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_深中国际体系取消了_国际体系转型促中国国际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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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处于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尚未进入理论创新阶段。现在大部分国际关系学文章还是在跟踪西方理论，并对其进行阐释，很少有作者提出新的理论假说。

　

　　8月22日，以“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与中国的对外战略”为主题的国际政治重点学科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来自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问题，国别、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与对外政策的调整等三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国际关系研究创新应立足事实

　　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处于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尚未进入理论创新阶段。现在大部分国际关系学文章还是在跟踪西方理论，并对其进行阐释，很少有作者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军表示，其一是缺乏研究方法，其二是创新思想的缺失。因为不善于观察事实，大部分学者都在理论里面转圈，无法为提出的问题找到答案。须知，事实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在观察事实的过程中提出新思想，才可能有所创新。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则强调，创新问题本身便存在一个理解误区：大多数人认为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就是创新，但却忽视了创新的评定标准。他提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首先在于体现出与主流、官方以及权威这三者的差异性；其次，是在专业领域基础知识上的创新；再次，有一个检验自己理论假说的方法；最后，有明确的理论边界。任何一个观点都有其适用范围，无条件的适用便是无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睿壮指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关键在于克服浮躁心态。学者们应该对学科现状有一个清楚的评估和预期，不能急于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而应在吃透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创新，即“先融入，后创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玉刚认为，，中国学界正处在理论创新的临界点，在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创新思考的同时，应当对中国学界的各种新理论加以关注。在中国学界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学者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经验和价值文化，并努力在已有经验和价值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构建。

　　国别和地区研究范畴亟待拓宽

　　与会学者认为，相较大理论研究的创新困境，中国的国别、地区研究实际上有着较好的历史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一部主任范勇鹏提出，1840年以来，中国人始终追求对于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整体性把握。但由于亡国灭种的威胁，思想界更关注“器”的层面，因而对国际关系本质进行理论化思索的努力常常被思想史编撰者所忽视。这一时期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知识和理论得到重视，这是国别、地区研究兴起的原因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学界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和东西方冷战，国别、地区研究更加兴盛。9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理论的传入和大学评价体系的转型，理论和方法论得到空前重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更加规范化，但同时也出现了价值迷失和国别、地区研究相对冷落等问题。近几年，要求重视国别、地区研究的呼声日涨，但国别、地区研究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家利益和实力的发展，脱离学科发展的深层动力，切忌出现工程化的浮躁心态。

　　事实上，当今的国别、地区研究在概念和层次上同以往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表示，国别研究不仅仅需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外交原则，还需要了解包括历史文化在内的国情，其概念甚至可以上升至“文明”层面。李少军认为，应将国别、地区研究置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内，从而给理论一个更宽泛的界定。这也是其对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对外政策须落在实处

　　无论是大理论研究抑或是国别、地区研究，归根到底都在为中国的外交服务。对此，与会学者分别从国际体系转型、大国关系、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等方面展开讨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武心波表示，中国外交虽然政策延续性上表现较好，但在外交理念方面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仍然是重战略轻战术，重大局轻局部，重内轻外。相对不变的中国外交与巨变的世界之间差距明显，导致中国外交往往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至于大国关系，关键还在于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主编林利民认为，中美关系目前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期，这种稳定是一种结构性的稳定，可能会维持20—30年。所谓的美国战略东移，不过是虚多于实、政治多于军事，我们不可视而不见，但也不必过于紧张。陈玉刚则认为，美国战略东移是涉及国际体系转型的问题，表明各国正在进行大的战略调整，这种调整是一条全新道路抑或是对历史的重复，还有待观察和考量。

　　针对中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王存刚强调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必要性。首先，在国家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口，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只会对自己不利。其次，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自身实力的全面提升及其外溢效应所致，所以从逻辑上讲，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居于主动地位的。因此，对于正面临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挑战，要积极应对。

　　与会学者强调，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要破解的难题还有很多。决策者、战略思想家应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足够的战略耐心。在思考、制定和实施对外战略时，明确大国之道在于“知其雄，守其雌”，掌握好国力发展与对外战略调整之间的微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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