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转型与村社共同体重建——基于天津市常州村（旅游专业村）的案例研究
发布时间：2021-08-29 05:32
村社共同体是传统农村地区的自治主体,也是农业农村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然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发达地区的乡村通常面临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的转型,且伴随着传统农村地区的"去农业化"和"去社区化",从而导致传统乡村（尤其是村社共同体）的瓦解。如何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重建村社共同体,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天津市常州村原是深山传统农业村,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向旅游专业村转型,乡村转型成为"村社共同体"重建的契机。本文总结常州村向旅游专业村转型发展的演进特征,揭示了能人引领、金融互助、村企合一是该村的村社共同体重建的重要机制,从而为类似地区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定和乡村规划提供经验借鉴。
【文章来源】：城市建筑. 2020,17(34)
【文章页数】：7 页
【部分图文】：
常州村村庄环境（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常州村自然资源禀赋独特，位于“中上元古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有原始次生林500多hm2，森林覆盖率在95%以上（见图1）。在旅游业兴起以前，当地村民靠山吃山，主要以伐木为生。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常州村几乎与世隔绝，村庄长久以来积贫积弱，人口外流严重。改革开放后，村中尝试开办过石米厂、炭场和铁矿，但均告失败，未能成功带动村庄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常州村的乡村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得益于带头人王宝义书记对常州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的理解，以极大的魄力和决心带领村民开山、修路、办农家院，试图开拓大山深处的一条农家旅游致富新路，并使这一发展愿景成为全村村民共同的奋斗目标。1993年，40岁的王宝义放弃乡镇公职，自愿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常州村乡村发展的带头人。王宝义书记带领下的常州村两委通过党员和村民多方集资，解决了开山建路的资金缺口。次年，村集体成立“天津市九山顶自然风景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开始投资兴建九山顶景区。与此同时，常州村两委将大部分精力转向发动村民经营农家院。在常州村发展初期，国家对乡村旅游的政策尚处于空白，村集体旅游公司经理高翠莲1994年开办了常州村第一家农家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年获得1万多元的收入。随后，村民也在王书记、高经理等几位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下，通过向农村信用社贷款纷纷开起农家院(2)，常州村的名声也在京、津休闲度假人群中不胫而走。
图2 常州村村庄环境（图片来源：作者自摄）其次，村庄精细化管理。一方面，村集体下辖的九山顶旅游服务公司主导了常州村农家院的档次评级（3星级、4星级、5星级），由此推动农家院经济整体升级；另一方面，常州村农家院发展早期，国家并不对农家院的经营进行征税。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村委会承担的村庄日常维护成本也不断提高。因此，村委会开始按照每户农家乐的床位数量和星级标准收取管理费。村集体将上述管理费、货摊（邻村或下营镇村民来常州村摆货摊做生意），以及景区收入投入村庄环境治理，使村庄整体环境得到了较好的日常维护和翻新(3)。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农民组织化与再造村社集体[J]. 贺雪峰. 开放时代. 2019 (03)
[2]论“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乡村振兴下的村治主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J]. 刘景琦. 农业经济问题. 2019(02)
[3]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J]. 刘祖云,刘传俊. 中国农村观察. 2018(05)
[4]重构乡村共同体: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J]. 刘祖云,张诚. 甘肃社会科学. 2018(04)
[5]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十年反思与展望（2006—2016）[J]. 闫文秀,李善峰. 山东社会科学. 2017(12)
[6]后生产主义下消费农村的理论和实践[J]. 王瑞璠,王鹏飞.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01)
[7]社会变迁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变[J]. 于建嵘. 人民论坛. 2015(14)
[8]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 国际城市规划. 2014(05)
[9]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与反思（2003-2014）[J]. 黄家亮. 社会建设. 2014(01)
[10]立足村社共同体经营乡村[J]. 李昌平. 中国农村科技. 2014(06)
本文编号：3370014
【文章来源】：城市建筑. 2020,17(34)
【文章页数】：7 页
【部分图文】：
常州村村庄环境（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常州村自然资源禀赋独特，位于“中上元古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有原始次生林500多hm2，森林覆盖率在95%以上（见图1）。在旅游业兴起以前，当地村民靠山吃山，主要以伐木为生。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常州村几乎与世隔绝，村庄长久以来积贫积弱，人口外流严重。改革开放后，村中尝试开办过石米厂、炭场和铁矿，但均告失败，未能成功带动村庄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常州村的乡村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得益于带头人王宝义书记对常州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的理解，以极大的魄力和决心带领村民开山、修路、办农家院，试图开拓大山深处的一条农家旅游致富新路，并使这一发展愿景成为全村村民共同的奋斗目标。1993年，40岁的王宝义放弃乡镇公职，自愿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常州村乡村发展的带头人。王宝义书记带领下的常州村两委通过党员和村民多方集资，解决了开山建路的资金缺口。次年，村集体成立“天津市九山顶自然风景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开始投资兴建九山顶景区。与此同时，常州村两委将大部分精力转向发动村民经营农家院。在常州村发展初期，国家对乡村旅游的政策尚处于空白，村集体旅游公司经理高翠莲1994年开办了常州村第一家农家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年获得1万多元的收入。随后，村民也在王书记、高经理等几位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下，通过向农村信用社贷款纷纷开起农家院(2)，常州村的名声也在京、津休闲度假人群中不胫而走。
图2 常州村村庄环境（图片来源：作者自摄）其次，村庄精细化管理。一方面，村集体下辖的九山顶旅游服务公司主导了常州村农家院的档次评级（3星级、4星级、5星级），由此推动农家院经济整体升级；另一方面，常州村农家院发展早期，国家并不对农家院的经营进行征税。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村委会承担的村庄日常维护成本也不断提高。因此，村委会开始按照每户农家乐的床位数量和星级标准收取管理费。村集体将上述管理费、货摊（邻村或下营镇村民来常州村摆货摊做生意），以及景区收入投入村庄环境治理，使村庄整体环境得到了较好的日常维护和翻新(3)。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农民组织化与再造村社集体[J]. 贺雪峰. 开放时代. 2019 (03)
[2]论“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乡村振兴下的村治主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J]. 刘景琦. 农业经济问题. 2019(02)
[3]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J]. 刘祖云,刘传俊. 中国农村观察. 2018(05)
[4]重构乡村共同体: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J]. 刘祖云,张诚. 甘肃社会科学. 2018(04)
[5]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十年反思与展望（2006—2016）[J]. 闫文秀,李善峰. 山东社会科学. 2017(12)
[6]后生产主义下消费农村的理论和实践[J]. 王瑞璠,王鹏飞.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01)
[7]社会变迁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变[J]. 于建嵘. 人民论坛. 2015(14)
[8]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 国际城市规划. 2014(05)
[9]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与反思（2003-2014）[J]. 黄家亮. 社会建设. 2014(01)
[10]立足村社共同体经营乡村[J]. 李昌平. 中国农村科技. 2014(06)
本文编号：3370014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shekelunwen/dllw/337001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