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民族”状态下的民族主义困境

发布时间：2014-07-27 05:34

　　1967年战争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重新被以色列占领，这使巴勒斯坦人重新聚集在一起，有了共同的聚合空间，并逐渐从“潜在民族”发展为“自在民族”。可以说，民族形态的提高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当时却存在着不利于巴勒斯坦民族继续发展和产生民族认同的因素，其民族主义发展面临险恶的外部环境。
　　(一)以色列方面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的不利因素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政府一直企图否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长期以来，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使许多犹太人深信，不存在合法的巴勒斯坦国，也不承认巴勒斯坦民族合法的领土要求。他们把巴勒斯坦人看成从摩洛哥延伸到伊拉克的广大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没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在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刚刚兴起时，这种古老而持久的传说起着特定的作用，它能说服犹太人振奋精神，离开长期生活的莫斯科、约翰内斯堡、纽约、墨西哥城、伦敦和蒙特利尔等地来到巴勒斯坦定居。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没有土地的人民”回到了一个“没有人民的土地上”。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把被驱逐出去的巴勒斯坦人称为“阿拉伯难民”，认为这些难民应该定居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人长期否认巴勒斯坦人同他们一样是一个有领土和主权要求的合法民族，因为若承认他们是一个合法的民族，以色列人就得让出一部分土地，就必须与他们共享这块土地，而不能对其置之不理。
　　其次，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利库德集团统治时期，以色列把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希伯来文中，“利库德”是“统一、联合”的意思。事实上，利库德集团是由许多右翼政党联合而成的。它成立于1973年9月，1977年5月在以色列第9届议会大选中首次获胜。自1977年至1992年7月，利库德集团一直是执政党。利库德集团主张兼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声称“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不能有别国存在，这一地区应由以色列管辖并享有完全主权”。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后，决心以武力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使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上消失。它先采取对阿拉伯邻国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战略，理由是巴勒斯坦游击队以这些阿拉伯国家为基地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是，利库德集团报复战略的真正目的是想加剧这些阿拉伯国家与巴解组织的矛盾，迫使这些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铲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和环境，以实现以色列的既定战略目标。由于阿拉法特等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不断努力，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利库德集团的这项战略未能奏效。之后，利库德政府决定自己动手来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然而在贝京执政时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这个“精灵”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充满了活力。西方学者A·D·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为它选择的群体(Group)赢得和维持一种“民族资格”。只要消除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人就不能获得合法的民族资格，以色列就可以安心地占有巴勒斯坦领土。正是按照这一逻辑，以色列在1982年夏发动了第五次中东战争，侵入黎巴嫩，支持基督教马龙派对贝鲁特西区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巴解组织因此被迫离开贝鲁特，把总部迁往突尼斯。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野蛮行径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虽然未能消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但却大大增加了巴勒斯坦人实现本民族理想的困难，使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渺茫。
　　(二)阿拉伯方面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的不利因素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阿拉伯世界，虽然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但在承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性上则存在不同观点。一些阿拉伯国家企图扮演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在这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叙利亚和约旦。
　　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叙利亚人并没有放弃建立“大叙利亚”的意图，巴勒斯坦被视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黎巴嫩德鲁兹派领导人卡迈勒·琼布拉特在20世纪70年代经常与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会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们要巴勒斯坦人不要忘记1919年中东被分裂以前的那些岁月，当时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同属一国公民，他们是生活在往昔叙利亚自然边界里的人民，阿萨德总统曾对阿拉法特明确地强调过这一点。当时他对阿拉法特说：‘你们在巴勒斯坦的代表性并不比我们更多。根本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也不存在巴勒斯坦实体，惟一存在的是叙利亚，你们是叙利亚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叙利亚提出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不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是与叙利亚或约旦相联系的半自治的实体”。约旦也曾支持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但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特性，企图扮演巴勒斯坦的代言人。
　　其次，二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在下降，逐渐变得漠不关心。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1．1949年之后，阿拉伯国家确曾宣布过，解放全部巴勒斯坦是它们的一项神圣事业，它们对此承担着义务。然而经过屡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明白，它们无法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它们清楚地看到，真正的战斗对象不是以色列的二三百万犹太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犹太国的某些大国。只要犹太国的存在是为某些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服务，这些大国就要保护和支持它。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得出了如下结论：解放巴勒斯坦，实质上意味着要同那些凭借手中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控制世界的大国进行对抗。因此，只要某些大国需要以色列存在下去，解放巴勒斯坦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所以，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越来越失去信心。
　　2．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热情下降是1967年战争造成的结果。1967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更加激进、独立的抵抗组织，而且这些组织在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中不愿接受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时间表和策略。虽然阿拉伯国家仍然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以色列对1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实际控制和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民族的惟一合法代表，意味着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曾一度居支配地位的阿拉伯国家控制局面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巴解组织取代了原来由阿拉伯国家扮演的巴勒斯坦代言人的角色。原来由阿拉伯国家为巴勒斯坦人承担的某些权利和义务此时已由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分担：以色列负责管理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则承担着境外巴勒斯坦难民的事务。这种趋势明显地被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所证明。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是主要争斗者。这是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变得漠不关心和容忍以色列的原因之一。
　　3．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阿拉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国家民族主义的演变，阿拉伯国家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逐渐降温。因此，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感到，当危境来临时，自己是孤单无助的，在1982年以色列侵黎战争中尤其是这样。当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试图在几个星期内消灭巴解组织时，阿拉伯国家安然地坐在巴以战场的背后袖手旁观，有些阿拉伯国家甚至希望沙龙得手。沙龙指挥以军对黎巴嫩的袭击使得每一个巴勒斯坦人认识到，阿拉伯国家不会再为他们冲锋陷阵。1967年战争后的形势促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产生民族认同，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
　　(三)国际方面对巴勒斯坦民族问题的重要影响
　　虽然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问题的181号决议，巴勒斯坦人被赋予与犹太人平等的建国权利，但由于阿拉伯国家从开始就对这个决议持否定态度，在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逐渐漠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而把巴勒斯坦问题仅仅看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这样，笔耕论文，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被忽视了。这从196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的242号决议和1973年10月通过的338号决议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来。在这两个决议中，巴勒斯坦人问题仅仅被看作“难民问题”，一点也没有提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直到1974年联大第3236号决议宣布“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即在不受外来干涉条件下享有民族自决权，享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
　　此后，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关注，但阿拉法特提出的政治和解方针，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响应和国际社会实质性的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和其他阿拉伯联盟领导人在安曼所采取的那种把巴勒斯坦问题搁置起来的做法；华盛顿高级会议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对巴解组织的主张置之不理的做法；以色列领导人大谈不会再有人关心巴勒斯坦问题的做法，被很多巴勒斯坦人认为是对本民族的侮辱。不管怎样，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象征，因此，如果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强国排斥他们，那就意味着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愿望受到忽视。国际因素也促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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