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发展

发布时间：2018-10-11 11:39

【摘要】： 媒介素养是指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随着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学者就开始倡导媒介素养教育。至20世纪70～80年代后，由于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始形成规模；很多国家都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内，并陆续发展出许多教学模式及课程教材以供参考。进入新世纪以来，媒介素养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盘点近几年的成果，可以看到我们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施正处于起步阶段；不过，从世界范围的趋势看，媒介素养教育正逐渐向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随着媒介素养研究的深入，媒介素养教育将会在我国逐步展开。当前国内的媒介素养研究还存在着一个较大的薄弱环节。从目前国内学界媒介素养的研究现状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受众(尤其是城市受众)几乎成为了唯一的关注对象，而对生活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本研究中指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的媒介素养还很少有学者提及，学界也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人口约10643万人。以信息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广大的民族地区农村的一大特征即媒介不够发达，同时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低下。美国科技评估署发现，“能够策略地运用信息和传播设施的群体与不能这样做的群体之间，差距将会加大。甚至，最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恰恰是那些传播新科技被认为能改善他们生存境遇的人：穷人，教育程度低的人，与技术隔绝的人，以及挣扎着生存的小企业”。面对快速发展、变动中的外部世界，少数民族如果不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势必会被以高度发达的，以媒介信息传播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在这种情形下，本论题“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发展”所进行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引言和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第一章“国内外媒介素养研究现状”，系统梳理了中外媒介素养的起源与发展现状。首先，将西方各国对媒介素养的研究与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反对媒介；二、认同媒介、解读媒介；三、媒介素养教育的新趋势：深度推进与全球扩散。在第二节中，对我国20世纪以来的媒介素养的本土化萌芽，以及“两岸三地”：大陆、台湾、香港的媒介素养研究与教育实施现状进行了考察。第二章“‘受众中心’研究视角下的媒介素养”，，在论述媒介素养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概观了传播学上关于受众研究的几种传统，提出本研究的主要思路与方法：目前“传者中心”的实际传播格局，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传播效果比较差，有些地方甚至是无效传播；因此，应把研究的方向转到“受众中心”上来，具体地考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农民的媒介素养现状，并考虑他们的实际需要。第三章“中国少数民族媒介素养的意义”，从罗伯特·帕克对少数民族与大众媒介之间关系的研究入手，论述了进行少数民族媒介素养研究的必要性，提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应在经济发达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同步进行。第四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上)”，是论文着力最多的部分。从调查问卷的设计、调查团队的组建、调查的实施，到完成数据统计，历时一年。这次调查中获得了300多个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所显示的事实，推翻了目前学界对于农村传播的一些主观臆判。其中，最主要的发现是：大量的民族地区农民家庭入不敷出，经济情况总体较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地区农村的电视、电话的拥有率很高，农民人均看电视的时间高于全国平均数约1小时。虽然看电视的时间长，但是只有一成农民经常看本省、本地区、本县电视台播出的农业节目，近四成农民不知道中央七套是农业频道，七成以上的农民在种植业、养殖业活动中从没有借助过媒介。这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对该地区的经济起到“提振”作用。与第四章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宏观了解相对，第五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下)”则是微观剖析，对一个少数民族社区进行初步的民族志研究，重点了解了这个社区的媒介设施、传播系统、传播习惯。四、五两章逻辑上是一个整体，将宏观性的数据调查与微观性的个案研究结合，试图将传播学中受众研究的两种基本取向：“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第六章“构建少数民族媒介素教育体系的途径与方法”，首先指出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有其特殊的内涵；其次，分析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建构方式，结合第四、五章的研究结论，提出了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政府、媒体、少数民族——在这三方之中，政府负有主导、协调媒介素养教育的任务；大众媒介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有社会责任感；而少数民族农民则应主动增强利用大众媒介的意识与能力。最后，提出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民族地区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为依托，初步构建我国少数民族媒介素养的教育体系。在目前媒介素养研究几乎完全是“城市中心”倾向，而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媒介素养研究极为薄弱的格局下，本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开拓与创新。本论题“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发展”进行的研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其一，研究领域新。运用传播学中的相关理论资源，为我国少数民族媒介素养的发展，以至于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寻找可能的方案，这是指导本文写作的一个总体方向。而“中国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是一个鲜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本研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探索性意义。其二，传播学中“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方法的尝试性结合。目前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以描述和判断居多，较少脚踏实地的调查与分析。本研究的重心在第四章和第五章，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媒介素养现状进行调查，得出了近300个具有参考价值的重要数据。同时，为避免实证统计将调查对象抽象化、干瘪化，架空调查对象的弊病，在研究中尝试性地将传播学中受众研究的两种基本取向：“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结合起来，将宏观性的数据调查与微观性的个案研究结合，以求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其三，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指导意义。从实际而言，媒介素养教育是从根本上提高少数民族自身素质的重要渠道，也可能是改变民族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重要途径。论文第六章，对于“少数民族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尝试性的设想，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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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四川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6
【分类号】：G206;C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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