥有了在这个平台上占有自己一席之地的可能性。
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对人类伦理道德的影响是深远的，各种不同观念的碰撞导致了传统道德的分崩离析，各种亚文化群都在兜售自己的观点，容易导致人类的无所适从和道德虚无感。如果我们无法在承传与融合之间找到一个有力的支撑点，这种碰撞不但不会导致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反而会激起人类的相互仇恨和攻击，《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的命运就是一个鲜明的事例。不管如何，保证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容忍多样性，都是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必须具备的品质。
网络社会的兴起，信息传播的自由化，使社会的离心力量得到了大发展。传统的大众媒体，无论它们的表现形式是多么的多样化，无论它们的管理方式是多么的民主，从信息发布权的角度来说，它们都只能是少数人的权力。“人们总是要求哲学家把一种道德用基本原理、结论及用有充分根据的理由推论为体系，坚决地用来解决一切道德上的困境。他们一般来说是满足了这种要求的。即使他们没有提出实践的体系，没有能够提出解决疑难的理论，他们也可以从理论中推论出服从官方决定的思想结论。”我们以往的道德要求，主要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引导，个人的道德认识在这里是无足轻重的。
参考文献：略
老子是萌二代
7 楼 2015-11-14
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特征及其产生的背景
当下,网络化、信息化正在逐步成为新的时代浪潮,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新的社会思潮也随之应运而生,愈来愈引人瞩目.当前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不仅由于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且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态因子的影响.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和观点来分析、研究政治现象、政治行为是当代政治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所谓社会生态,是指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习俗、民族、风尚、人口、宗教以及政治传统和观念等构成的特有的社会环境.每个社会生态都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每个系统又由不同的要素构成,并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特征和结构形态"[1].将网络民族主义置于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进行分析和考察,对于正确认识网络民族主义功能发挥与理性、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把握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建构的路径有着特殊意义与价值.
一、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还没有统一、精准的定义.笔者更倾向于认同谷士刚对网络民族主义内涵的理解.他指出:"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2].这种界定强调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技术载体支撑,即网络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其正确性,但是对于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涉及,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出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本质内涵.因而,通过借鉴以上定义,同时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仅仅因网络而产生的孤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它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生态因子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网民基于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而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民族主义情绪、言论、思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民族主义实践运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
二、网络民族主义的特征及研究意义分析
(一)网络民族主义的特征
1.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
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被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其突发性又导致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国际国内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重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2.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表达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文章,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会被各大网站、论坛、博客甚至平面媒体频繁转载,它们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3].另一方面,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言论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没有经过系统和理论化构建,只注重不良情绪的宣泄,没考虑言论引起的严重后果.这也说明我国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3.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从参与者的身份视角和人数多寡来看,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大众化和体制外的特点.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原来不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借助网络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见解,以及发表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观点,并且逐步把网络视为他们表达观点、意见的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特点,大多数网民往往倾向于以虚拟符号出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所依托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可察觉的时空位置和形态,其网上交往活动不具有实体性和可触摸性"[4].即便如此,网络民意的表达依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影响,这又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体制外的特征.
4.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分析网民的言行可知,其初衷都是基于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本民族的热爱,而由于网络本身的虚拟性特点,故不能将网络民族主义完全等同于网络爱国主义.但毋庸置疑,爱国主义是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意义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现象和社会思潮,其社会影响力日趋显现.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中所包含的极端、偏激、非理性的成分呈逐渐增长之势,不利于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的分析和考察,以更好地发挥网络民族主义的正向功能,同时探索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建构的路径,给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与借鉴.
对于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建构的路径,笔者认为继续大力发展我国经济,切实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维护好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是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轨道发展的根本之策;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外交上扞卫我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是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建构的关键所在;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坚持弘扬主旋律、倡导多样化,尊重差异化,注重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民族主义理性、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看,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产物.
(一)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生态环境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经济生态是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除了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之外,还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与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息息相关.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与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显着提升,全球化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难以避免.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大量涉外言论,无一不体现着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初衷.
其次,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辉煌成就促使我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渐复苏,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众的国家利益意识也随之觉醒,在与国际社会的一些利益冲突中,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网络舆论力量.
再次,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接触网络,并出于爱国意识加入到网络大军中发表各自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意见,甚至被呼吁加入到网络行动中.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整体来看,影响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产生的政治生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较之以往有了较大进步,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政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相应地,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政治风气大为好转,社会民主、包容程度不断加强,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
民主政治制度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网络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他们网络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素质不断加强,这都对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其次,当有损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出现时,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就会被激发出来.这也是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学说上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内核,民族主义是外在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宿、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5]
毋庸置疑,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认同和扞卫.解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网络民族主义,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针对中日间、中美间,还是中韩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事件,我国网民所发起的旨在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网络抗议运动,无不体现了广大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涉及到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一些国际争端和摩擦事件,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会显现出无比强大的威力和对外震慑作用.
(三)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
当前我国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与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反思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6].我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曾一度认为就是这种传统文化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国家落后和民族屈辱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原因"[7],并主张摒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由此导致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持虚无态度,甚至形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因而,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力图找到民族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结合点"[8].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形成,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其二,当前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重要推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就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助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涨.而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为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服务,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问题.
其三,随着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提升,自身素质得到显着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与移动终端的发展,为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这也进一步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自由发言、自由讨论.
[参考文献]
[1] 郭亚丁:《社会生态与政党的功能作用》,《政治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
[2][7]谷士刚:《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透视》,《前沿》2011 年第 11 期.
[3] 罗迪、毛玉西:《争论中的"网络民族主义"》,《中国青年研究》2006 年第 5 期.
[4] 叶璞:《理性看待"网络民族主义"》,《北京日报》2013 年 9 月 30 日.
[5] 罗坤瑾:《网络民族主义的民族学解读》,《广西民族研究》2010 年第 4 期.
[6]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4 页.
[8] 卜建华:《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探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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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网络民族主义，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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