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宣书刊翻译及传播史料研究（1949-1976）

发布时间：2018-02-15 04:04

本文关键词： 外宣书刊翻译意识形态赞助人传播与接受　出处：《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论文类型：学位论文

【摘要】：学界认为，建国十七年我国外宣书刊翻译工作刚刚起步，而文革时期整个中国译坛则是“扭曲的”，甚至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外宣书刊翻译研究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未能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迄今为止，这一时期的外宣书刊翻译研究出现了“重文学翻译、轻非文学翻译”的现象，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甚至出现了偏颇和失误。本文借用多元系统理论和翻译规范理论，对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外宣书刊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旨在总结外宣书刊翻译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策略建议。外宣书刊的“人本”研究对理解外宣书刊翻译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翻译过程中“人”的因素的研究，可以了解赞助人、译者和编辑等在外宣书刊翻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增进对外宣书刊翻译过程的了解。1949年至1976年，我国外宣书刊翻译中的“赞助人”包括少数掌握国家权力的个人、国家核心机构以及出版机构。该时期中国政治环境复杂，外宣书刊翻译活动的赞助人是不断变化的，是由相互间具有明显等级关系的多个“实体”构成的。按照他们（它们）对外宣书刊翻译活动影响的大小及影响的直接性，可以将赞助人分为不同的等级。他们（它们）在外宣书刊翻译过程中分别扮演着决策、传达决策和按决策组织翻译活动的角色。赞助人是翻译活动的指导和组织者，他们的职责涉及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如人事制度、译者培养、翻译出版和机构设置等等。赞助人还会对翻译选题计划、翻译选材范围和翻译策略等方面对外宣书刊翻译活动产生影响。赞助人会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对译者形成制约。赞助人首先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译者进行制约，制约方式主要有发动政治运动、任命职务或准予入党等。其次是从经济上对译者进行控制。外宣书刊翻译活动中存在着“编译合作”制度，，但总的来说，编辑的地位高于译者，在建国“十七年”间情况尤其如此。外宣书刊翻译活动存在着“编译分家”现象：出版社的中文编辑主要负责选稿及编辑加工，而译者则只负责翻译。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译文的政治正确性，但是却将翻译活动降格为“纯技术性活动”，译者的主体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外宣书刊翻译政策及翻译制度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会随着国内政治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其中，外宣书刊编辑方针是外宣书刊翻译的指导性原则。外宣书刊对外传播的主要任务是传播毛泽东思想，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图书，尤其是政治类图书，成了编辑方针的一条主线。但是编辑方针是变化的，文学书刊编辑方针尤其如此。“信、达、雅”的外宣书刊翻译标准一方面受译界翻译观的影响，一方面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信、达、雅”标准具有局限性，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类型文本的翻译。文本类型意识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达、雅”翻译标准的局限性。外宣书刊翻译制度主要有“中文定稿”和“编译合作”制度。1949年至1976年是强调稿件“政治性”的年代，“中文定稿”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治性错误”，有助于赞助人对译本意识形态的控制，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因为中文编辑对国外受众了解程度不足，加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亦步亦趋，必然会对译介效果产生负面影响。“编译合作”制度是一种对翻译过程进行规范的制度。它要求编辑和译者密切合作，选择适宜对外宣传的中文作品，对中文作品不适宜对外宣传的地方进行改写，这样就保证了译介效果。而当时的翻译著作权制度也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我国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采取了略有不同的翻译著作权处理方法。外宣书刊翻译活动的赞助人牢牢地掌控着外宣书刊的翻译选材，力图使所选择的文本符合当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译者想要获得译介资格，必须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品质。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是译介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我国这一时期外宣书刊译介的主要目的是向世界输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革命及建设经验。无产阶级身份和态度也有助于作家获得译介的资格。如果一位作家既非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具有无产阶级身份和态度，要想获得译介资格，他就必须具有革命和批判的精神，必须是进步的。翻译作品的选择也为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所左右。一般来说，所选择的作品应当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对旧社会的黑暗进行揭露和批判、对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以及劳动人民进行歌颂的，应当是能够配合国家内政外交的。当然，翻译选材标准并非是永恒不变的，它会随着诗学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不同时期的翻译选材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主流意识形形态和文艺理念的变化，有些作家和作品会丧失译介资格，而有些作家和作品的译介资格得以保留或巩固，有些作家和作品则会进入译介的视野。在整个书刊外宣活动中，外宣书刊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传播与接受的情况直接关系到对外宣传的效果。一般来说，如果所译介的作品符合译语国家意识形态和读者的期待，它就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译介的效果就相对较好。反之，译介的效果就差。这一时期，我国外宣书刊在发行与传播对象、发行与传播渠道以及发行方式等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外宣书刊在国外的发行与传播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是可控的，如翻译选材、编译质量和发行网建设等因素。而有些因素是很难控制的或者是不可控的，如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等。在外宣书刊译介、发行和传播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利用可控因素，并尽可能将不可控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点。总之，外宣书刊翻译活动受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及翻译规范的制约，并受编辑与译者、翻译政策与制度、读者期待以及发行渠道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可以说，外宣书刊的传播效果不仅与翻译质量有关。今天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应当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要注重译者的培养、文本的选择、翻译质量的控制，也要注重外宣书刊在国外的实际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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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H059;G239.2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