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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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2】

发布时间：2016-07-22    文章来源：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王海军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查禁斗争的主要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查禁图书报刊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步文化力量进行反查禁斗争的过程，又是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抗日文化运动领导地位的过程。为应对国民党的严酷查禁，中共在文化出版领域领导进步文化力量，采取各种灵活方式进行反查禁斗争，进一步扩大了红色书刊在国统区的影响力。

（一）积极利用报刊发表评论，抨击查禁，呼吁言论自由

面对国民政府的严厉查禁，中共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残酷的战争为党提供了理论成熟与实践检验的广阔空间”（孙占元主编：《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页。）。1940年2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对国民党第五届参政会的对策问题给博古等的指示》中，要求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立即见蒋谈下列问题：一、给全国人民各地抗日党派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以利坚持抗战和促进宪政。二、《新华日报》有发表共产党的决议宣言及领导人文章的自由，撤销对《新华日报》的军警压迫，撤销全国对共产党的书报杂志的禁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等。1944年，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提出八项要求，其中一项是“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方之无理检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

同时，借助舆论的合法手段，声讨当局对书刊的查禁。《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作为中共领导反查禁斗争的主战场，积极发表社论和文章，抨击国民党查禁书刊的反动政策，呼吁抗战言论自由。1938年5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抗战言论完全自由。7月，《新华日报》发表吴敏的专论——《反对查禁救亡书报》，强烈抨击查禁书刊行径。在《修正抗战期间图书审查标准》和《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等反动法令颁布后，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在《群众》发表《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问题》等文章，向国民党中宣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保障出版事业的法律地位。10月，《新华日报》刊载《重庆各青年团体对二次国民参政会的建议》，要求“改善图书审查办法及标准，确立统一查禁书报原则及办法，建立统一检查机关，并扶助战时文化事业”（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75页。）。面对国民党当局对图书报刊查禁的加剧，1940年4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要求立即废除关于书报杂志检查和禁止的法令。1941年5月，茅盾、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是的态度和主张》，痛斥国民党对文化事业的残酷迫害。1942年2月，《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论文艺界的动员》，强烈呼吁当局必须在抗战所许可的范围内给予较多的写作自由，取消那些无谓的限制，号召文化界人士发扬“西伯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赋离骚，左丘传国语，孙子编兵法，司马著史记”（《论文艺界的动员》，《新华日报》1942年2月7日。）的优良传统。1944年4月，《新华日报》在社论《祝“文协”成立六周年》中，再次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给予作者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

此外，《群众》杂志第1卷第22期也发表题为《宣传的扩大与书报的查禁》的社论，严厉抨击国民政府查禁宣传抗战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书刊的行径。1938年9月，《全民抗战》刊载全国出版界《要求撤销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的特稿，联合签名的有商务、中华、开明、世界、生活等20余家出版机构。叶圣陶在重庆杂志联谊会《联合增刊》2号发表《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的文章，揭发图书杂志检查制度的危害性，“我们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从一个基本的理解出发，现在无所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两面了，所以行不通专制政治，所以用不着合于专制精神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尚丁：《〈延安归来〉与拒检运动》，《新闻与传播研究》1983年第5期。）。

（二）充分依靠党领导下的出版发行阵地

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出版发行阵地互相补充和配合，在反查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解放区进步出版事业成为国统区反查禁斗争的坚强后盾。面对国民党对图书报刊的查禁，中共领导成立了红色出版机构，出版的“红色书刊”种类繁多，这些书刊在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共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进步书刊除了在根据地发行外，还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输送到国统区。为了便于输送和躲避国民党的查禁，当时“许多书籍的出版，采取从延安将纸型或原稿送往武汉，在延安和武汉几乎同时出版”（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4页。）。对军政机关，则利用他们设在延安的邮局寄发；对国统区的公开机关，从八路军兵站输送。“皖南事变后，由邮局发的书往往被他们检扣，兵站输送也有困难，主要借助地下交通发送。”（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313页。）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向国统区秘密发行书刊最主要的途径是和设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营业部、革命进步书店及在西安、重庆等地书报界建立业务关系，形成一个全国性图书发行网络。

另一方面，充分依靠国统区中共领导下的出版发行阵地。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设立的公开合法出版机构新华日报馆和《群众》周刊，成为中共在大后方出版发行进步书刊的重要阵地。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创刊，报馆初设武汉，后迁重庆。群众周刊社设在新华日报馆内，由潘梓年兼任社长（魏明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组织机构》，《档案史料与研究》1989年第3期。）。《群众》和《新华日报》以巩固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使命，“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对于国统区的人民，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11页。）。当年新华日报馆编印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时事丛书》《抗大军事丛书》等，还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翻印和重排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译著。当时武汉的新知书店在中共长江局委托下，用中国出版社名称，先后在重庆、香港、上海秘密出版发行马列著作、中共的历史文献及领导人著作等。

重庆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及南方出版社等中共领导的民营出版机构在抵制国民政府查禁和秘密出版发行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三联书店在国统区各大城市布点、办分社，建立发行机构。为掩护身份，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中国出版社、光华书店、韬奋出版社等。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有计划地出版马列经典著作、中共领导人言论集、抗日战争的理论与方法及介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书，据不完全统计，到1948年秋，“三店出版的进步图书共达2000多种，先后出版的进步刊物达70种。其中，生活出版的图书在1000种以上，出版刊物30种（三联书店印有图书目录）”（赵晓恩：《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1936—1947）》（四），《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4期。）。当时新华日报社和三书店的出版物大批遭到查禁，国民党当局企图吞并这三家进步书店，但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精神，妥善疏散安排人员。1941年2月，三家书店根据中共的指示，积极采取措施，“（1）总管理处迁香港，只留少数骨干力量。（2）同各方面合作或单独建立其他名义的出版发行机构。（3）派干部经营商业，取得盈利接济出版工作”（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79页。）。1942年8月，周恩来对三家书店作了重要指示，要求采取更改名称、变换方式、化名自营及投资合营等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68页。），在反查禁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努力扩大抗战文化统一战线革命队伍

要同国民党文化统制进行更有力的斗争，必须尽可能扩大抗战文化统一战线队伍。当年的中共南方局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这两大团体为基本队伍，联合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大力加强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将大批知名文化人士和进步出版业团结在中共的周围，增强了同国民党文化专制斗争的力量。

一方面，积极统战和领导文化界知名人士，当年的邹韬奋、胡愈之、黄洛峰、李公朴、徐伯昕、徐雪寒等进步文化人，多次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改进文化出版事业的建议，成为中共在国统区领导反查禁斗争的重要力量。

该时期著名出版人邹韬奋多次发表文章，批评国民政府专制出版政策，并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联合其他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多个抗议提案。1938年5月，邹韬奋等在国民参政会上批评审查、搜查书报的严重弊端。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了邹韬奋等22位参政员联名提出的《改善审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邮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建议“检查书报须有统一机关执行”，“不得横加苛虐，任意拘押人员”（傅国涌：《笔底波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等。11月，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上又提出了《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联署达47人，并高票通过。1941年11月，沈钧儒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大会上提出《请政府迅即对于言论与研究加强积极领导，修正消极限制，以通民隐而利抗战案》，要求取消言论出版的限制等。1943年11月，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改进文化出版业的14条建议，呼吁图审标准应统一，图审机构不得扣留原稿。1944年5月，重庆文化界举行集会，张申府、曹禺等50余人出席并公开发表《对言论出版自由意见书》，指出：“七年以来，言论、出版、学术研究、戏剧公演等所受之限制，实至繁且苛”，“特请求政府根本废除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开放言论、出版、研究及公演之自由”（《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192—193页。）。最终迫使国民党颁布《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作为答复，对原订的审查制度作了一些改进。同月，老舍、郭沫若、茅盾、夏衍等78名文化人士又联名发出《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要求“书刊出版之后，非经法律手续，不得禁止发行，各地军政当局，不得禁扣书刊，干涉演剧”（《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194页。），再次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禁令”。

另一方面，努力加强出版战线统战工作，团结国统区进步出版界，领导和推动了反查禁斗争的深入开展。当年中共中央把广西的桂系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由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加强对桂林文化出版事业的领导。有桂林三大民主团体之称的《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国际新闻社（范长江主持）和文化供应社（胡愈之与李任仁、陈劭先等合作创办），就是中共领导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产物。新华日报社桂林营业处和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以及南方出版社等，广泛联系延安、重庆、香港等地，秘密出版了一大批进步书刊，如马列著作、抗战理论著作等。

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国统区进步出版界联合起来多次上书或集会，反对国民政府查禁政策。1939年8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20余家出版机构在武汉联合上书蒋介石，要求取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以保障言论出版自由。9月，在中共的领导下，全国出版界要求撤销《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及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75页。）。桂林18家书店、出版社、杂志社及其他文化团体集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撤销原稿审查和《抗战时期名词勘误表》。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和救亡日报社联合25家同业举行集会，致电国民参政会，要求明令撤销原稿审查办法。1943年12月，以三店为核心在重庆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它是由读书出版社、生活书店、文林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出版单位组织创建的第一个联营书店，该机构成立后立即组织各种斗争，抗议国民党检查书刊制度。1944年5月，“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参加了重庆整个文化界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和戏剧演出审查制度的斗争，这是进步出版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反查禁斗争的重要体现。

（四）灵活运用各种隐蔽手段

中共在国统区领导的反查禁斗争除了上述合法斗争方式外，还采取了过去地下斗争时一些权宜机智而又灵活多样的对策。1940年5月，中共中央电告南方局，“在重庆加强翻印和秘密发行延安出版的红色书刊，尽量采取过去白色恐怖下的一切经验和手段进行”（《群众周刊大事记》，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79页。），巧妙采用各种斗争艺术与策略。

第一，印成单页或小册子，通过秘密渠道发行。当时在国统区的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精神，组织新华日报馆和群众杂志社把党的许多进步书刊，如延安《新中华报》与《共产党人》的社论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文章等印成单页或小册子，通过秘密发行网点及其他方法散发。在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根据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指示，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编写成《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印成传单向国内外秘密散发，还巧妙地把一部分直接送到国民党官员手中。对国统区发表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中共中央命陈伯达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毛泽东指示南方局将该文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张克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反查禁斗争》（下），《新闻出版交流》2001年第6期。）。当年，《红星照耀中国》在出版发行时，除了全印本外，还把书中部分章节抽出来分成多个抽印本、节译本出版，如《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西北散记》《西北角上的神秘区域》等，通过该方式，使根据地的进步书刊在国统区广为发行。

第二，伪装封面。在中央苏区时期，为了躲避国民党对进步书刊的查禁，中共的一些早期书刊经常伪装封面或更改名称出版。抗战时期，为对付国民党的查禁，依然使用封面伪装的方法在国统区发行，把可能被禁的书刊，换上另外的名称、作者、出版单位，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整风文献》，封面曾分别伪装为《文史通义》《大乘超信论》《老残游记》《婴儿保育法》《三国演义》；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封面用国民党出版的《中国之命运》的封面、开本、装帧伪装，发到国统区公开出售。国民党政治学校的许多学生到图书馆借书，“有的借了蒋介石的书，有的则借了我们批判的书，讨论会上各持所读书中的观点，引起争论；持批判观点的人受到追查，结果，书竟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只好不了了之”（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313页。）。

第三，隐晦书名。在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下，编译者采取了较为隐晦的方法发行。如早年秘密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不仅封面未标明出版机构名称，序言的写作地点也有意将北平署作上海。该书封面采用斯诺在陕北拍摄的题名为“统一战线舞”的照片，生动展现出苏区八个少女英姿飒爽、动作协调的舞蹈场面，它蕴涵着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政策主题。这样的封面构图设计，既“冲淡书的政治外表，保护读者”，又“能引人注目，故意使书像文艺小说似的”（张小鼎：《〈西行漫记〉在中国——〈红星照耀中国〉几个重要中译本的流传和影响》，《出版史料》2006年第1期。）。《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题名也颇费匠心，“外国记者”是挡箭牌，保护色；“西北”这一谜底，一看便知实指陕北苏区。此书及时客观地介绍了陕北苏区，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初版由《东方快报》印刷所秘密排印5000册顷刻发行完毕。1937年10月，斯诺写出了被称为“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最可信的报道”——《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整个西方联系的渠道，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了解了中国革命，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转变”（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1938年初，在胡愈之和部分中共党员组织推动下，由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承译，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用“复社”名义出版，迅速在全国畅销。

第四，进行“原样”刊登、违检等其他灵活方式。当年国统区的《新华日报》和生活书店是国民党查禁的重点，常常遭扣押和删减。“现行管制之报社，其最感困难者首为重庆之新华日报”，国民党谎称该报“罔顾国家民族之利益，惟为篡夺政权而宣传”（《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04页。）。为应对查禁，新华日报馆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同国民党周旋：一是直接将受检后的稿件“原样”刊登。送检稿件若被删减，编辑人员就在删减地方画红三角或写上“被删”“被略”或被略多少字（或段）字样，或直接留白“开天窗”，并在标题中点出被删文字之大意。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写了一篇《团结起来打敌人》的社论，当即被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扣压。报纸就开了“天窗”，刊登了周恩来题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悼词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据统计，，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一共“开天窗”21次，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扼杀出版自由的事实。二是“摸清检查规律，钻检查官的‘空子’”（吴道弘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90页。）。在长期与新闻检查机关接触中，报社掌握了一些规律，例如何时送检较易通过，某些文章单独送审通不过而与其他文章搭配则好通过，或者长篇重要文章一次送审通不过，化整为零分几次送审容易通过等。1943年《新华日报》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成几篇文章，每篇文章送审时和那些言辞激烈的文艺评论搭配起来一起送审，其结果就是文艺评论不准刊登，毛泽东的《讲话》却放行（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33页。）。三是表面受检实则更换版面，或者抓住检查中的错误，据理力争。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知道《新华日报》定有行动，遂派新闻检查官员进报社监督其排版。于是报社工作人员就安排了两种版面，一种给新闻检查官员看，一种送检印刷。四是进行违检，拒不送审。对肯定通不过审查的稿件先刊登出版，然后再接受当局处罚。《新华日报》被多次发现违检案件，1940年12月，战时新闻检查局公布了关于《新华日报》重大“违检”与查处情况详细统计，对10月至12月份在该报发表的《今年双十节应有的认识》《绥德通讯》《日寇和平攻势失败以后》《读蒋委员长对时局谈话》《日汪伪约的国际反响》《为谁战争》等6篇文章，以滥用“诱降”“诱和”名词、“挑拨中国之内战”“以显著地位公开宣传共产党占领区绥德、吴堡、米脂、清涧等县”等理由，“予以严重警告”处罚（《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1），第528—529页。）。

[责任编辑：吴应春][审核人：b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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