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政策_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特征分析

  本文关键词：民族政策体系，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特征分析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12-8-23 19:15:44

发生，直接导致相互矛盾或者相互联系的事物纠结在同一个复杂过程中，进而在民族地区形成一系列原因繁杂、影响广泛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民族问题的分布空间已经由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向非聚居区扩散，由传统的农村向城市转移，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城市民族工作压力增加，民族问题的影响已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涉及全社会各个领域甚至国外，给人一种牵一发动全身之感。上述现象空前地增加了社会维稳的难度。因此，可以说民族问题出现了社会化趋势。
    (四)社会问题民族化。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与边疆的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这是不容否认的。在汉族聚居区，在大学生就业难及下岗职工再就业、特困群体社会保障、资源开发与补偿、城市拆迁、居民收入增长、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民族地区，则由于当事人是少数民族而往往使上述问题具有非常浓厚的民族色彩，在相应条件下可以不同程度地转化为民族问题，进而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影响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所以，社会问题民族化趋势在不断增强。
    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看，在西藏“3·14”、新疆“7·5”等事件发生后，中国民族政策问题与中国民族工作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与社会对中国民族政策提出了种种反思。与以往相比较，突破了中国民族政策研究的一系列禁区，大家可以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理性、更加客观地研究中国民族政策问题，无疑是一种思想解放，这在中国民族政策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积极评价；另外，大家能够在开诚布公、宽松有加的氛围中研究探讨中国民族政策与中国民族工作问题，通过不同观点的交流与交锋，进一步深化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也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具有划时代意义，是特别可喜可贺之事。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思想解放是学术进步与繁荣的前提条件，但思想解放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学术进步与繁荣。在上述的反思过程中，由于存在着种种认识上的误区，甚至产生了相互对立的观点，可大体上分为三类。有人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失败的，应该彻底改变；又有人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没有问题，应该全面坚持；还有人认为中国民族政策应该进行部分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中国民族问题。“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3]因此，在理论方面迫切需要廓清种种对中国民族政策认识的误区，找出对中国民族政策进行正确判断的视角与标准，形成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客观、正确评价，进一步深化中国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探索，为国家正确认识与妥善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智力支撑。
    “利益和目标确定了战略要求。政策提供了满足战略要求的准则”。[4]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看，西藏“3·14”、新疆“7·5”等事件的发生，直接对当地的民族关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影响了当地的发展与稳定。如何在当地恢复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实现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则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因此，必须在中国民族政策体系集成与实施环境优化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创新，以进一步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不断提高中国民族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尽快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彻底粉碎国内外反华势力利用中国民族问题分化中国的图谋。
    二
    “令我们不快的大部分偶然事件都是由于我们狭隘的眼光不能看到事物的秩序和联系才违反我们意愿的”。[5]当前，在评价中国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种种误区，集中体现为简单化、粗放化与割裂化的不良倾向。具体表现为部分学者采取非常简单的直线性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去研究评价异常复杂的中国民族政策问题，在不言自明的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忽视或者回避了非直线性的同因异果、异因同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因为采取非常简单的直线性因果关系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容易出“创新性研究成果”，容易产生轰动效应。不可否认，上述研究成果不同程度地产生误导读者的结果，也阻碍中国民族政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中国民族工作的不断创新。
    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过于粗放，处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其研究特点是大而化之，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热衷于相关现象的简单描述与堆砌罗列，缺乏实证与定量分析研究，从理论到理论，陶醉于假大空的重复性成果，往往不加区分地将中国民族政策制定、中国民族政策过程、中国民族政策的主体与客体、中国民族政策体系、中国民族政策体系集成、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优化等一系列问题混为一谈进行研究，直接导致认识上混乱，不利于掌握民族工作的主动权，不利于提高中国民族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还有部分学者习惯地将中国民族政策全过程割裂开来进行研究，没有从民族政策全过程进行整体把握，他们或者研究单一民族政策，或者只研究民族政策过程的某一个环节，或者只研究民族政策部分过程，而在此基础上得出不切实际的对中国民族政策分析与总体评价。上述研究往往陷入“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泥淖中而无法自拔。因此，非常有必要廓清上述认识方面与研究方面的误区，进一步深化中国民族政策研究。“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6]
    实际上，中国民族政策问题，不是仅仅体现在民族政策制定与实施两个环节上，或者说不能仅仅从上述两个环节来对中国民族政策进行整体评价。我们应当从民族政策全过程出发，认真区分民族政策制定、民族政策体系、民族政策体系集成、民族政策体系实施、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民族政策体系实施环境优化等每个环节的不同问题，才能真正廓清对中国民族政策评价的种种误区。
    中国民族政策体系是立体的分层次结构，而不是平面平行的结构。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结构自有特点。
    首先是稳定性。结构就是反映了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各个要素的组合方式，上述组合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体现了中国民族政策体系内在的相对不变的方面。当然，稳定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只关注民族政策体系的稳定性，而忽视民族政策体系的可变性，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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