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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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3】

发布时间：2016-07-22    文章来源：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王海军

三、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反查禁斗争的历史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书刊发行领域领导的反对国民党文化统制的斗争，是中共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产生了多方面巨大而又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反查禁斗争有力抵制和打击了国民政府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使其扼杀抗战进步文化的企图最终破产。

在整个抗战时期，尽管图审会等诸多反动检查机构对进步文化实行压迫、扼杀的专制政策，查禁了许多进步书刊，摧残许多出版机构，但中共领导进步出版界利用公开和秘密手段进行反查禁斗争，以灵活多样的斗争策略突破国民党的查禁。根据图审会第一科科长在签呈中报告，“本会自廿七年十月至卅二年十二月列表取缔之书刊总共1620种，除卅二年度取缔之书刊206种不计外，尚有1414种。兹根据各省市审查机关廿九、卅、卅一、卅二等四个年度检查报告，详细统计，此1414种中经各地查获没收者仅559种，其余855种，则虚有取缔之名，而毫无所获”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7页。。在中共南方局领导反查禁斗争下，国统区革命进步书刊的发行仍如火如荼，在马列主义宣传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广泛传播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推动了抗战文化的深入发展。

其次，积极促进了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

通过反查禁斗争，中共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通过出版统战工作，发展了出版机构，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出版工作者，为中共的出版事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组织基础。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报业鼎盛时，有23家报纸同时出版，12个通讯社同时发稿，新闻工作者约五六百人。重庆创办了数以百计的出版机构，出书8000多种。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所办的《抗日救国》迅速问世，还有《抗战》《战时日报》《前线》《救亡漫画》《救亡周刊》《战时大学》等一大批抗日报刊先后出版。在桂林，抗战期间先后办的书店和出版社共有180多家，报纸杂志有205家，出版包含各个门类的著作体系达2000种以上。当时国统区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为中共的文化出版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版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和中共领导人著作，及宣传中共方针政策和抗战文化的书刊。中共长江局从1938年起在武汉委托新知书店用中国出版社名称，在国统区重印延安解放社的出版物，先后在汉口、香港、上海出版图书，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共历史文献及领导人著作，“中国出版社在近10个月的时间里，出版了几十种书籍，使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在国统区广泛发行”(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4页。)。

最后，反查禁斗争有力促进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抗战后期，中共在领导国统区进步出版界反查禁斗争中，由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发展到要求民主，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起到积极作用(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411页。)。在当时中共的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推动下，大后方新闻出版界发起一个强大的拒审、拒检运动。1945年黄炎培出版《延安归来》前，积极采纳中共地下党员黄洛峰的建议，拒不送检并自行出版发行该书。在他的组织推动下，重庆的《国讯》《宪政》《中华论坛》《民宪》等16家杂志社发表《拒检联合声明》，决定不再把原稿送交审查，呼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重庆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黄炎培、叶圣陶等撰文支持“拒检”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这样通过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使广大进步文人认识到争取政治民主对发展进步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并在后来自觉地将抗日文化运动纳入人民民主运动的轨道，，将文化运动与民主运动更好地结合起来，最终保证了抗战文化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问题研究（1919—1949）”（13BKS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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