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与解放区文学出版体制的形成

  本文关键词：新华书店与解放区文学出版体制的形成，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新华书店与解放区文学出版体制的形成 ※
郭国昌
内容提要：作为解放区文学生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区文学 的出版体制是以新华书店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解放 区文学形成了“政党式”和“作家式”两种类型的文学社团，解放区形 成了以文学社团为中心的社团化的文学出版方式。延安文艺座谈会后， 随着新华书店从单一化的发行功能向一体化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功

能的 完善，解放区建立了以新华书店为中心的书店化的文学出版方式。从社 团化向书店化，不仅是一种文学出版方式的转化过程，而且也是以思想 控制和政治甄别为中心的文学审查制度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新华书店 文学制度 出版体制 意识形态 1942年5月，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 学开始进入了规范化的发展历程，并且最终形成了影响1949年后中国文学走向 “一体化”的文学生产制度。作为解放区文学生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 放区文学的出版体制是以新华书店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新华书店的建立不仅从文 学生产制度层面规范了解放区文学的出版体制，而且也从意识形态的传播层面统 一了解放区文学的政策观念。

文学出版的社团 化
由于“战争的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从“自由”到 “规范”的演化过程，其结果是解放区文学建立了一套统一的文学生产制度。作 为解放区文学生产制度的基本构成方式之一，解放区文学的出版体制是在1942年 以后逐渐形成的。1942年以前，解放区文学的出版体制是相对自由的，完全是一 种社团化的文学出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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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研究”（09XZW011）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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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前，延安的新文学活动是相当“荒芜”的。当时的延安 没有一份公开出版的新文学刊物，仅有的一家名叫“光华书局”的出版社虽然也 偶尔代售一些新文学书刊，但主要是以出版和翻印古籍书刊为主的。 1 1937年1 月，当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时，这块“荒芜”之地随即也变成 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中心，成为那些探索革命道路和寻求文学理想的“年轻人 的圣城”。 2 伴随着大量知识分子作家的到来，延安的文学活动也迅速地开展了 起来。与国统区的政治高压和思想禁锢完全不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则充满 了“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3 由于政治上的相对民主和思想 上的相对自由，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社团广泛地建立了起来，它们成 为解放区作家从事文学出版活动的主要阵地。 解放区最早出现的文学社团是1936年11月创办的中国文艺协会，它是在中 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支持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参加了中国文艺协会 的发起活动。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和领导文学社团 活动的序幕，开创了解放区文学社团活动的模式之一，即政党对文学社团的直 接控制。 4 按照丁玲的最初设想，中国文艺协会只是一个“将爱好文艺的同志聚 集在一起”定期举行座谈会、讨论文艺问题、创作和出版文学作品的“文艺俱乐 部”。 5 也就是说，丁玲本来打算将中国文艺协会办成一个由知识分子作家组成 的纯粹文学社团。然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却认为中国文艺协会应当是一 个由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进行 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的文学社团。 6 于是，中国文艺协会就不再单纯是一个由 知识分子作家组成的文学社团了。 当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文学为自己的政治运动提供辅助时，它必然会进一 步扩大政党对文学社团的影响力。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但参 与了解放区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学社团的组建活动，而且还在文学社团中建立了 党支部，直接对文学社团的活动进行领导。1937年8月成立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就 是如此。抗战全面爆发后，丁玲本着“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 方，写很多的通讯” 7 的目的，倡议成立一个战地记者团。然而，由于参加者众 多，大大超过了丁玲当初的预期，因而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时变成了一个“半军 事化、以宣传为主”的戏剧团体。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得知情况后亲自对丁 玲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 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在“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 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 8 尽管丁玲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初衷是从事文艺活动，但是毛泽东却是从政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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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提出要求的，希望丁玲作为负责人要“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很快，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建议下，由吴奚如担任书记、丁玲担任宣传干 事、陈克寒担任组织干事的党支部建立了起来。西北战地服务团虽然“是一个艺 术宣传团体，但对于政治的学习却应摆在第一位” 9 的。在延安的四十多天准备 时间里，西北战地服务团学习小组邀请毛泽东、凯丰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做了多场 政治报告，全面提高团员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 然而，政党对文学社团的控制只是解放区文学社团活动的一种模式，随着 因为知识分子的汇聚而造成的解放区政治环境的更加民主化，解放区出现了第二 种文学社团活动模式，即作家对文学社团的控制。1939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成立表明了解放区文学社团超越政党限制而独立组建文学社 团的开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前身是1938年9月成立的陕甘宁 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属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陕甘宁边区文艺界 抗战联合会是解放区作家“要求着文艺方面有一个总的组织” 10 而成立的，参加 成立大会及大会选出的执委成仿吾、丁玲、周扬、林山、田间、沙汀、任白戈、 柯仲平、刘白羽、雪苇等全部是作家，基本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干预。为了取得与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密切联系，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于1939 年5月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 分会虽然仍是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团体会员之一，但同时又接受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隶属关系上的双重身份使其具有了超越政党控制的倾 向。中国共产党只是“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团体机关的影响”， 11 并不直接参与对 这类文学社团的领导。由于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持续增加，1941年7月，中华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从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 协会中独立了出来，只接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领导。至此，作为解 放区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完全变成了知识分 子作家的文学活动机构。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毕竟是设立在解放区的文学社团，因而 难免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参与解放区的一些抗战政治宣传工作，但是它的 “独立进行工作” 12 的性质使其工作重点很快转向了解放区文学活动的开展。一 方面，为了有效推进解放区的文学活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依 照总会的要求很快完善了组织机构，多次召开会员大会，改选理事会，加强分会 的“实际领导工作”。 13 同时，为了加强与总会的联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延安分会形成了报告制度，理事改选、重要活动等都要向总会汇报。在1940年 4月的“一年会务近况”报告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不仅全面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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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分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成绩，而且还向总会提出协助工作的要求。 14 另一方 面，作为一个由知识分子作家主持的文学社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 分会在解放区全面启动了“知识分子型”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文艺小组”、 “星期文艺学园”活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要求分会会员在工 厂、部队、学校、机关组织喜欢文学的青年成立“文艺小组”，不定期邀请解 放区的作家进行文学讲座，讨论文学创作问题。从分会成立到1941年8月，中华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解放区建立了85个“文艺小组”，登记成员668 人。 15 可以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通过开展“独立”的文学活动 扩大了在解放区文学运动中的影响力。 尽管解放区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政党式”和“作家式”两种不同的 文学社团活动模式，但是文学社团活动模式的区别并没有造成文学出版方式的分 化。由于解放区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出版机构，因而在解放区文学的出版活动 中，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学社团共同承担着解放区文学的出版任务，发挥着解放 区文学的出版功能。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解放区还没有建立相应的文学出版 规范，因而，解放区文学社团的出版活动是完全自由的。每个文学社团出版的文 学报刊和书籍都是由作家组成的编委会独立负责的，无须经过中国共产党各级部 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出版审查。正是由于文学报刊和书籍的自由出版 方式，形成了解放区自由的文学环境，各种相互冲突的文学思想渐渐产生了，风 格迥异的文学作品渐渐出现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文学思想的 交锋上显得最为活跃，先后出现了罗烽、萧军等人与周扬之间关于《文学与生活 漫谈》的论争，萧军和雪苇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论争，陈企霞和何其芳关于诗歌 主题的论争，萧梦和冯牧关于“欢乐的诗”和“斗争的诗”的论争等。各种持不 同见解的理论文章和有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可以平等地出现在解放区的文学报刊 和书籍上，并且能够迅速展开自由的论争。

新华书店功能 的 一 体 化
社团化的文学出版方式带来了解放区文学书籍和文学报刊出版的兴盛，在 “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的保障”前提下，解放区作家“大胆地创作、写 作、著述、介绍、翻译”，形成了一种“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 活泼、民主的作风”。 16 延安的“街上贴着街头诗、文艺墙报、美术墙报” 17 ，书 店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出版物，那些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作家要么主持文学 社团的活动，要么从事文学书籍和文学报刊的编辑出版，处于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 由状态之中。然而， 随着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社团化的文学出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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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解放区迅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书店化的文学出版方式。 解放区文学出版方式的转化是与新华书店功能的一体化直接相关的。1937 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进驻延安后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国共产 党的书报杂志的出版和发行工作。同年4月，中央党报委员会组建了解放社和新 华书店两个专门机构，解放社承担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和其他书 报杂志的出版任务，而新华书店则承担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全部书报杂志的发行 任务，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下的专业发行机构”。 18 事实上，除了发行 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全部书报杂志外，新华书店还发行在解放区出版的其他各种各 样的书报杂志，其中包括解放区文学社团出版的全部文学书籍和文学报刊。 19 在 新华书店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它只是发挥着单一的发行功能。随着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解放区地域的迅速扩大，新华书店的发行范围开始成倍增加，1939年2月，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央出版发行部，从“中央起至县委一律设立发行部”，专门 “散发、分配和推销党的各种出版物”， 20 而新华书店则从中央出版发行部独立 出来，成为解放区非政党化的书报刊物发行机构。当新华书店从中央出版发行部 分离出来后，便迅速对已有的发行体制和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将延安的新华书 店更名为新华书店总店，在延安以外的其他解放区成立新华书店总店的分支机 构，建立了覆盖整个解放区的书报刊物的发行网络。 21 发行体制和机构设置的调整首先带来了新华书店发行观念的变革。新华书店 总店提出，各个解放区组建新华书店分店时都必须以“极大的注意力来加强发行 人员的政治与理论的水平，使其能把握革命的理论，坚定其政治立场与意志”， 22 形成了解放区书报刊物发行观念的政治化。因此，新华书店以自己的发行观念来 衡量解放区文学社团出版的各种文学书刊和文学书籍时，自然存在许多不合规范 之处。一旦解放区文学社团的出版活动被纳入到新华书店的发行网络中时，新华 书店对解放区文学社团出版的文学书刊和文学书籍的整合就不可避免。与发行观 念的变革相伴随的是新华书店功能的一体化发展。作为现代精神文化的生产和传 播机构之一，出版社是集编辑、出版和发行于一体的。 23 然而，新华书店最初是 作为中国共产党出版的书报杂志的专门发行机构而成立的，因而没有作为出版社 所应有的出版功能。当新华书店从中央出版发行部独立出来后，单一的发行功能 显然不符合现代出版机构的功能要求，也无法满足解放区民众日益扩大的多样化 书报杂志需求。为此，新华书店增加了一般出版机构所应有的出版功能，建立了 “编辑、出版、发行合一的体制”。 24 拥有了编辑和出版功能的新华书店首先建 立了编辑部，根据读者的需要自行编辑、出版书报杂志。在恢复编辑、出版功能 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编辑、出版和发行制度的确立，新华书店终于完成了从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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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单一的发行功能向拥有编辑、出版和发行的一体化功能的转化。 当新华书店正在极力改变文学书籍和文学报刊出版格局的同时，文学社团 的文学书籍和文学报刊出版现状也开始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解放区文学社团大多 是在抗战爆发后的二三年间成立的，由这些文学社团编辑的文学书籍和文学报刊 也是在此期间开始出版的。这是一段文学书籍和文学报刊出版相当活跃的时期， 然而这些文学书籍和文学报刊也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的。文学社团面 临的最大困难是物质条件的艰苦，诸如缺乏纸张、没有机器、缺少人力等等，文 学报刊的脱期是经常的现象，文学书籍的出版基本是停顿了。但是，文学社团仍 然苦苦地坚持着、挣扎着。 25 不仅文学书籍和文学报刊的出版如此，其他类型的 书报杂志的出版也同样如此。面对书报杂志出版的困境，1941年3月，中共中央 作出了“调整刊物”出版的决定。在优先“保证某些小册子的急于出版”的前提 下，暂停部分刊物的出版，其中就包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出版的 《中国文艺》。 26 同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整顿“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 志”出版的指示。针对各个解放区出版的报纸杂志“分工不明，彼此重复，数量 多而质量差，形式铺张而内容贫乏的严重弱点”和“编辑、出版、发行的制度也 尚不完善”的缺陷，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地域上有独立性 的区党委”可以出版一种“政治报纸”、“政治杂志”、“党内刊物”、“综合 的文化文艺性质的杂志”、“作为社会教育工具的通俗报纸”。文学社团是没有 资格出版作为“政党喉舌”的报纸的，而文学杂志在“人力物力”都非常紧张的 条件中也就失去了继续出版的合理性。这样，在抗战洪流中产生的解放区的一些 著名文学刊物，相继在1941年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经过对解放区出版的书报杂志的大力调整和整顿，解放区文学社团出版的文 学刊物大为缩减。到1942年初，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学社团出版的文学杂志仅剩下 《文学月报》、《谷雨》和《草叶》等不多的几种，而其他边区的文学社团出版 的文学杂志就更少了。紧接着，中共中央邀请一些党外知识分子作家参加了由中 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主持召开的解放区宣传工作会议，征求知识分子作家对解 放区书报杂志出版工作的意见。 27 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42 年4月发布了“统一出版工作的通知”，由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宣传部“按时决定 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一般方针与具体计划”，确定了“编辑、出版、发行工 作上的正确原则是集中指导，分散经营”。 28 “集中指导，分散经营”原则的提 出，使新华书店变成了除以专门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和政策文件的解放 社以外解放区最重要的出版机构。 29 解放区文学社团除了还可以编辑、出版还没 有停刊的一些文学杂志外，不再拥有编辑、出版文学书籍的权利。延安文艺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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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提出了“文艺 工作者下乡” 30 的要求，在延安等地方机关部门工作的作家迅速作出了响应，纷纷 要求到农村和部队中去。“文艺下乡”和“文艺入伍”的要求一方面使解放区文学 社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学社团由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变成了文艺政策 宣传者的行政“组合”，另一方面使解放区作家再也无暇顾及文学杂志的编辑、出 版，延安仅存的《文学月报》、《谷雨》等杂志相继在1942年底停止了出版。继失 去了编辑、出版文学书籍的自由权利后，文学社团也放弃了对编辑、出版文学杂志 的控制。至此，由文学社团主导的社团化的文学出版方式基本上退出了解放区书报 杂志的出版体系。当工农兵大众成为新华书店编辑、出版的通俗类文学书籍和文学 杂志的忠实而热情的读者时，新华书店就自然成为解放区文学书籍和文学杂志的主 要出版机构，书店化的文学出版方式也就应运而生了。 31

文学出版体制的 建 立
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洗礼之后，解放区文学出版方式完成了根本性的转 变。从社团化到书店化，不仅是一种文学出版方式的转化过程，而且也是一种文 学出版规范的建构过程。 32 解放区文学结束了不受任何规范的自由化出版时期， 转而进入了一个以思想控制和政治甄别为中心的规范化出版时期。当以审查制度 为核心的文学出版规范形成时，解放区文学出版体制也就完全建立了。 任何一个政党在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都会建立自己的出版体制， 33 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不例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出版工作在政治宣传 中显得日益重要，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在延安设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这是中 共中央在解放区最早开始设立的出版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解放》周刊、《新 中华报》、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书籍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 34 抗战全面爆发 后，为了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向各个解放区和国统区“散发、分配和推 销党的各种出版物，统一对于各种发行机关的领导” 35 ，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 决定“从中央起至县委止一律设立出版发行部”。从此时起，中国共产党不仅在 各个解放区设立了不同层次的出版发行部，而且在各个出版发行部的领导下，建 立了“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发行网”。 36 延安整风运动前夕，为了“统一 指导、计划、组织全延安各系统一般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对中央出版 发行部进行了精简，成立了中央出版局，专门负责“决定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的一般方针与具体计划，并保证其实现”。 37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强化出版机 构在政治宣传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各个解放区成立的出版局又全部收归宣传部领 导。 38 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1948年1月晋察冀解放区成立了由晋察冀中央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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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部领导的边区出版局，“掌握全区出版方针、计划，领导编审、出版、发行工 作”。 39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不同类型的书报杂志在编辑、出版过程中 的编审领导机关。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以前一直没有专门主管机关的文学书籍和文 学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负责审查。这样，解放区文学书籍 和文学杂志的编辑和出版终于被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出版机构的管理之中。 与出版机构的设立相伴随，中国共产党根据解放区书报杂志编辑、出版需 要制定了相应的出版规范，由各个解放区的出版机构负责执行。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主要是一般性的文化宣传制度，没有制定单独的 出版规范，文学出版规范被纳入了文化宣传制度之中，这就形成了文学出版的自 由化特点。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要求：“估 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 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团体机 关的影响。” 40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解放区各种文化团体机关的文化活动 只是“影响”，而不是全面“管制”。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活动的宽松政策使大 批知识分子作家进入解放区，他们拥有“开展思想、言论以及文艺创作的自由” 与“出版的自由”， 41 掀起了解放区文学出版活动的高潮。面对解放区逐渐兴盛 起来的文化运动，中共中央于1940年9月公布的“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规定， 各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除党刊和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 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 办。” 42 正是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开放的、自由的文化宣传制度，吸引了大量的各 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参与到解放区的抗战行列中来。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所制定 的文化宣传制度一方面鼓励和欢迎“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从事文化活动和文学出版工作，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强化自身在文化活动 和文学出版工作中的主导地位。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的“党的宣传鼓 动工作提纲”就提出：“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文化工作、群众鼓动、对 敌伪宣传、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 43 显示了中 国共产党在制定解放区文化宣传制度上的双重性特点。 大量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到来一方面带来了解放区文学书籍和文学书报编 辑、出版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大多数报纸杂志，显示出分工不明，彼 此重复，数量多而质量差，形式铺张而内容贫乏的严重弱点”，而且报纸杂志 的“编辑、出版、发行的制度也尚不完善”。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1年7 月专门制定了针对“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 公布的第一个独立的报纸杂志出版规范，该“指示”不但明确规定了不同报纸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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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出版机关，而且提出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都必须建立编辑委员会，拣选政 治上得力的干部来负责”。而“作为各种学术研究与文艺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指 导刊物，及文艺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的“文化文艺性质的杂志”必须在中国 共产党的指导下编辑和出版。 44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 12月又一次向各个解放区发布了“出版报纸刊物的指示”，明确了不同出版机构 编辑、审查和出版报纸杂志的权限。 45 在解放区文学出版体制的规范化建构过程 中，晋察冀解放区的出版规范值得重视。随着晋察冀解放区地域的扩大和书报杂 志出版活动的兴盛，1948年1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公布了《晋察冀边区统一 出版条例》。这是在陕甘宁以外的其他解放区制定的第一个出版条例，该条例规 定了晋察冀解放区“书籍期刊”出版的领导机关、编审制度、发行机构、书店登 记办法等内容。《晋察冀边区统一出版条例》的公布开创了解放区文学出版体制 建构的先河，它成为1949年后新中国文学出版规范建构的基础。面对中国共产党 管辖区域向全国范围的扩大，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8年6月公布了面向所有解放 区的书籍杂志出版的“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进一步规范了党内书籍杂志出 版的审查制度、党外书籍杂志出版的报告制度、群众文艺宣传活动的登记制度 等。接着，中共西北、东北、华东、中原等中央局宣传部依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 决定相继制定了涉及文学出版和文艺演出的规定。这些规定有的要求“各地书 店、图书馆、民教馆的书籍、杂志、报纸，凡系蒋管区出版者，须经地委或县委 宣传部门的审查，始得出版或陈列”。 46 虽然这些规定并不以“文学书籍和文学 报刊出版规范”的名称直接命名，但都是以书籍报刊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为主要 内容的。至此，遍及全部解放区的文学出版体制完全建立起来了。 审查制度是文学出版规范的核心，也是文学出版体制建构中规范作家创作 活动的主体因素，解放区文学出版规范也同样注重对审查制度的设立。解放区文 学出版规范中的审查制度主要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形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公布的书籍出版方面的规范都强调的是中国共产 党对文学出版活动的领导。例如，1939年5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宣传教育工作的 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 47 ，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的 “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规定“报纸 杂志的领导应统一于党的宣传部” 48 等都是如此。但是，解放区文学创作和文学 出版活动开始慢慢发生着变化。毛泽东认为，当时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思想中 存在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 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 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 49 严重地阻碍着解放区文学的发展，于是，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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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42年12月提出“宣传部应经常检查报纸杂志的出版工作，下级的报纸杂志应 送上级宣传部审查，党的委员会及主要负责人应定期的直接检查宣传部此项工 作”。 50 此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公布的每一个涉及文学书籍和文学报刊的编 辑、出版规范都有审查制度方面的条款。解放区文学出版规范中的审查制度最为 完备的是《晋察冀边区统一出版条例》，其中规定：“凡文艺书籍、马恩列斯毛 已公开发行之著述，或汇辑报纸公开发表之文章，各区党委可以审查批准其翻印 出版，并须将各书名篇目报告中央局出版局审核”；“各地举办定期刊物，须先 将刊物之性质、宗旨、内容、主编人员、详报中央出版局审核，批准后举办。刊 物之文章内容，各区党委应审查、批准后出版”；“未经审查批准之书刊与地图 等，一律禁止出版”等等。 51 文学出版规范中的多层次审查制度不仅是对作家创作中的政治倾向的有意甄 别，而且也是对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意识的严格控制，极大地规范了文学作品的创 作、出版和发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曲折出版历程就印证了解放区 文学出版规范中的审查制度对作家创作的影响。1947年8月，丁玲将历时一年半 才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稿誊抄给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兼出版 局长的周扬，但是一直没有回音。后来，丁玲听到“‘一位党政要人’在一次公 开讲话中对反映土改的作品的指责”， 52 于是从1948年4月开始重新修改了《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然而，当丁玲拿着修改好的小说要求出版时，周扬却认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存在着“原则问题”，对丁玲“突击完成”的作品“不置 一词”，似乎“有意地表示着冷淡”。 53 丁玲不得已于6月中旬向毛泽东谈了自 己近期的小说创作情况，毛泽东表示“愿意读”丁玲的作品，似乎肯定了丁玲的 创作。丁玲随即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手稿交给了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 乔木。丁玲在日记中写到：“乔木问我有何希望，我说请看看，如果在政策上没 有问题，有可取之处，愿出版。他说不一定看，出版好了。我说还是看看好。他 说也不可太严。他承认有偏的情况，他觉得文艺还是稍微自由的好。” 54 此后， 艾思奇、萧三等人相继审阅了小说，但结果却是“俟后出版”。《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的出版问题一直拖到7月底，毛泽东一次约请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人 到野外散步时，胡乔木才借机向毛泽东谈到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了一点基层锻 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 55 由于毛泽东的“默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才被认为是“一本最早的最 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建议有关方面早日出版”。 56 尽管胡乔木认 为“文艺还是稍微自由的好”，然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在经历了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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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出版的负责人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审查之后于1948年9月得以 出版。 57 正是在对不同文学作品的严格审查中，解放区文学的出版体制逐渐建立 起来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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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生明：《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32页。 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页。 何其芳：《我歌唱延安》，《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文学社团的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3月成立的中国左翼联盟，这种“政党+社团”的文学社团 活动方式极大地强化了左翼文学运动的政治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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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之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参见《毛泽东主席讲演略词》，载《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0日。 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陈明：《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年纪实》，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丁玲：《政治上的准备》，《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林茫：《我们的“文联”成立了》，载《新中华报》1938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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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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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文抗分会筹备改选》，载《解放日报》1941年6月19日。 参见《文抗延安分会举行年会》，载《新中华报》1941年1月9日。 参见《向总会报告会务近况》，载《大众文艺》1940年第1卷第1期。 参见《文抗延安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记录》，载《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2、3期。 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载《解放》1940年第8卷第103期。 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在《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上，每月都登有新华书店的发行广告。从发行书目来看，以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宣传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书报杂志为主，如《列宁主义概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红色中 华》、《共产党人》等等，也有《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月报》等等。截至1942年5月，新华书店发行 的各种书报杂志近4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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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第88、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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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的发行网络基本上是按照“总店—总分店—分店—支店”的层级结构设立的。参见郑士德编《新华书店五十 春秋》，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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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藩主编：《中原—中南新华书店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姚文锦主编：《晋绥边区出版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参见《〈新诗歌〉编后》，载《新诗歌》（绥德版）1942年第6期。 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 根据萧军日记的记载，他本人参加了1942年2月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参见萧军《人与人间》，中国文联 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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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 1998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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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紫钟等主编：《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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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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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问题》，载《解放日报》1943年2月10日。 郭国昌：《现代中国文学大众话语的起源》，载《西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3期。 郭国昌：《“真人真事”写作与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沈固朝：《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中共中央出版局于1946年1月撤销，并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其他解放区有的撤消了出版局，并入了宣传部，有的重新成 立了出版局，但是归宣传部直接领导。参见常紫钟等主编《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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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成立边区出版局的决定》，载《晋察冀日报》1948年2月2日。 艾思奇：《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载《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6期。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页。 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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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编），新华出 版社1980年版，第116、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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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各地出版报纸刊物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编），新华出版社1980 年版，第168、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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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关于宣传制度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编），新华出版社1980年 版，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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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载《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晋察冀边区统一出版条例》，载《人民日报》1948年1月21日。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丁玲：《从正定到哈尔滨》，《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339页。 甘露：《丁玲与毛主席二三事》，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4期。 转引自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类似，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也是在彭德怀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出版的。这说明， 审查制度在解放区文学出版规范中确实发挥着“特殊”作用，如果少数人认为一部作品与党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话，往 往就难以出版。参见董大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郭国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 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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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新华书店与解放区文学出版体制的形成，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